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维安 (系天津财经大学校长、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院长。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南开大学商学院徐建对本文亦有贡献)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不仅催生了阿里巴巴等新兴商业模式的出现,而且推动了网络治理模式的创新。比如,依托互联网技术,阿里巴巴的商业模式已经涉及B2B、B2C、C2C、网络支付、网络贷款、云计算和大数据等多个业务;紧跟“开放、平等、协作、分享”的互联网精神,阿里巴巴的业务又在不断超出原来的供应链与产业链模式,扩展到物流、搜索、地图、娱乐、医疗健康等等多个领域,进而打造一个开放、协同、繁荣的商业生态系统。
互联网催生治理创新
如果说互联网的发展是技术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是管理创新,那么阿里巴巴为重组治理权力、升级生态系统而采取的合伙人制度则是治理上的创新。
支撑互联网商业模式、升级商业生态系统都需要大量资本,引入投资者就成为创业企业发展的必要选择。然而,在引资中创始人如何运用博弈之道、守住控制权就成为企业基业长青的关键。在发展过程中阿里巴巴先后引入软银赛富、雅虎等投资者,在获取创业资本的同时也使雅虎成为第一大股东。
为重新获得控制权,马云创始人团队所做的第一阶段的努力就是股权回购。然而根据2012年5月份雅虎与阿里巴巴签署的协议,“阿里巴巴有权以其上市价回购雅虎所持剩余24%股权的一半,或是容许雅虎于阿里巴巴上市时沽售这些股份予第三方,但先决条件是只适用于阿里巴巴2015年底之前上市”。为了平衡扩张急需资本和永续经营需要控制权之间的矛盾,阿里巴巴根据高科技网络企业的特点创新性地采取了合伙人制度的治理模式,并借此于北京时间9月20日顺利在美国上市。
大股东缘何支持阿里合伙人制
马云提出的“合伙人”制度是在公司章程中要求设置提名董事人选的特殊条款,即由一批核心高管组成“合伙人”,来提名董事会中的大多数董事人选,而不是按照持有股份比例分配董事提名权。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制度本质上类似给予马云等合伙人控制权优先股。但任何权利都是对称的,正如现行的优先股制度要求获得收益权优先时需要让渡控制权,马云等要求控制权优先的机会,就应该在收益权上也有所放弃,然而马云等人却没有让渡收益权。
为什么马云等人在并未让渡收益权的情况下,雅虎、软银赛富等大股东却没有提出异议,反而支持合伙人制度顺利通过?深层次原因在于:网络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治理模式的创新。传统的公司治理模式以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的垂直链条为主要形式,通过契约关系对委托—代理各方的责、权、利进行配置,在保证各方利益的基础上能够实现公司决策科学化。在网络经济时代,阿里巴巴等网络高科技公司的知识和技术是其最重要的稀缺资源,信息技术的结构嵌入直接影响到网络高科技公司的权力配置。
在这种网络组织中,控制权对技术持有者至关重要,是技术能够自由流动、使用和发挥应有效果的保障,继续沿用“垂直化”层级的治理模式,无法使技术在自由流动、使用和充分发挥效果方面起到作用。如果管理层对公司的类似技术具有专有权,单纯强调以股权方式来提高管理层的承诺就如同“空中楼阁”。所以对于网络组织来说,“垂直化”治理模式已经不再适用,需要调整以技术核心为主的管理层在治理链条中的位置,逐渐向“扁平化”治理模式发展。
互联网的发展推动了网络治理模式创新,但从实践来看,很多管理创新已经落后于技术创新,公司治理的创新又落后于管理创新。阿里巴巴估值达上千亿美元,其在美上市创造了最大的IPO神化。然而,如此大规模的IPO却不能优先惠及国内,沪深上市无望、香港上市受阻,最终只能使阿里巴巴转赴美国。究其原因在于中国治理制度的创新已经远远落后于技术创新。因此,我们不仅要呼吁技术创新,也要不断推动治理创新。
本文来源:企业观察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