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治理风险 警惕问题高管


更新时间:2014/10/23 阅读次数:114

作者  李维安,系天津财经大学校长、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院长。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南开大学商学院徐建对本文亦有贡献

  十八大以后,多名上市公司高管因经济问题纷纷落马,涉及石油、电力、通信等多个行业。国企高管出现问题的多发区域为财务管理领域,如贪污、职务侵占、挪用公款等,而民企高管的涉案领域多为融资环节。2013、2014年两年间涉案的高管就多达百人,所涉案件又往往“拔出萝卜带出泥”,多家上市公司的股价因而受到波及,上市公司的高管问题再次引起关注。

  公司治理改革的路径是从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转型,而经济型治理的基础是市场和公司治理制度。

  上市公司在最近两年频频曝出问题高管,间接原因在于十八大以后资本市场监管力量的加强,根本原因在于“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治理失控”。在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转型的过程中,经济型治理结构得以构建,但是相应的治理却尚未形成,造成公司高管制衡力量的缺失,最终导致上市公司在弱化行政型治理的同时,职务侵占、关联交易、非法融资等治理风险不断累积。而当资本市场监管力度加强时,由于外力作用,治理风险便瞬间释放,从而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

  国企变行政手段为经济手段

  据统计,国企问题高管多数与其利用手中权力,在招标、工程建设等过程中贪污受贿、暗箱操作有关。总结来看,权力失衡是罪魁祸首。权力失衡的原因无外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权力来源方面,国企高管大部分由政府或政府组织部门任命,使下级难以对其形成有效的监督。二是股权制衡方面,大多数国有上市公司一股独大,使中小股东难以有效监督大股东推举的高管。三是董监会制衡方面,董监会成员多是大股东推荐,并且又多注重社会联系,使董事会、监事会职能虚化。

  因此,国企警惕问题高管,首要的不是采取反腐、双规以及限薪等行政型治理手段,而更多地要使用构建经济型治理结构等经济手段。第一,市场化选聘高管,封死国企高管“亦官亦商”的命门,从权力来源上解决国企高管的超级权力问题;第二,进一步推进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股权的多元化对国企高管权力进行有效制衡;第三,多元化董事来源,强化董、监事的实质独立性,完善董、监事考评机制,通过加强董事会、监事会的有效性在权力行使方面对国企高管进行有效监督。

  民企谨防行政型治理同化

  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民营上市公司在融资条件、政府政策等方面具有天然的劣势。为弥补这些劣势,民营企业从行政型治理阶段官商结合的“红帽子”到政治联系依赖阶段的“亲密资本”,逐渐演变为现如今的“行政型治理同化”。民营企业学会了国有股的坏孩子效应,又开始效仿国有企业行政化的坏孩子效应。当然,我们也在研究中发现,行政型治理可以为民营上市公司带来避税等积极效应,并有利于其提高生产率。但是,行政型治理的不适应,也会使民营上市公司引火烧身。例如,四川明星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等高管的免职就被指与中石油腐败案有关。

  行政型治理关系处理得不当,终将成为民营上市公司潜在的治理风险,而治理风险一旦累积,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民营上市公司在利用行政型治理关系为自己争取发展机会时,还要谨防行政型治理同化,弱化政府后盾以完善自身的公司治理制度。只有通过公司治理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加速成长,民营上市公司才会实现由劣势到优势的逆转,变“政治献金”为“优势互补”。例如,政府部门会在政策上对优势民企优先支持;国企发展混合所有制也会首先考虑吸纳优势民企的加入。

  大批问题高管的出现,给企业和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这一方面反映了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全面深化改革的魄力以及发展和完善资本市场的力度,另一方面也是公司治理转型中累积风险的释放过程,对于推动中国公司治理由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转轨、强化中国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建设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本文来源:企业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