李维安:“宝万之争”促进公司内部治理机制 但不能过度防御


来源:和讯创投 更新时间:2016/11/30 阅读次数:286

      由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和清华国家金融研究院共同主办的企业并购与信用杠杆专题讨论会暨《规范杠杆收购,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基于“宝万之争”视角的杠杆收购研究》报告发布在京举行。在第二个主题讨论之前,天津财经大学校长、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院长李维安发表了主题演讲。

      李维安在演讲中表示,过去企业只注重公司管理二不重视公司治理,这次“宝万之争”对内部治理机制有一个很大的促进作用,导致了600多家上市公司自发修改章程,加上了发敌意收购的条款。他提出,治理机制的设计,制度的预先性非常重要,原来是不做制度设置,但现在又出现了问题,即防御过度了,这样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以下是李维安的演讲实录:

  李维安:尊敬的吴行长、忠民理事长,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我从公司治理这个角度谈一谈宝万事件。

  刚才听了吴行长包括前面各位谈的,如果时间来得及,一个是对宝万之争带来的治理启示,第二是企业并购和公司治理,第三个,研究报告非常好,还有没有一些其他问题需要继续探讨。

  “宝万之争”从我们这个角度来看,最典型的公司治理的案例。一个标志就是,导致了600多家上市公司自发的修改章程,加上反敌意收购的条款。原来我们讲公司治理,老总们都不听,我们讲章程很重要,他说章程就一张纸,不重视,现在都认为很重要。这个案例我们认为是真正的一种市场型的并购,在公司治理当中,我们把并购包括杠杆这些,都看作外部治理机制,它对内部治理机制有一个很大的促进。

  为什么这样看,从2015年到现在,最大的并购都是发生在央企,我们已经发现有十对二十家,从南北车到现在的中国建材,这是最大的,都是世界级的500强的并购。但是这个并购悄悄的,非常顺利,按他们说的一点问题没出,这么大的并购都完成了,非常好,但你这么个小并购还打得人仰马翻。我就说,你们搞这些并购都是演戏,文件都弄好了,通过董事会,然后就完了。各方才能看出来,通过实战才能看出来,野蛮人对你,你的弊端在哪,才能看出来你的杠杆到底效能如何,才能看出来我们各方的弊端,对大家才是个典型教育。这个是最典型的治理案例,但是我现在就怕,别出现最坏的治理结果,如果出现最坏的治理结果,就是各方都盼望以求的某种力量借助,拿个结论,干掉了。好多人都希望有个结论,说这么长时间没有结果,你要什么结果,过程就是结果。同时也显示了,大家也明白了,不能光抓管理,治理和管理是要一起抓的,因为万科最明显的,管理上大家都没有挑刺,搞得最好的是房地产商老大,但是王石的地位岌岌可危,自己也感觉到在治理上遇到问题,所以人家乘虚而入。同时在应对上,这几天也经常道歉,也反映了这个。

  第三个,我们说所有的治理机制的设计,制度的预先性非常重要。宝能进去以后,大家提出了很多这方面的所有的注意机制,包括各类的主意,我们说都需要股东大会设计以后章程列入或者提前授权给董事会,你才能启动。等大股东进去以后,你这些都是马后炮。所有的预先性的设置我们要考虑。但是有一个问题,现在我们又发现,原来是没有设置有问题,现在我们发现又防御过度了,最早我们是90年代末跟联合国贸发会议一块做比较公司治理的,其中一个数字是中国面对敌意收购的上市公司自卫机制基本不设,这个比例低,后来没设。现在都设进去了,但是你过度防御也不行,包括这些条款大家都知道,我们原来讲的自卫机制就是防盗门,不是说放客人防小偷,现在你设了以后,有的人把门都焊上了,进不来了,并购不能发生了,并购是很重要的永不机制,那有问题了。大家感觉你过分了,但是没有规定。比如说高管因为敌意收购而被免职,那你发放他高额退休金,发放他原来离职金多少倍,原来写个3、5倍就了不得了,我们现在写十几倍、几十倍。我们说股东大会提议百分之多少,比如3%、5%就可以,这个写15%以上,还得持股两年、三年、五年以上,后来五年都不能开股东大会。这就是过度了,这也不行。

  另一个,你让上市公司明白,你是面对两个上帝,一个是客户,商品服务市场上,一个是资本证券市场,你的投资者、利益相关者是你的上帝。现在认识到了,因为我们知道万科的本身,这么好的上市公司,股权分散,市值偏低,对投资者、中小股东来说意味着什么,别人不进,宝能不行了恒大还进来,他有机会。我们要把管理做好,都到位了,还要考虑投资者、出资人的回报收益。包括最近几天,有的在股东大会上高管对股东发火,这种情况下不会出现在订货大会上,对顾客不会发火,这都是你的上帝,对顾客你是CRM,对股东你是IRM,我们经常说你要做投资者关系管理,我们只不过去上市路演的时候态度比较好,回来态度就不行了,因为路演的时候为上市,态度非常好。我们经常告诉大家做投资者关系管理,这一次认识到这一块了。

  再一个是治理流程的重要性,管理层强势,原来我们叫“宝万之争”,后来由加了个“华”,华润。原来说是最好的标准的控股股东,华润最后也反目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决定重大事项的治理流程。华润提出来,地铁这么大的事进入,怎么不告诉我们,这边说春节拜访的时候不说了吗,他说刚开股东大会二十多项,怎么不上这一项,他说按规定的可以不上,按规定不上怎么以董事会名义披露,等等这些问题。这就说明治理流程不被重视。你搞公司治理结构机制到治理流程,现在应该也感觉到这些设计和考虑的重要性,包括今年,你们在座的都是金融机构的,我们做了15年公司治理评价,今年发布的公司治理指数,金融机构,以前都是搞的比较规范,今年比去年还是比较高,但是比去年自己下跌,我们发现为什么今年的金融机构的治理指数下滑,一个重要原因,限薪问题和跳槽,我们提出限薪本身就是国企、国有商业银行、国有金融机构的限薪,本身就有治理流程问题,你原来是想拿着市场化的薪酬,同时又要着行政级别,你不能吃两头,改革应该是去掉行政级别,拿市场化的薪酬,有竞争的。现在是想让你确定你是任免的行政级别的,所以让你限薪。所以我们说改革流程包括治理流程,应该倒过来。

  再一个,独董这次也提出来了,原来说独董不发声,这次发声了,又提出来了独董不该说的也说了。这里面又一个问题,我们关于独董的规定,上次公司法修改的时候就要加进去,要大动,但是到现在还是个试行规定,快二十年了,也需要进行界定规范。

  再一个,银证保三会监管割裂,我们也去调研过,都是不大愿意进入别人监管的边界,人家的事情你不好进。这个情况下就要考虑了,我们原来叫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现在不光混业了,现在混业融资了,杠杆融资,多方面的,这里面就需要在监管上如何进行考虑整合。

  再一个,这个报告当中也提出来了,对万科,我们说这种从某种意义上的创始人,把万科带起来的王石,他的控制权应该怎么保证,除了他自己设置以外,包括课题当中也提出来了,马云上市到香港上不了,独董这些新的形式,这些优秀的企业家,这些控制权,是不是一股一票,还是说应该怎么考虑。现在提出来,我们说AB股制,我们课题提出来探讨国外的AB股制,我想比较可行的是,我们现在适应网络经济发展的需要,互联网公司的需要,放开了对上市公司强制性的盈利要求,烧钱的公司也可以上市,这本身就适用这个,不是传统的公司上市,你赔钱不能上。适应网络经济的需要和现在当前创业人的需要,我觉得在中国比较可行的是先一步放开控制权的优先股,这个在法理上一点不受障碍。大家知道,我们现在一讲优先股,那就是收益权。马云上市,他要的什么,我不要多少收益,我就要我这二十多个合伙人对半数以上董事的推荐权,我还不要AB股,AB股是投票的是A乘多少B,干脆不改别的,就是告诉你,谁也没讲优先股只能是收益权的优先。像马云这些互联网公司,像万科王石这些,实际上可以给他赋予控制权的优先股,在收益上给他一定的限制,这个我觉得法律上没有问题,规则上可以弄,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创新。

  这次搞公司治理,普及教育,把最基本的公司治理原则准则都普及了,有的人比如说资本可以任性,叫你走人你就走人,这都错了,这都是原始时代治理的要求。我们公司治理,现在竞争都不是原始竞争了,原始竞争是你死我活,现在都讲集群、产业链,别人都不在,光你在,你能生产吗,现在公司治理也是,公司治理强调利益相关者,如果公司法还是出资人的话,这个资不光是资金所有者,债券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管理资本都进来了,谁也不能任性,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OECD都承认了。我们现在很多人说公司治理,还说资本任性,叫你走人就走人,那是原始的,还说上来把你全干掉,还是原始的。黄光裕那时候,把陈晓董事长干掉不说,又干掉几个背叛他的董事,那就通不过了。这次宝能更厉害,一个提案,说所有全免掉,那谁来干,资本就任性。开玩笑,社会责任,这么个企业,你全免掉,问谁干,不说,最后说给他们点教训。你开玩笑,你都对立起来给他们点教训,那不行,太任性了。我们现在各块太任性,都说我是公司治理,拿公司治理当打斗的工具,媒体宣传也有关系,我最讨厌媒体问我,你搞公司治理的,中国的独董制度是不是失败了,我说为什么失败,说和老板叫板的打起来的很少,我说你太坏了,现在都是和谐治理。我最怕出现大家经常说,将来什么结果,前一阵我说,解铃还须系铃人,最怕出现的结果都找靠山,最后非市场的力量一定局,大家最后都不通过市场了。再一个最坏的结果我就不好说了。

  并购与公司治理,我们把并购作为治理的外部机制,并购对公司治理的积极影响,有很多提出的,包括各类的观点和理论,并购方、收购方、控制权对治理的负面影响也是有,因为任何一个公司治理行为都有正面的负面的,我们是放大正面,尽可能缩小负面效应。刚才吴行长讲了,我们和美国80年代基本相同,当时我们就是第四次,美国历史上的几次并购,80年代第四次就是杠杆收购开始。实际上我们现在因为走出去都与这两方面结合在一块,我说万科重要就在这,我们很多走出去案例失败的原因就是在国内都是演习,以为都懂了,一出去,一实战都不行,我们就遇到这个过程。

  再一个,反并购措施与公司治理的关系。反并购措施,一种是董事会决定模式,再一种是股东大会决定模式。最新的OECD2005年版现在修改,我们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也有相应的修改,但是他对关于反收购条款的规定还是基本一致,也就是应当允许公司控制权市场以有效的透明的方式运作。再一个,强调了他的信息披露、价格公平透明原则,再一个反收购工具不应成为管理层和董事会规避问责的庇护工具,也就是你不能过度防御,核心在于防止反收购工具妨碍控制权市场功能的发挥。实际上所有的立法和美国的市场也是,你过度并购了,这时候就要限制,如果限制过高了,立法就要给你把墙壁打开,要不没有并购市场了,这就是一个矛和盾的关系。我们现在实际上就处于原来没有反并购,现在大家弄反并购了,也不能过度,经过发展,逐渐的经营者知道了这个办法,他纷纷往上加,这时候立法包括规则考虑过度。关于这个,相关研究也有,关于反收购条款对公司治理的相关研究,包括这几大类条款,它的作用机制,对公司最后业绩、价值的提升,到底有没有作用。

  研究报告做得非常好,吴行长和忠民理事长带队,提的问题切中要害,包括讲的资料详实、分析透彻。我们觉得从公司治理角度,是不是更加需要进一步研究和重视,分别应该从公司层面、市场层面、监管层面,看这次对并购杠杆收购,对公司治理,本身它的内部机制的完善,对外部机制的完善,然后对整个外部市场,然后还要考虑到从监管层面如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因为治理风险也算这里边的一块。

  再一个就要考虑到,我们现在有个深层的问题需要考虑,我们国家现在两个法系在公司治理上都遇到了,我们公司法是大陆法系,遵循的是委托代理理论法理,证券法主要是用英美法系,遵循的是信托理论法理。看起来没有什么,一遇到实际的事,两边打仗,举个例子,我们前一段要搞很重要的公司治理是股东诉讼,叫消费者打官司。股东诉讼最后要干什么,我们就遇到法系的问题了,英美法系,被告你要证明自己无罪,大陆法系是谁告状谁拿证据,结果我们就麻烦了,中小股东是弱势群体,他告大股东告公司,他去拿证据人家不给,前一段集体诉讼还要盖章,人家说盖章干什么,说告你,告我给你盖章吗。现在法系就是这样,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举证倒置,我们的法系是倒过来。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大陆法系一般的并购都不多,因为完全是股东委托代理,你是个代理人,英美法系是信托理论,有一部分产权使用权,受托方就可以用了。所以反敌意收购的措施,董事受托了。上次郭铭在香港上市,他一上完市,占有70%多股份的时候,还没有套现的时候,开股东大会,修改章程,搞了三项授权,一项是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董事会人数和董事人选的权利。第二项,定向增发的权利,第三项高管激励的权利。这个授权不受时间限制,结果他套现,他这就是英美法系。我那时候到香港,我说你们也应该改改,一授权,把股东大会如果全收购了怎么办,我说马云知道上你们这上市很容易,为什么,他就要那点权利,上完市以后,正好现在孙正义、微软和雅虎一直催着说就应该给马云这个权利。这也不行,过度了。现在看来,我们内部治理的法律法规远远大于供给,跟不上,因为所有反敌意收购的,比如说日本的相互持股、环形股份,到底持多少他都有限制,我们都没有限制。回购本公司股份,也没有限制。现在这块跟不上,当然这种再立法那就很大了。

  再一个是刚才讲的,我们讲的资本或者出资人应该是广义的。本身我们最大的问题,讲杠杆收购等等,公司金融机构本身的治理问题,监管机构本身的治理问题。你现在必须认识到金融机构已经从治理者到被治理者,这块怎么办。你光想怎么限制别人,你自己本身,而且现在金融机构,除了银行我们加了一个限制,如果不加限制,你们本身也会被人并购掉,你这个怎么考虑。证监会前一段郭树清当主席的时候,提出一个交易所改制的问题,这应该清楚吧,当时让我在中粮集团给他们辅导,我去辅导的时候,我一看吓一跳,全是各交易所的老总,包括证监会,我说你们让我讲公司治理,搞改制,交易所要改改制,他们第一步深交所、上交所建立了监事会,董事会没建先建监事会,结果现在都停了。交易所本身,包括会管单位,在香港联交所、美国纽交所都是上市公司,我们现在还是会管单位,名义上是叫非营利组织,那是本身你治理问题。所以我们要考虑,因此不光企业去行政化,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去行政化也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