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文轩:引入延迟薪酬创新公司治理,建立风险控制长效机制


来源:扬子晚报网 更新时间:2016/05/25 阅读次数:182

5月22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研究院举办了第四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功能升级与科创中心建设国际论坛。英国爱丁堡大学金融学教授、亚洲金融协会董事侯文轩做了 企业风险控制的演讲。侯文轩教授认为企业管理层养老金亟待改革,需要引入延迟薪酬,运用内部债券来增强管理层的长期风险意识和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

侯文轩首先介绍了公司治理与风险管理领域的一些新的发展。性别能够决定风险偏好。男性比女性更喜欢冒险,倾向做不确定性比较高的决策。男性个人投资者交易 股票更加频繁 ,男性总经理在并购和增发方面更加积极,但是市场的反应却比较低。这也是推动欧洲近几年董事会改革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西班牙和挪威要求上市公司40%的 董事为女性,在瑞典,该比例是25%。不达标的上市公司不允许继续开展业务。

侯文轩接着介绍了文化对于风险偏好的影响。文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宗教。东方和西方产生的宗教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地文化中的价值观。西方宗教比东方宗教 更能抑制人们对风险的追求,因为东方宗教对于“无常”抱有豁达的态度 。以佛教、道教、印度教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并不会增强人们防范的风险意识。中国传统文化也推崇高风险的策略,有富贵险种求的说法。

对风险的追求可以在一些方面推动社会发展,比如研发和创新。因为创新和研发的失败率比较高,需要社会对失败和风险有所宽容。在美国博彩文化比较浓厚的市 县,企业研发投入比较高,研发产出和研发质量也相对较高。但过度追求风险带来的负面的效应也是显而易见的,关键在于企业和个人对最坏的结果是否有承受的能 力。

侯文轩着重介绍了中国公司治理在风险控制和可持续发展方面亟待推出的创新举措。他认为企业管理层养老金改革势在必行。现行企业高管的养老金只主要是依靠确 定给付养老金,即“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该保险在计算养老金公式上不分参保人员性质、包括私企和国企的职工和干部。它的替代率非常低,而且与高管退休 以后公司的表现的毫无关系。这样的养老金政策仅有“保障生活”的功能,不但不能发挥治理机制,过低的替代率还会起到反作用,比如经济领域的“59岁现 象”。

中国国企和私企对管理层激励的主要方式分别是政治升迁和股票或看涨期权。这些激励方式虽然和公司的表现有关, 但相关性只存在于公司表现较好的时候。较好的业绩可以增加国企高管升迁概率和私企高管的期权价值。但较差的业绩,只要不是因为违法违规导致的,并不会导致 国企高管被政治降级,或者导致私企高管的期权价值低于零。对于持有期权的高管财富而言,只有股价最高点有多高有关,最低点有多低并不重要。这会导致企业高 管倾向进行风险比较高的投资和决策,从而在公司股票波动到高点的时受益,股票朝低点的波动只会影响外部投资者的财富。

谈到如何依靠创新薪酬设计来增强投资者保护,侯文轩介绍了延迟薪酬或者内部债券的使用。在国外被称作Deferred compensation和Inside debt。创新的方式是把在高管在任时应得收入的一部分按照约定利率延期到退休后支付 。延期支付使管理层同时成为企业的债权人,兑付能力取决于高管达到退休年龄后该公司在当时的经营情况和支付能力。这样就有效使得管理层对于公司长期风险和 永续经营有真正的关注,并且兼顾其他债权人的权益。即使高管知道自己在任期结束后可能会换工作,也会因为对内部债券价值的关心,在任内不做有损于公司长期 发展的短期行为。

内部债券在美国和日本的效果已经开始显现。使用延迟薪酬的公司和银行对风险的把控比较好,公司的表现更优 。因为内部债券和公司债券的优先级是一样的,延迟薪酬还可以增强包括银行在内的债权人的信心,降低企业债权融资的成本。侯文轩认为养老金薪酬创新是在当前 阶段深化中国金融市场治理机制的重要突破口。他强调,延迟薪酬的使用要遵循公平和透明的原则,董事会要依靠高管个人贡献和业绩来设计延迟薪酬,并及时向投 资者公布。

本届国际论坛由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研究院、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上海市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和爱丁堡大学联合主办,吸引到一百多位海内外政商学界嘉宾参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