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我国法律对不同的市场主体采取的是区别对待的法律,这方面体现在权利义务不对等、税率不一样上。比如以前中国的公司和外国的公司享有的税率就不一样,外资可以享受各种优惠,但内资没有,这很不公平。国内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与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享有的权利义务都不一样,受保护的程度也不一样。无论是立法、执法、司法层面,非公经济都处于 “弱者” 和 “从属地位”。不被主流价值观所认可,在市场经济的夹缝中艰难度日。随着法治的不断健全,特别是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国有经济的某些弊端也日益凸显,而非公经济的优势也越来越突出。因此,非公经济的地位和形象也在变化,给人一种丑小鸭变凤凰的感觉。目前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民营企业如:苏宁、联想、华为、万达、吉利、万科、美的等。这是法律对各类市场主体的平等保护的结果。其实,无论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私营业主、个人合伙企业、农村承包户,都在市场经济中不同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大树有大树的价值,小草有小草的作用,世间万物之所以存在就有合理的一面。
最高人民检察院作为最高法律监督机关,能够认识到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保护的重要性将会进一步推动非公经济的发展壮大。以前我只是注意到各地政府发出此类保护非公经济的声音,此次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发文,意义非凡,影响深远。
非公经济绝大部分 “个头弱小”,容易成为社会和公权力侵害的对象,应加强保护
大型国有企业或者国有控股、参股企业一般组织结构健全、公司治理规范、制度完善、措施到位、监督检查有力。这些国有经济体不仅设有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而且有工会;不仅有安全保卫部门而且有纪检监察系统,能够有效抵御外来侵害并有效进行风险防范。但非公经济的情况就不一样了。虽然目前非公经济的总体量在不断增加,但就个体而言还是个头偏小,体质弱小。这些非公企业虽然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设立,但大部分组织机构的设立是为了应付工商部门的要求,其实形同虚设或者名存实亡。表面上看有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但实际上根本没有运作,甚至会议都没有召开过,因此,公司治理无从谈起。这样的公司大部分是家族公司或者夫妻公司,只有两个自然人股东,一个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要么没有股东会或者董事会决议,要么不规范,不符合公司法的要求,这样的非公企业容易产生各种法律风险。
正是这样的非公企业比较 “弱小”,容易被犯罪分子盯上,因此成了 “黑恶势力” 犯罪收取保护费的对象,盗窃、抢夺、敲诈勒索、哄抢非公有制企业财物的犯罪时有发生。从内部来讲,由于公司治理不规范、制度不健全或者落实不到位,职务侵占、挪用就频繁发生。
由于这样的家族或者夫妻企业法治观念淡薄、不能正确区分公司财产和个人财产,他们认为这不是犯罪,就是 “左兜” 出来、“右兜” 进去的事情,充其量是违法财务制度的行为,反正都是自己的钱。
另外,不容忽视的是,正是以上非公经济的短板,也往往成为公权力侵害的对象。本来是企业之间的经济纠纷,特别是国有企业和非公经济之间的经济纠纷,但由于国有经济的 “强势”,非公经济往往被拖入犯罪的境地,遭受不客观公正的司法待遇,这样的现象不是个例,带有普遍性,应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 “意见” 等于给公权力打了预防针,告诉他们经济纠纷绝不能按犯罪处理,切实保护非公经济的合法权益,作为最高法律监督机关,这样的宣示、表态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可以预见,非公经济的司法春天已经来临了。
“官商勾结” 是非公经济的 “毒瘤”,应当根除
现在我们的文化宣传存在一个问题,我们的历史片如《胡雪岩》、《左宗棠》都在宣扬或者灌输一种 “官商思想”,认为中国自古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商人,不与官家合作,很难做生意,很难发财。古代的盐商就是典型的例子,盐商是官办民营。由于中国历史的原因,很多非公经济的负责人有着根深蒂固的 “官商情结”,认为无论做什么都要找一个当官的,这样才能有钱赚,出了事有人保护。目前媒体披露的大部分贪污腐败案件,都显示官商勾结、垄断经营、暗箱操作、破坏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大家一个跟一个学,导致的恶果就是每一个非公企业的背后都有 “官影”,这很不正常,需要改善。当然,非公经济之所以出现如此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是被逼无奈。你不找关系他找关系,你没有靠山他有,结果吃亏的是老实人,是没有关系的企业。目前我们的经济环境大有改观,“公平竞争” 在逐步确立,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还存在很多走后门托关系做生意的现象,如果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依法行政、执法公平、司法平等,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官商勾结的现象,让企业走上真正依靠技术、人才、靠公平竞发展的良性之路。而最高人民检察院该 “意见” 的出台,无异于在扮演医生的角色,从根本上割除 “官商勾结” 的经济毒瘤,促进非公经济良性、健康发展。
办案过程中对非公企业查封、扣押、冻结、拘留、逮捕等人身、财产强制性措施的必要性审查
我注意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该 “意见” 第 9 条明确指出:对于非公企业涉案人员在人身强制措施方面少用、慎用拘留、逮捕,对企业不轻易查封企业账册,不轻易扣押企业财物。这是一种司法的进步。有多少民营企业法定代表人因被非法拘留、逮捕而企业瘫痪歇业;又有多少非公有制企业因财产被非法查封、扣押、冻结而无法正常生产经营最终倒闭关门。在国外,侦查机关在办案过程中需要限制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或者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不能由侦查机关说了算,应该向法院申请,获准后方可进行。但在我国,拘留犯罪嫌疑人的权力和扣押、查封、冻结财产的权力在侦查机关,这种没有制约的侦查权容易导致权力滥用,损害非公有制企业的合法权益。其实,在未经人民法院最终宣判有罪之前,只能推定其无罪,因此这些限制人身自由和查扣企业财产的行为应尽量限制或者少用。
当然,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此次出台的不是司法解释,仅仅是 “意见”,其效力该怎么理解呢?我认为,既然是意见,肯定要引起社会各界包括司法界的重视,在某种程度上这对非公有制经济释放了一个积极乐观的信号。这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长足发展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