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经纬:中国公司治理改革三阶段


更新时间:2014/09/23 阅读次数:172

  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安然、世通事件凸显了公司治理的重要性,十年后的国际金融危机再次强化了理论界和实践界对公司治理问题的重视,公司治理理论与实践开始呈现爆炸式增长和“丛林”态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又为国家治理改革指明了方向。从营利组织的公司治理到非营利组织治理再到国家治理的改革路径逐渐明朗。中国公司治理改革走过了公司治理结构构建、公司治理机制建设、公司治理有效性提升等三个阶段。

  初始阶段:治理结构构建

  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主要目标是使公司治理“有形”,主要特征是建立和完善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等议事机构。
  1992年10月国务院证券委和中国证监会成立,分别作为证券市场的主管机构和监督执行机构,标志着资本市场的外部监管体制逐步形成。1993年4月国务院证券委出台《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初步明确了公司章程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公司治理架构要素等方面内容;1993年6月,中国证监会又颁布《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试行)》,对股东大会、监事会会议的监管事项加以明确;1993年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并于1994年7月正式实施,将股份公司运作及股票发行与上市进一步具体化、法律化,尤其是明确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三会”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雏形形成;1998年中国证监会与国务院证券会合并,中国证监会的监管职能更加集中;1999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又首次以文件形式提出法人治理结构概念,明确提出“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充分发挥董事会对重大问题的统一决策、监事会有效监督的作用”。至此,中国的公司治理改革走过了以“绕过计划经济的框框、突破计划经济束缚”为主要特征的“广义违规”阶段,开始进入到公司治理改革的合规阶段,不断在“形”上符合治理要求。

  深入阶段:治理机制建设

  公司治理实现科学决策的目标需要内部或外部的制度或机制来协调公司与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需要公司治理改革的相对深入,即公司治理机制需要进一步建设。
  2001年8月,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颁布,正式引入独立董事制度,与已经形成的监事会监督机制形成有益补充;2001年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课题组”和国家体改研究会联合发布《中国公司治理原则》,在此基础上《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于2002年1月正式出台,对上市公司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起到了推动作用;从2002年开始,中国证监会联合相关部委或独立先后出台《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等规定,从股权治理机制方面对公司治理改革进行了探索;2005年10月新《公司法》颁布,复原股东大会功能,确认了股东的会议召集权和提案权,完善了董事会的“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强化了监事会在弹劾、股东会召集与主持、提案、起诉等方面的职权,为加强股东权益的司法保护,还确立了股东派生诉讼制度。

  深化阶段:治理有效性提升

  中国的公司治理改革经过初始阶段、相对深入阶段,已经基本形成“治理有所依、治理有所约、治理有所得”的良好局面,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治理质量得到明显改善。但仍然存在“形似而神不至”的尴尬,所以公司治理改革还需要不断深化,治理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高。
  目前治理改革的突出问题:第一,公司治理“天花板效应”突出,中小企业板、创业板的治理水平在保持了推出以来的持续高增长后,2013年开始下滑;第二,行政型治理有所回潮,政党治理、社会治理等治理方式开始回归国企;第三,董事会职权有所虚化,特别是官员型独董的监督作用存疑;第四,高管长期激励约束机制亟需改进,目前的短期激励方式效果有限。为此,在深化公司治理改革阶段,治理有效性当然就是风向标。具体而言,为提升治理改革的效果,可以从以下方面加以突破:从强制型治理到自主型治理转型,尽快建立上市公司自主提高治理水平的动力机制;从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转型,按照自下而上的流程梳理治理改革路径;落实董事会职权,做足董事会决策权和选聘权的回归;重视经理层选聘与激励,侧重激励约束的长期性、动态性和市场化。

来源于 企业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