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国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遵循着一种以董事会为中心的公司治理模式,这既是一种明确的公司法律规定,也是一种蕴涵在其长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历史背景中的自然演进过程。中国1904年的《清公司律》明确设定了以董事会为中心的公司治理模式,但一直到今天都没有真正地发展成为现实。这其中,有我们自身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不匹配因素,也与我们对董事会中心公司治理模式的核心概念和原理的理解不足有关
| 文 · 仲继银
美国太平洋大学麦乔治(McGeorge)法学院教授富兰克林·格瓦兹(Franklin A. Gevurtz)“公司董事会的历史和政治起源”一文,在讨论了董事会中心公司治理模式的核心含义和各种理论之后,又从历史和政治两个方面对公司董事会进行了溯本求源,这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公司董事会是如何产生的及其为什么在中国会水土不服。这里我们主要依据该文,对董事会中心公司治理模式的基本含义、核心概念和有关董事会存在必要性的理论解释作一简要评述。
董事会中心公司治理的基本含义
董事会中心公司治理模式的基本含义是,公司应该由董事会或是在董事会的指导之下进行管理。
英国《1844年合股公司法》已经确立了这一现代公司治理的基础规则。“董事是指导、处理、管理或监督公司事务的人”(英国1844年合股公司法第3条,虞政平主编《英国公司法规汇编》第42页,法律出版社2000年11月第一版)。“成立公司必须至少三位董事和一位或更多监察人”(第7条,前引书第44页)。“股东投票选举产生董事和监察人”(第26条,前引书第53页)。“董事们根据本法和公司章程处理和管理公司事务,任命、解聘公司秘书和公司职员,举行定期会议及临时会议,任命主持这些会议的主席”(第27条,前引书第53页)。
美国标准公司法第8.01节规定:a.每个公司必须设立董事会。b.公司所有权力应由董事会或者在董事会授权下行使;公司的经营和事务应由董事会管理或者在其指导下管理(沈四宝编译《最新美国标准公司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3月第一版第90页)。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141条(一)规定:公司业务和公司事务应当由董事会管理,或者在董事会指导下处理(徐文彬等译《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9月第一版第38页)。
1904年颁布的《清公司律》明确规定:“各公司以董事局为纲领,董事不必常住公司内,然无论应办应商各事宜,总办或总司理人悉宜秉承于董事局”(第67条)。清公司律中没有经理的概念,总办或总司理人就是经理的角色。“公司总办或总司理人、司事人等均由董事局选派,如有不胜任及舞弊者,亦由董事局开除,其薪水酬劳等项均由董事局酌定”(第77条)。“公司寻常事件,总办或司理人、司事人等照章办理,其重大事件应由总办或总司理人申请董事局会议,议定后列册施行”(第78条)。
董事会的实质:涉及三组关系的三个核心概念
董事会中心公司治理模式,或说董事会的实质,包含有关董事和股东间关系,董事间关系,董事与公司执行层间关系的三个核心概念。
事与股东间关系:董事由股东选举产生
董事会中心公司治理模式的第一个核心概念是股东选举产生董事,通常是按年,在公司必须召开的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这一概念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重要例外是德国的共决制,员工选举一半的董事(德国双层董事会结构中的上层的监督董事会成员)。不是由股东选举产生,如由政府任命等等,则不是现代公司治理意义上的董事。
美国标准商事公司法第8.03©规定,董事应由第一次股东年会以及之后各届股东年会选举(前引《最新美国标准公司法》第91页)。特拉华州普通公司第211条(二)规定,应当按照章程细则规定的日期和时间,召开股东年度会议并选举董事(前引《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80页)。
理解公司制企业中股东选举董事这一概念,可以比较一下合伙制企业。合伙企业法的默认规则是,企业的所有者(合伙人)仅仅因其是所有者而管理合伙企业。如美国的统一合伙法(1997年修订版)第401条“合伙人的权利与义务”之规定,“在合伙事务的管理和经营方面,合伙人之间享有平等的权利”(虞政平编译《美国公司法规精选》第568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10月第一版)。相比之下,公司的所有者(股东),仅仅作为股东,没有权力直接管理公司。公司股东的权力是选举董事,以及对董事们提交给股东大会,要求股东表决的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董事间关系:地位平等的同仁团队
董事会中心公司治理模式的第二个核心概念是,由一个地位平等的精英小组,作为一个同仁团队,通过共同行动来制定决策。
公司董事会通常都要由1位以上的董事组成。1969年以前,美国标准公司法要求董事会至少3位董事。最近的一项修改允许单人董事会存在。2006年的英国公司法要求公开公司的董事不能少于2人。中国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作出了董事会人数不能少于3人和5人的规定。
公司董事会的规范是,所有董事都拥有同样的投票权,出现不同意见时,实行多数决定原则,董事会内多数人的意见就构成了其决策事项范围内的最终决策。这是董事会作为一个同仁团队的集体决策和其他各种集体决策组织之间的本质不同。在层级制组织中,随着业务或规模的增长,可能会由一种集体决策取代独栽决策,并可能致力达成共识,但是总有一个人拥有做出决策的终极权力。
在层级制组织的决策中,通常会依据权威在各个人中进行划分。与此不同,董事作为个人没有任何权力,董事只有作为一个集体通过董事会会议才拥有权力。
董事与经理层间关系:董事会选聘和监督经理层
董事会中心治理模式的第三个核心概念是,董事会拥有选聘和监督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特别是首席执行官)的最终权力与责任。这一点是很多中国公司董事会不能真正到位的一个主要表现。
发达国家公司法规通常准许,也有极个别公司这么做——通过章程规定,由股东选举公司总裁或其他高级经理。美国标准公司法第8.40节规定:“(a)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可以依内部细则规定而产生,或者由董事会依据内部细则任命。(b)董事会可以选择若干人担任一个或者多个公司职务。如经内部细则或者董事会授权,一名高级职员可以任命一名或者多名高级职员”(前引《最新美国标准公司法》第106页)。美国特拉华普通公司法第142条(二)规定:“高级职员的选任方式和任期由章程细则规定,或者由董事会或者其他管理机构确定”(前引《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43页)。
但是在发达国家的公司治理实践中,几乎所有公司的做法都是由董事会任命首席执行官和其他高级经理人员。而且,美国法院坚持董事会任命经理人员的原则,认为剥夺董事会控制经理或公司其他人员的终极权力,违反了“公司应由其董事会或是在其董事会的指引之下进行管理”的公司法原则。
董事会的价值创造:集中管理、团队决策和监督管理层
为什么在发达国家的公司法规和公司治理实践中,长期以来都坚持实行以董事会为中心的公司治理?对此,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大致可以分为价值创造和利益协调。
从价值创造的角度看董事会的作用,或说是公司为什么需要一个董事会,主要有三种解释:董事会满足了公司集中管理的需要,董事会通过团队决策提高了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质量,以及董事会通过对公司管理上的监督降低了代理成本。
拥有众多股东的企业需要集中管理,或说是要有一个管理中心,要有中央管理。让企业的众多所有者——特别是如果他们持有的是可自由转让的权益——经常和持续地汇集到一起来做出决策,对于企业来说是不现实的。这解释了为什么所有者不能按照合伙法的默认规则行事——全部的所有者都参与管理企业。
集中管理的需要是一个企业家要创立一个预期有众多所有者的企业时会选择公司而不是合伙的原因。但是,仅仅这一原因不足以完全解释董事会的存在,比如,为什么股东们要每年选举董事会成员。很多所有人众多的非公司制企业,都是通过协议具体指定谁将管理企业,而不是定期选举。更基本的是,集中管理的需要没有解释为什么这种管理要用共同行动的同仁团队形式。
一个独裁者或是自我永续的寡头执政体也可以提供集中管理。为什么要在公司管理的最高层面上设置一个董事会而不仅仅是一位首席执行官?这需要有关董事会作用的第二种观点——团队决策理论来回答。
斯蒂芬·贝恩布里奇(Stephen Bainbridge)在其《理论与实践中的新公司治理模式》(法律出版社2012年11月第一版)一书中,根据行为心理学研究结果提出,在需要做出判断的事项上,团队,如公司董事会,要比单独的个人,能够做出更好的决策。问题是,这种团队决策理论是否足以证明,如董事会那样的同仁团队决策(peer group decision-making),一定优于层级制团队决策(hierarchical group decision-making)。
团队可以比单独个人做出更好的决策,但是到目前为止,有关团队决策的实验研究并没有证明,该团队一定要以同仁(一人一票的委员会)方式行动,并最终以多数决定原则解决分歧,而不是以内阁方式行动——赋予某个人拥有最终发言权。这也许正是中国公司董事会的现实,董事长或总裁,往往也是实际上的大股东或者是上级委派的公司关键人,拥有最后发言权,并事实上把董事会当作了一个咨询顾问机构。
除集中管理和团队决策之外,董事会还可以作为一种公司管理的监督机构发挥作用,这是董事会的第三种价值创造角色,也是当前有关董事会职责的流行和主流观点。这一理论认为,由股东选举产生的董事会,是监督公司管理层的必要工具。
这一理论的出发点是,通过高层代理人监督低层代理人来最小化代理成本,如偷懒、逃避责任和不忠实等等。但是谁来监督监督者?股东作为剩余索取者,具有监督最高代理人的最好激励,但是在公众持股公司中,因为股东太多太分散而难以形成有效的来自股东的直接监督。由此得出推论,由股东选举产生的公司董事会来代表股东们进行监督。
这一理论并没有解释对董事会的需要,只要股东们选举产生,无论何人,站在公司管理层的最高点即可。换句话说,可以通过由股东选举产生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来达到同样的监督效果。
监督理论实际上依赖于一个自相矛盾的假设:股东太多并且闲散,以至不能自己亲自去监督管理层,却又能有效地参与和组织起来去挑选出警觉的董事,为股东们履行监督职责。
作为利益协调机构的董事会?
把董事会看作是一种利益协调机构的理论可谓是五花八门。并且,这里又可以分为狭义说和广义说两种。
狭义说承认公司股东主权至上,其他各方持有的都是合同利益。这时,董事会作为一种与股东会不同的公司权力机关,主要是要协调公司控制性股东和非控制性股东之间的关系。广义说则否认公司股东主权至上,坚持一种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观点,或者是与利益相关者概念类似的公司委托人或公司选民(constituent)观点,认为公司董事会要代表公司各方面,协调各方之间的利益冲突。
根据这一解释中的一种说法,公司采用董事会,可以保护非控制性股东受到控制性股东的剥夺,特别是在公司分配方面。非控制性股东可以通过公司董事会获得对企业管理问题的一些发言机会,包括公司分配问题。这是包括中国在内,当前有关董事会治理和董事会改革讨论中的一种主要呼声,特别表现在希望通过增加独立董事来保护中小股东利益。
但是,董事会中心公司治理模式要比其他的治理模式,如合伙制默认规则,更容易让控制性股东剥夺非控制性股东。股东定期选举董事,是控制性股东在想要压制非控制性股东时,将非控制性股东从董事会中排挤出去的一个途径。当然,存在有关各方在分歧发生之前所同意的一些机制,保证非控制性股东留在董事会中。相比之下,合伙制法律保证所有的所有者都对管理有发言权,只要他是合伙人(除非有其他的协定),仅仅凭借其作为合伙人的身份,就有资格参与合伙企业的管理。即使非控制性股东留在了董事会中,董事会的多数决定规则(在合伙制中遵循事先协议)也使控制性股东可以损害非控制性股东,从公司得到不成比例的利益分配。
非控制性股东可以通过在出现分歧之前制定股东协议来保护自己在公司分配中的权利。但是,这种协议行为损害了董事会通过多数决定规则来管理公司这一董事会中心治理模式的基本原则。历史上,英美法院都经常以这一理由推翻这种协议。当前的公司法通常许可这种协议。与此相反,有关合伙制和其他非公司制企业的法律,不仅关注,而且鼓励有关企业分配及其他事项的协议。
董事会的存在不仅是为了协调股东之间的请求权矛盾,还要协调股东和公司其他权利人,如经理、雇员、债权人以及社区等等。这把问题追溯到了伯利和多德关于公司目的的争论。各种各样的团体——股权投资者、贷款人、经理人以及雇员等等,都对公司收入做出了贡献,并且都期望从这一收入中获得一个份额。所有这些对创造公司收入的贡献的最终价值的不确定性,导致无法完全按事前合同约定对每方请求权人进行恰当的补偿。由此产生了对一个拥有权力在事后做出有关分配决策的协调机构的需要。
这一理论似乎是解释了由股东选出的代表和员工选出的代表共同组成的德国共决制下的监督董事会的存在。但是,对于美国以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来说,董事会中心公司治理模式中,董事会都是由股东选举产生的。如果董事会中没有由各方权利人选举出的代表,为什么还需要一个董事会?对此问题的一种解释是,董事会具有中立仲裁者的角色,是一个独立而非代表性的机构。但是,如果是这样,为何还要坚持由股东选举董事?各种各样的公司权利人(选民)们怎么会设计出一种只有一种权利请求人(股东)拥有法定权利选举他们认为合适的人员作为各种请求权之间的分配仲裁者?
似乎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完美无缺地解释董事会中心公司治理模式的存在理由。可是公司董事会却是实实在在地就在那,并且正是董事会中心治理模式的公司发展壮大了起来,真真切切地在改变和创造着我们这个现代世界。这里,一定有什么事情做对了,一定有什么原因我们还没有发现。
混合所有制改革:模式与路径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应该如何理顺关系?如何实现并促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不论是混合所有制还是非混合所有制,重要的一点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有助于培育和发挥企业家精神
| 文 · 朱敏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也强调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如何看待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应该如何理顺关系?如何实现并促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对此,既深入研究国有经济,也积极促进民营经济的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原主任、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王忠明有着非同寻常的见解。近日,智石经济研究院特别邀请他解读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以飨读者。
重提混合所有制
在王忠明看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专门讲了国企改革,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即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国企改革的论述相比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表述上是比较一致的,而且重提了当时的一些观点,相当于回到了原点。
十年来,国企改革出现停滞甚至后退。现在提出的交叉持股、融合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都已经非常明确了。我们需要反思,为什么十年过去了又回到了当初的原点上?国企改革为何不尽如人意?王忠明认为,国企改革不单单是推出几个混合所有制企业,而是应该解放思想。
不论是混合所有制还是非混合所有制,重要的一点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有助于培育和发挥企业家精神。例如,位于长沙的中联重科,湖南省国资委持有20%多的股份,而中联重科属于充分竞争的机械设备行业,目前中联重科的股权结构和产权制度没有对企业家精神带来多大激励,很少有人知道这家企业的董事长是谁。中联重科董事长詹纯新个人素质相当不错,一点都不亚于其他优秀的民营企业家,却由于这种股权安排,无法展现其个人才华,在社会上也鲜为人知,因为他只是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代表,他的言行都要受到许多限制。
柳传志创立的联想,实际上也是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科院持有联想较少的股份,基本不干预联想的生产经营活动,而让柳传志去尽情挥洒豪气和才华,从而赢得了很高的知名度。柳传志创造的价值不是联想的物质财富所能比拟的,他的企业家精神对中国企业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起到了巨大作用。这些案例启示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思想状态来体会混合所有制经济,体会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国有企业改革。
那么,混合所有制是否存在制度设计不完善,导致操作起来比较难?王忠明认为,技术和操作层面不存在问题,关键是能否进一步解放思想。现在重提混合所有制,是为了给沉闷多年的国企改革揭开一条生路。先走混合所有制,接下来估计走不下去,就可能让民营资本控股或收购。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阶段性的改革成果。真正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是股份制公司或上市公司,这种经济形态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是有持续生命力的。
虽然许多国企已经是上市公司,但集团层面还是国有独资企业,这种格局容易使上市公司成为集团公司的提款机,侵吞股民利益。王忠明主张,国企应该整体上市,分拆上市容易出现企业性格分裂。如果一个国有企业,原来是单一产权,经过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造,变成混合所有制企业了,那还叫国有企业吗?如果不叫国有企业了,那就没有国有企业的研究对象了。所以,他认为,提出现代产权制度和混合所有制经济,意味着国有企业的终结。
但在当前特定政治体制背景下,保留一定的国有企业,很大程度上不完全出自经济需求,而是社会需求。中央的表述是,除极少数国有独资企业外,其他都要实行股份制了。这样可以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能够让民间资本担当市场经济的风险和责任,最大限度去培育和发挥企业家精神,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下推动品牌的转型升级,使品牌进一步国际化。
厘清国企和民企的职责
近几年,“国进民退”颇受诟病,如果保留一定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应该在什么领域发挥作用呢?王忠明指出,十多年来由于国企改革滞后,导致包括央企在内的国有企业无序扩张、无度扩张。实际上,国有企业应该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发挥民营企业难以企及的作用。这就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分工。比如神舟飞船、嫦娥探月等国家重大工程项目不可能让民营企业全部来做,最多也就是把一部分零部件生产分解给民营企业,因为这种项目不仅涉及国家安全,而且风险太大、投入太大,民营企业具有逐利本性,不愿做这种高风险的投资,民营企业也没有这样的实力来进行这种探索性的研究。
由此可以看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具有天然的分工,这与混合所有制有一定的矛盾,而混合所有制也不是未来市场经济的唯一格局。在竞争性领域,混合所有制企业可能是主体,在非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将成为一枝独秀。这是由国有企业天然的属性决定的,它更多要承担政治社会责任,远远超过经济利益诉求。民营企业既不能简单地进入到国有企业的领域当中,国有企业更不能轻易地无序扩张到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竞争领域当中。如果说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存在公平竞争,那为何指责央企抢“地王”?价高者得啊。所以这不是公平竞争的问题,国企和民企不存在公平竞争,而是各得其所,房地产等竞争性领域本就不该让国企介入。
国有资本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布局和调整,把负面清单列出来,国有企业能进哪些领域,不能进哪些领域,实现有退有进。国有企业数量的减少不代表国有资产的等比例减少,国有企业要集中到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当中去,要集中到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上去,要集中到公用事业中去。比如地铁和高铁,政府必须进行投资,但建成后的经营权可以交给民营企业,这样可以避免国有体制的弊端,而民营企业灵活的激励机制可以提高经营效率和服务质量。
据了解,国资委一直想学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这在中国行得通吗?王忠明认为,淡马锡模式具有特殊性,什么都做,在新加坡这个弹丸之地,或许这种模式是一种稳定,但能够克隆到中国来吗?中国仅一个中石油就有几百万员工,这么大的企业体量是不适合淡马锡模式的,而且还有就业压力、历史包袱等。如果要学淡马锡的运营模式,实际已经有了,例如国家投资公司。这种框架性的东西已经有了,关键要明确国有资产到底干什么。
国资委刚成立的时候,想实现管人、管事、管资产的统一,实际不可能统一。原来是“九龙治水”,即九个部门管了全国的国有企业,像这种政出多门,国企的效率很难提高。近几年,国企的效率之所以有所提高,是与出资者代表履行职责有一定关系。就好比一片尚未开垦的土地,稍微整饬一下,就能有所收获。经过整饬后是否能长出比其他土地更好的庄稼,那就需要有企业家精神、法人治理结构等要素。只要是国有企业,实现政企分开是不可能的。因为董事长、总经理都是政府任命的,注册资本都是政府的,如果非要政企分开,那就侵害了所有者权益。
要廓清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的职能定位,不应该只是为了增加社会财富。如果形容一个国有企业领导人是“爱厂如家”,那说明这位国企领导的境界相当高;如果把这句话放在民营企业家身上,那就是笑话,丝毫起不到激励作用。对于创业者来说,企业本身就是他的家,甚至是生命之维系。所以,这样的关切度所呈现出的差异,把国企和民企放在同一个平台上去竞争,谁赢谁输,一目了然。
柳传志本来把联想交班给杨元庆了,出现危机的时候,他依然挺身而出,并说了一句狠话“联想是我的命”。国企领导则不一样,能全身而退,则高枕无忧。
市场竞争是一种权利
过去,大量民营资本曾被招商进入煤炭领域,粗放式开采不仅造成许多生产安全事故,而且还浪费了资源,污染了环境,后来这些小煤矿被强制关停,接着又被国有企业收购了。在王忠明看来,小煤矿安全事故频发,与当地政府监管不严有关。既然让民营企业开采煤矿,那就要检查它们的资质,设置一定的门槛,不是什么民营企业都可以介入采掘领域。民营企业既能够“把好事做尽”,也能够“把坏事做绝”。现在许多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的事情主要发生在民营企业,例如毒牛奶、毒大米、毒韭菜、毒胶囊等。如何从有毒社会转变为有情和有序社会,很重要的任务是引导和教育广大民营企业遵纪守法和提高社会责任感。而国有企业在这方面相对规范,但贪污腐败现象比较严重。
有关山西煤改,仅仅是一个个案,而非典型代表。能否在积极方向上引起人们的思考:民营企业的投资自由及其相应的权益到底应该怎样得到尊重?不可否认,的确有不少民营煤炭企业为谋私利而忽视生产安全。但是,也有民营煤炭企业的安全措施并不比国有企业差,如果政策是稳定的,民营企业一定会做得更好。以行政手段强令民营煤炭企业退出竞争,这种“一刀切”的做法不是“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而是基于血统论的“出身问题”。它弱化了煤炭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已异化为一种权力经济。
当然,民营企业存在一个现象,创始人是这个企业的灵魂人物,如果创始人退下来了或不在了,这个企业的发展好像会面临诸多挑战,甚至难以维系而倒闭。反之,国企则不以领导人的更替而影响企业的发展。对于这个问题,王忠明认为,政府和公众不要对民企抱有慈父爱子之心,也不要杞人忧天,全部交给市场去解决。民企能发展则发展,不能发展则破产,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而且破产对其他创业者和民营企业也是一种失败的样本,起到教训和警示作用。
对于民营企业的接班人,不管是称其为“富二代”,还是“创二代”,都太表面化了。民营企业家让儿子或女儿接班,不能勉强,若儿女有这个能力胜任,皆大欢喜;若没这个能力,家族制必然行不通,那就应该找职业经理人,这是民营企业持续发展的出路。
在中国现有体制下,国企虽然很难倒闭,但领导人的更替对企业造成的“内伤”也是很大的,许多国企常常是换一个新领导就搞一套新做法,有的不仅不继承,甚至全盘推翻。这需要从制度上来防范和规避。
政府的职责是要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让更多民营企业茁壮成长,在竞争和大浪淘沙中,或成为伟大的企业,或自生自灭。因为不可能让所有的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都长成参天大树,这也不符合市场法则。
近几年,创业者觉得创业成本大幅增加了,不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了。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市场经济成熟的表现,从产品供给角度看,中国已从短缺经济变成过剩经济了。这预示着过去那种拼体力、拼粗放已经没有用武之地了,对创业者的要求越来越高,现在拼的是智力、智慧和高附加值。这就可以看到中国转型升级的方向。更多人将不再生产产能过剩产品,而应该积极创新,出现乔布斯、比尔·盖茨式的创新人才。在普遍过剩经济的背景下,如果谁能让消费者预约或排队购买其产品,又构筑出一个新的卖方市场,再次出现短缺,那中国将是什么样的面貌?这虽然需要一个过程,但迟早会来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国企改革,许多国企职工下岗了,丢掉了国企身份。面对这轮国企改革,王忠明建议年轻人还是离开国企。因为今天最光荣的事情就是创业,80后、90后年轻人应该去创业,不要因为国企的稳定而浪费大好青春年华。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家财政负担太重了,国有企业普遍亏损,国民经济都快拖垮了,不改不行了。当时,朱镕基总理的强势政府发挥了作用,力挽狂澜。今天的国企改革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与上世纪九十年代大不一样,国企最困难的日子都过去了,今天的国企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愿意改革的。
期待案例创新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等国家领导人频频考察民营企业,并会见民营企业家,倾听民营企业家的呼声,十八届三中全会又对支持民营经济发展进行了强调,这是否意味着民营经济的春天到来了?王忠明表示,这是一定的。当全社会从良知层面关注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时,一方面国民经济会更加有活力,另一方面也会促进民营经济本身健康发展。有时候,舆论导向歪了,也会导致微观主体的行为走歪。如果民营企业做得再好也得不到政府和社会的信任,那它就会破罐子破摔从而偏离轨道。
正确的政策导向出来以后就会成为一种约束,使民营企业也不得不走正道。中国在民营经济发展方面,不缺少大道理,不缺少中央决策,不缺少所谓的正确措施,例如“非公经济36条”、“民间投资36条”、“中小企业29条”、“小微企业29条”、“民间投资实施细则42条”,这么多政策措施也没有使民营经济呈现活力。
关键还是思想束缚和改革力度不够。十八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要全面深化改革,那是因为中国已经到了再不激发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活力,中国经济就失去增长动力了。这是问题倒逼,非改不可,也是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当初“傻子瓜子”年广久若按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论断,他就是资本家,手下超过7个雇员就是剥削,应该抓起来。邓小平同志就三个字“不要动”。就这三个字,市场活力被激发,民营经济获得蓬勃发展。以至于当时一大批机关干部以不“下海”经商为落后,从而出现“92派”。今天民营经济当中最活跃的是“92派”,他们带来了中国市场经济的一片新气象。
今天的经济体制改革需要胆略、良知和案例创新,一个案例创新胜过“36条”。十八大后的整风反腐以及公务员改革很有可能促使机关干部再次“下海”创业,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庞大的公务员队伍若不进行清理和整肃,公务员作风若不进行彻底扭转,不仅会制约经济发展,而且还会激化社会矛盾。
下一步,如果国有企业改革能跟上,民营企业有用武之地,腾出空间让民众去创业、去创新,同时引导民营企业甩开膀子放心发展,不要小富即安,也不要大富不安,不要去争当“两院”(医院和法院)院士。照这样下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就会欣欣向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遥不可及。
那么,随着国企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民营企业未来转型升级的方向是什么?王忠明认为,随着改革的深化,民营企业面对的竞争将更加严酷。当国有企业逐渐在竞争性领域退出的时候,我们将会看到真正的竞争主体是民营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而不是国企,到时候就不会争辩“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了,也不会埋怨国企挤压了民企的生存空间了,只能拼竞争主体的能力和实力,也只有在这种市场环境下,才能看到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民营企业未来的转型升级方向是“下乡、上坡和出海”,即投资现代农业、新型城镇化;加大研发投入,实现创新驱动;走向国际市场,提高国际竞争力。
有研究者把国际金融危机归咎于创新,这是不妥当的,实质是监管不力。我们看到,在传统领域,政府很强势;而在新兴行业,恰恰是民营企业搞得不亦乐乎。面对新技术革命浪潮,政府要善于学习,创新监管方式,做学习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和创新型政府,跟上新经济的步伐。
尽管国家出台了诸多政策措施,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依然未能解决。金融体制改革对混合所有制经济有何影响?王忠明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改革总目标、路线图和时间表,非常令人期待。2014年是让中国人感到改革热潮扑面而来的年份,也是非常关键的一年。现在改革越来越讲究系统性了,金融体制若不进行改革,混合所有制经济很难发展,原有的IPO审核制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一个企业要上市,只要向公众全面准确客观地披露了信息,包括为什么要上市、上市之后能带来什么样的效益、企业的产业发展方向是什么等等,投资者根据企业披露的信息自主判断该公司是否具有投资价值,资本的流动应该是无障碍的。而目前中国企业IPO还必须由发审委通过,而且还限定指标。政府的功能被过度放大了,政府职能部门应该主要抓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范交易行为,加强市场监管。应该推行股票发行注册制,节约上市成本。
改革需要试点,但应避免陷入试点的陷阱。比如民营银行,中国已经有民生银行、浙江泰隆银行,只要总结经验,加以推广就可以了。为何还要搞民营银行试点?王忠明认为,这恰恰说明政府还没有把权放到位,市场还没有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来源:中国新时代
| 文 · 仲继银
美国太平洋大学麦乔治(McGeorge)法学院教授富兰克林·格瓦兹(Franklin A. Gevurtz)“公司董事会的历史和政治起源”一文,在讨论了董事会中心公司治理模式的核心含义和各种理论之后,又从历史和政治两个方面对公司董事会进行了溯本求源,这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公司董事会是如何产生的及其为什么在中国会水土不服。这里我们主要依据该文,对董事会中心公司治理模式的基本含义、核心概念和有关董事会存在必要性的理论解释作一简要评述。
董事会中心公司治理的基本含义
董事会中心公司治理模式的基本含义是,公司应该由董事会或是在董事会的指导之下进行管理。
英国《1844年合股公司法》已经确立了这一现代公司治理的基础规则。“董事是指导、处理、管理或监督公司事务的人”(英国1844年合股公司法第3条,虞政平主编《英国公司法规汇编》第42页,法律出版社2000年11月第一版)。“成立公司必须至少三位董事和一位或更多监察人”(第7条,前引书第44页)。“股东投票选举产生董事和监察人”(第26条,前引书第53页)。“董事们根据本法和公司章程处理和管理公司事务,任命、解聘公司秘书和公司职员,举行定期会议及临时会议,任命主持这些会议的主席”(第27条,前引书第53页)。
美国标准公司法第8.01节规定:a.每个公司必须设立董事会。b.公司所有权力应由董事会或者在董事会授权下行使;公司的经营和事务应由董事会管理或者在其指导下管理(沈四宝编译《最新美国标准公司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3月第一版第90页)。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141条(一)规定:公司业务和公司事务应当由董事会管理,或者在董事会指导下处理(徐文彬等译《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9月第一版第38页)。
1904年颁布的《清公司律》明确规定:“各公司以董事局为纲领,董事不必常住公司内,然无论应办应商各事宜,总办或总司理人悉宜秉承于董事局”(第67条)。清公司律中没有经理的概念,总办或总司理人就是经理的角色。“公司总办或总司理人、司事人等均由董事局选派,如有不胜任及舞弊者,亦由董事局开除,其薪水酬劳等项均由董事局酌定”(第77条)。“公司寻常事件,总办或司理人、司事人等照章办理,其重大事件应由总办或总司理人申请董事局会议,议定后列册施行”(第78条)。
董事会的实质:涉及三组关系的三个核心概念
董事会中心公司治理模式,或说董事会的实质,包含有关董事和股东间关系,董事间关系,董事与公司执行层间关系的三个核心概念。
事与股东间关系:董事由股东选举产生
董事会中心公司治理模式的第一个核心概念是股东选举产生董事,通常是按年,在公司必须召开的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这一概念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重要例外是德国的共决制,员工选举一半的董事(德国双层董事会结构中的上层的监督董事会成员)。不是由股东选举产生,如由政府任命等等,则不是现代公司治理意义上的董事。
美国标准商事公司法第8.03©规定,董事应由第一次股东年会以及之后各届股东年会选举(前引《最新美国标准公司法》第91页)。特拉华州普通公司第211条(二)规定,应当按照章程细则规定的日期和时间,召开股东年度会议并选举董事(前引《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80页)。
理解公司制企业中股东选举董事这一概念,可以比较一下合伙制企业。合伙企业法的默认规则是,企业的所有者(合伙人)仅仅因其是所有者而管理合伙企业。如美国的统一合伙法(1997年修订版)第401条“合伙人的权利与义务”之规定,“在合伙事务的管理和经营方面,合伙人之间享有平等的权利”(虞政平编译《美国公司法规精选》第568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10月第一版)。相比之下,公司的所有者(股东),仅仅作为股东,没有权力直接管理公司。公司股东的权力是选举董事,以及对董事们提交给股东大会,要求股东表决的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董事间关系:地位平等的同仁团队
董事会中心公司治理模式的第二个核心概念是,由一个地位平等的精英小组,作为一个同仁团队,通过共同行动来制定决策。
公司董事会通常都要由1位以上的董事组成。1969年以前,美国标准公司法要求董事会至少3位董事。最近的一项修改允许单人董事会存在。2006年的英国公司法要求公开公司的董事不能少于2人。中国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作出了董事会人数不能少于3人和5人的规定。
公司董事会的规范是,所有董事都拥有同样的投票权,出现不同意见时,实行多数决定原则,董事会内多数人的意见就构成了其决策事项范围内的最终决策。这是董事会作为一个同仁团队的集体决策和其他各种集体决策组织之间的本质不同。在层级制组织中,随着业务或规模的增长,可能会由一种集体决策取代独栽决策,并可能致力达成共识,但是总有一个人拥有做出决策的终极权力。
在层级制组织的决策中,通常会依据权威在各个人中进行划分。与此不同,董事作为个人没有任何权力,董事只有作为一个集体通过董事会会议才拥有权力。
董事与经理层间关系:董事会选聘和监督经理层
董事会中心治理模式的第三个核心概念是,董事会拥有选聘和监督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特别是首席执行官)的最终权力与责任。这一点是很多中国公司董事会不能真正到位的一个主要表现。
发达国家公司法规通常准许,也有极个别公司这么做——通过章程规定,由股东选举公司总裁或其他高级经理。美国标准公司法第8.40节规定:“(a)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可以依内部细则规定而产生,或者由董事会依据内部细则任命。(b)董事会可以选择若干人担任一个或者多个公司职务。如经内部细则或者董事会授权,一名高级职员可以任命一名或者多名高级职员”(前引《最新美国标准公司法》第106页)。美国特拉华普通公司法第142条(二)规定:“高级职员的选任方式和任期由章程细则规定,或者由董事会或者其他管理机构确定”(前引《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43页)。
但是在发达国家的公司治理实践中,几乎所有公司的做法都是由董事会任命首席执行官和其他高级经理人员。而且,美国法院坚持董事会任命经理人员的原则,认为剥夺董事会控制经理或公司其他人员的终极权力,违反了“公司应由其董事会或是在其董事会的指引之下进行管理”的公司法原则。
董事会的价值创造:集中管理、团队决策和监督管理层
为什么在发达国家的公司法规和公司治理实践中,长期以来都坚持实行以董事会为中心的公司治理?对此,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大致可以分为价值创造和利益协调。
从价值创造的角度看董事会的作用,或说是公司为什么需要一个董事会,主要有三种解释:董事会满足了公司集中管理的需要,董事会通过团队决策提高了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质量,以及董事会通过对公司管理上的监督降低了代理成本。
拥有众多股东的企业需要集中管理,或说是要有一个管理中心,要有中央管理。让企业的众多所有者——特别是如果他们持有的是可自由转让的权益——经常和持续地汇集到一起来做出决策,对于企业来说是不现实的。这解释了为什么所有者不能按照合伙法的默认规则行事——全部的所有者都参与管理企业。
集中管理的需要是一个企业家要创立一个预期有众多所有者的企业时会选择公司而不是合伙的原因。但是,仅仅这一原因不足以完全解释董事会的存在,比如,为什么股东们要每年选举董事会成员。很多所有人众多的非公司制企业,都是通过协议具体指定谁将管理企业,而不是定期选举。更基本的是,集中管理的需要没有解释为什么这种管理要用共同行动的同仁团队形式。
一个独裁者或是自我永续的寡头执政体也可以提供集中管理。为什么要在公司管理的最高层面上设置一个董事会而不仅仅是一位首席执行官?这需要有关董事会作用的第二种观点——团队决策理论来回答。
斯蒂芬·贝恩布里奇(Stephen Bainbridge)在其《理论与实践中的新公司治理模式》(法律出版社2012年11月第一版)一书中,根据行为心理学研究结果提出,在需要做出判断的事项上,团队,如公司董事会,要比单独的个人,能够做出更好的决策。问题是,这种团队决策理论是否足以证明,如董事会那样的同仁团队决策(peer group decision-making),一定优于层级制团队决策(hierarchical group decision-making)。
团队可以比单独个人做出更好的决策,但是到目前为止,有关团队决策的实验研究并没有证明,该团队一定要以同仁(一人一票的委员会)方式行动,并最终以多数决定原则解决分歧,而不是以内阁方式行动——赋予某个人拥有最终发言权。这也许正是中国公司董事会的现实,董事长或总裁,往往也是实际上的大股东或者是上级委派的公司关键人,拥有最后发言权,并事实上把董事会当作了一个咨询顾问机构。
除集中管理和团队决策之外,董事会还可以作为一种公司管理的监督机构发挥作用,这是董事会的第三种价值创造角色,也是当前有关董事会职责的流行和主流观点。这一理论认为,由股东选举产生的董事会,是监督公司管理层的必要工具。
这一理论的出发点是,通过高层代理人监督低层代理人来最小化代理成本,如偷懒、逃避责任和不忠实等等。但是谁来监督监督者?股东作为剩余索取者,具有监督最高代理人的最好激励,但是在公众持股公司中,因为股东太多太分散而难以形成有效的来自股东的直接监督。由此得出推论,由股东选举产生的公司董事会来代表股东们进行监督。
这一理论并没有解释对董事会的需要,只要股东们选举产生,无论何人,站在公司管理层的最高点即可。换句话说,可以通过由股东选举产生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来达到同样的监督效果。
监督理论实际上依赖于一个自相矛盾的假设:股东太多并且闲散,以至不能自己亲自去监督管理层,却又能有效地参与和组织起来去挑选出警觉的董事,为股东们履行监督职责。
作为利益协调机构的董事会?
把董事会看作是一种利益协调机构的理论可谓是五花八门。并且,这里又可以分为狭义说和广义说两种。
狭义说承认公司股东主权至上,其他各方持有的都是合同利益。这时,董事会作为一种与股东会不同的公司权力机关,主要是要协调公司控制性股东和非控制性股东之间的关系。广义说则否认公司股东主权至上,坚持一种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观点,或者是与利益相关者概念类似的公司委托人或公司选民(constituent)观点,认为公司董事会要代表公司各方面,协调各方之间的利益冲突。
根据这一解释中的一种说法,公司采用董事会,可以保护非控制性股东受到控制性股东的剥夺,特别是在公司分配方面。非控制性股东可以通过公司董事会获得对企业管理问题的一些发言机会,包括公司分配问题。这是包括中国在内,当前有关董事会治理和董事会改革讨论中的一种主要呼声,特别表现在希望通过增加独立董事来保护中小股东利益。
但是,董事会中心公司治理模式要比其他的治理模式,如合伙制默认规则,更容易让控制性股东剥夺非控制性股东。股东定期选举董事,是控制性股东在想要压制非控制性股东时,将非控制性股东从董事会中排挤出去的一个途径。当然,存在有关各方在分歧发生之前所同意的一些机制,保证非控制性股东留在董事会中。相比之下,合伙制法律保证所有的所有者都对管理有发言权,只要他是合伙人(除非有其他的协定),仅仅凭借其作为合伙人的身份,就有资格参与合伙企业的管理。即使非控制性股东留在了董事会中,董事会的多数决定规则(在合伙制中遵循事先协议)也使控制性股东可以损害非控制性股东,从公司得到不成比例的利益分配。
非控制性股东可以通过在出现分歧之前制定股东协议来保护自己在公司分配中的权利。但是,这种协议行为损害了董事会通过多数决定规则来管理公司这一董事会中心治理模式的基本原则。历史上,英美法院都经常以这一理由推翻这种协议。当前的公司法通常许可这种协议。与此相反,有关合伙制和其他非公司制企业的法律,不仅关注,而且鼓励有关企业分配及其他事项的协议。
董事会的存在不仅是为了协调股东之间的请求权矛盾,还要协调股东和公司其他权利人,如经理、雇员、债权人以及社区等等。这把问题追溯到了伯利和多德关于公司目的的争论。各种各样的团体——股权投资者、贷款人、经理人以及雇员等等,都对公司收入做出了贡献,并且都期望从这一收入中获得一个份额。所有这些对创造公司收入的贡献的最终价值的不确定性,导致无法完全按事前合同约定对每方请求权人进行恰当的补偿。由此产生了对一个拥有权力在事后做出有关分配决策的协调机构的需要。
这一理论似乎是解释了由股东选出的代表和员工选出的代表共同组成的德国共决制下的监督董事会的存在。但是,对于美国以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来说,董事会中心公司治理模式中,董事会都是由股东选举产生的。如果董事会中没有由各方权利人选举出的代表,为什么还需要一个董事会?对此问题的一种解释是,董事会具有中立仲裁者的角色,是一个独立而非代表性的机构。但是,如果是这样,为何还要坚持由股东选举董事?各种各样的公司权利人(选民)们怎么会设计出一种只有一种权利请求人(股东)拥有法定权利选举他们认为合适的人员作为各种请求权之间的分配仲裁者?
似乎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完美无缺地解释董事会中心公司治理模式的存在理由。可是公司董事会却是实实在在地就在那,并且正是董事会中心治理模式的公司发展壮大了起来,真真切切地在改变和创造着我们这个现代世界。这里,一定有什么事情做对了,一定有什么原因我们还没有发现。
混合所有制改革:模式与路径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应该如何理顺关系?如何实现并促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不论是混合所有制还是非混合所有制,重要的一点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有助于培育和发挥企业家精神
| 文 · 朱敏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也强调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如何看待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应该如何理顺关系?如何实现并促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对此,既深入研究国有经济,也积极促进民营经济的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原主任、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王忠明有着非同寻常的见解。近日,智石经济研究院特别邀请他解读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以飨读者。
重提混合所有制
在王忠明看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专门讲了国企改革,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即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国企改革的论述相比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表述上是比较一致的,而且重提了当时的一些观点,相当于回到了原点。
十年来,国企改革出现停滞甚至后退。现在提出的交叉持股、融合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都已经非常明确了。我们需要反思,为什么十年过去了又回到了当初的原点上?国企改革为何不尽如人意?王忠明认为,国企改革不单单是推出几个混合所有制企业,而是应该解放思想。
不论是混合所有制还是非混合所有制,重要的一点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有助于培育和发挥企业家精神。例如,位于长沙的中联重科,湖南省国资委持有20%多的股份,而中联重科属于充分竞争的机械设备行业,目前中联重科的股权结构和产权制度没有对企业家精神带来多大激励,很少有人知道这家企业的董事长是谁。中联重科董事长詹纯新个人素质相当不错,一点都不亚于其他优秀的民营企业家,却由于这种股权安排,无法展现其个人才华,在社会上也鲜为人知,因为他只是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代表,他的言行都要受到许多限制。
柳传志创立的联想,实际上也是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科院持有联想较少的股份,基本不干预联想的生产经营活动,而让柳传志去尽情挥洒豪气和才华,从而赢得了很高的知名度。柳传志创造的价值不是联想的物质财富所能比拟的,他的企业家精神对中国企业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起到了巨大作用。这些案例启示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思想状态来体会混合所有制经济,体会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国有企业改革。
那么,混合所有制是否存在制度设计不完善,导致操作起来比较难?王忠明认为,技术和操作层面不存在问题,关键是能否进一步解放思想。现在重提混合所有制,是为了给沉闷多年的国企改革揭开一条生路。先走混合所有制,接下来估计走不下去,就可能让民营资本控股或收购。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阶段性的改革成果。真正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是股份制公司或上市公司,这种经济形态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是有持续生命力的。
虽然许多国企已经是上市公司,但集团层面还是国有独资企业,这种格局容易使上市公司成为集团公司的提款机,侵吞股民利益。王忠明主张,国企应该整体上市,分拆上市容易出现企业性格分裂。如果一个国有企业,原来是单一产权,经过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造,变成混合所有制企业了,那还叫国有企业吗?如果不叫国有企业了,那就没有国有企业的研究对象了。所以,他认为,提出现代产权制度和混合所有制经济,意味着国有企业的终结。
但在当前特定政治体制背景下,保留一定的国有企业,很大程度上不完全出自经济需求,而是社会需求。中央的表述是,除极少数国有独资企业外,其他都要实行股份制了。这样可以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能够让民间资本担当市场经济的风险和责任,最大限度去培育和发挥企业家精神,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下推动品牌的转型升级,使品牌进一步国际化。
厘清国企和民企的职责
近几年,“国进民退”颇受诟病,如果保留一定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应该在什么领域发挥作用呢?王忠明指出,十多年来由于国企改革滞后,导致包括央企在内的国有企业无序扩张、无度扩张。实际上,国有企业应该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发挥民营企业难以企及的作用。这就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分工。比如神舟飞船、嫦娥探月等国家重大工程项目不可能让民营企业全部来做,最多也就是把一部分零部件生产分解给民营企业,因为这种项目不仅涉及国家安全,而且风险太大、投入太大,民营企业具有逐利本性,不愿做这种高风险的投资,民营企业也没有这样的实力来进行这种探索性的研究。
由此可以看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具有天然的分工,这与混合所有制有一定的矛盾,而混合所有制也不是未来市场经济的唯一格局。在竞争性领域,混合所有制企业可能是主体,在非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将成为一枝独秀。这是由国有企业天然的属性决定的,它更多要承担政治社会责任,远远超过经济利益诉求。民营企业既不能简单地进入到国有企业的领域当中,国有企业更不能轻易地无序扩张到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竞争领域当中。如果说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存在公平竞争,那为何指责央企抢“地王”?价高者得啊。所以这不是公平竞争的问题,国企和民企不存在公平竞争,而是各得其所,房地产等竞争性领域本就不该让国企介入。
国有资本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布局和调整,把负面清单列出来,国有企业能进哪些领域,不能进哪些领域,实现有退有进。国有企业数量的减少不代表国有资产的等比例减少,国有企业要集中到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当中去,要集中到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上去,要集中到公用事业中去。比如地铁和高铁,政府必须进行投资,但建成后的经营权可以交给民营企业,这样可以避免国有体制的弊端,而民营企业灵活的激励机制可以提高经营效率和服务质量。
据了解,国资委一直想学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这在中国行得通吗?王忠明认为,淡马锡模式具有特殊性,什么都做,在新加坡这个弹丸之地,或许这种模式是一种稳定,但能够克隆到中国来吗?中国仅一个中石油就有几百万员工,这么大的企业体量是不适合淡马锡模式的,而且还有就业压力、历史包袱等。如果要学淡马锡的运营模式,实际已经有了,例如国家投资公司。这种框架性的东西已经有了,关键要明确国有资产到底干什么。
国资委刚成立的时候,想实现管人、管事、管资产的统一,实际不可能统一。原来是“九龙治水”,即九个部门管了全国的国有企业,像这种政出多门,国企的效率很难提高。近几年,国企的效率之所以有所提高,是与出资者代表履行职责有一定关系。就好比一片尚未开垦的土地,稍微整饬一下,就能有所收获。经过整饬后是否能长出比其他土地更好的庄稼,那就需要有企业家精神、法人治理结构等要素。只要是国有企业,实现政企分开是不可能的。因为董事长、总经理都是政府任命的,注册资本都是政府的,如果非要政企分开,那就侵害了所有者权益。
要廓清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的职能定位,不应该只是为了增加社会财富。如果形容一个国有企业领导人是“爱厂如家”,那说明这位国企领导的境界相当高;如果把这句话放在民营企业家身上,那就是笑话,丝毫起不到激励作用。对于创业者来说,企业本身就是他的家,甚至是生命之维系。所以,这样的关切度所呈现出的差异,把国企和民企放在同一个平台上去竞争,谁赢谁输,一目了然。
柳传志本来把联想交班给杨元庆了,出现危机的时候,他依然挺身而出,并说了一句狠话“联想是我的命”。国企领导则不一样,能全身而退,则高枕无忧。
市场竞争是一种权利
过去,大量民营资本曾被招商进入煤炭领域,粗放式开采不仅造成许多生产安全事故,而且还浪费了资源,污染了环境,后来这些小煤矿被强制关停,接着又被国有企业收购了。在王忠明看来,小煤矿安全事故频发,与当地政府监管不严有关。既然让民营企业开采煤矿,那就要检查它们的资质,设置一定的门槛,不是什么民营企业都可以介入采掘领域。民营企业既能够“把好事做尽”,也能够“把坏事做绝”。现在许多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的事情主要发生在民营企业,例如毒牛奶、毒大米、毒韭菜、毒胶囊等。如何从有毒社会转变为有情和有序社会,很重要的任务是引导和教育广大民营企业遵纪守法和提高社会责任感。而国有企业在这方面相对规范,但贪污腐败现象比较严重。
有关山西煤改,仅仅是一个个案,而非典型代表。能否在积极方向上引起人们的思考:民营企业的投资自由及其相应的权益到底应该怎样得到尊重?不可否认,的确有不少民营煤炭企业为谋私利而忽视生产安全。但是,也有民营煤炭企业的安全措施并不比国有企业差,如果政策是稳定的,民营企业一定会做得更好。以行政手段强令民营煤炭企业退出竞争,这种“一刀切”的做法不是“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而是基于血统论的“出身问题”。它弱化了煤炭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已异化为一种权力经济。
当然,民营企业存在一个现象,创始人是这个企业的灵魂人物,如果创始人退下来了或不在了,这个企业的发展好像会面临诸多挑战,甚至难以维系而倒闭。反之,国企则不以领导人的更替而影响企业的发展。对于这个问题,王忠明认为,政府和公众不要对民企抱有慈父爱子之心,也不要杞人忧天,全部交给市场去解决。民企能发展则发展,不能发展则破产,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而且破产对其他创业者和民营企业也是一种失败的样本,起到教训和警示作用。
对于民营企业的接班人,不管是称其为“富二代”,还是“创二代”,都太表面化了。民营企业家让儿子或女儿接班,不能勉强,若儿女有这个能力胜任,皆大欢喜;若没这个能力,家族制必然行不通,那就应该找职业经理人,这是民营企业持续发展的出路。
在中国现有体制下,国企虽然很难倒闭,但领导人的更替对企业造成的“内伤”也是很大的,许多国企常常是换一个新领导就搞一套新做法,有的不仅不继承,甚至全盘推翻。这需要从制度上来防范和规避。
政府的职责是要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让更多民营企业茁壮成长,在竞争和大浪淘沙中,或成为伟大的企业,或自生自灭。因为不可能让所有的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都长成参天大树,这也不符合市场法则。
近几年,创业者觉得创业成本大幅增加了,不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了。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市场经济成熟的表现,从产品供给角度看,中国已从短缺经济变成过剩经济了。这预示着过去那种拼体力、拼粗放已经没有用武之地了,对创业者的要求越来越高,现在拼的是智力、智慧和高附加值。这就可以看到中国转型升级的方向。更多人将不再生产产能过剩产品,而应该积极创新,出现乔布斯、比尔·盖茨式的创新人才。在普遍过剩经济的背景下,如果谁能让消费者预约或排队购买其产品,又构筑出一个新的卖方市场,再次出现短缺,那中国将是什么样的面貌?这虽然需要一个过程,但迟早会来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国企改革,许多国企职工下岗了,丢掉了国企身份。面对这轮国企改革,王忠明建议年轻人还是离开国企。因为今天最光荣的事情就是创业,80后、90后年轻人应该去创业,不要因为国企的稳定而浪费大好青春年华。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家财政负担太重了,国有企业普遍亏损,国民经济都快拖垮了,不改不行了。当时,朱镕基总理的强势政府发挥了作用,力挽狂澜。今天的国企改革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与上世纪九十年代大不一样,国企最困难的日子都过去了,今天的国企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愿意改革的。
期待案例创新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等国家领导人频频考察民营企业,并会见民营企业家,倾听民营企业家的呼声,十八届三中全会又对支持民营经济发展进行了强调,这是否意味着民营经济的春天到来了?王忠明表示,这是一定的。当全社会从良知层面关注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时,一方面国民经济会更加有活力,另一方面也会促进民营经济本身健康发展。有时候,舆论导向歪了,也会导致微观主体的行为走歪。如果民营企业做得再好也得不到政府和社会的信任,那它就会破罐子破摔从而偏离轨道。
正确的政策导向出来以后就会成为一种约束,使民营企业也不得不走正道。中国在民营经济发展方面,不缺少大道理,不缺少中央决策,不缺少所谓的正确措施,例如“非公经济36条”、“民间投资36条”、“中小企业29条”、“小微企业29条”、“民间投资实施细则42条”,这么多政策措施也没有使民营经济呈现活力。
关键还是思想束缚和改革力度不够。十八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要全面深化改革,那是因为中国已经到了再不激发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活力,中国经济就失去增长动力了。这是问题倒逼,非改不可,也是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当初“傻子瓜子”年广久若按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论断,他就是资本家,手下超过7个雇员就是剥削,应该抓起来。邓小平同志就三个字“不要动”。就这三个字,市场活力被激发,民营经济获得蓬勃发展。以至于当时一大批机关干部以不“下海”经商为落后,从而出现“92派”。今天民营经济当中最活跃的是“92派”,他们带来了中国市场经济的一片新气象。
今天的经济体制改革需要胆略、良知和案例创新,一个案例创新胜过“36条”。十八大后的整风反腐以及公务员改革很有可能促使机关干部再次“下海”创业,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庞大的公务员队伍若不进行清理和整肃,公务员作风若不进行彻底扭转,不仅会制约经济发展,而且还会激化社会矛盾。
下一步,如果国有企业改革能跟上,民营企业有用武之地,腾出空间让民众去创业、去创新,同时引导民营企业甩开膀子放心发展,不要小富即安,也不要大富不安,不要去争当“两院”(医院和法院)院士。照这样下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就会欣欣向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遥不可及。
那么,随着国企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民营企业未来转型升级的方向是什么?王忠明认为,随着改革的深化,民营企业面对的竞争将更加严酷。当国有企业逐渐在竞争性领域退出的时候,我们将会看到真正的竞争主体是民营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而不是国企,到时候就不会争辩“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了,也不会埋怨国企挤压了民企的生存空间了,只能拼竞争主体的能力和实力,也只有在这种市场环境下,才能看到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民营企业未来的转型升级方向是“下乡、上坡和出海”,即投资现代农业、新型城镇化;加大研发投入,实现创新驱动;走向国际市场,提高国际竞争力。
有研究者把国际金融危机归咎于创新,这是不妥当的,实质是监管不力。我们看到,在传统领域,政府很强势;而在新兴行业,恰恰是民营企业搞得不亦乐乎。面对新技术革命浪潮,政府要善于学习,创新监管方式,做学习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和创新型政府,跟上新经济的步伐。
尽管国家出台了诸多政策措施,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依然未能解决。金融体制改革对混合所有制经济有何影响?王忠明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改革总目标、路线图和时间表,非常令人期待。2014年是让中国人感到改革热潮扑面而来的年份,也是非常关键的一年。现在改革越来越讲究系统性了,金融体制若不进行改革,混合所有制经济很难发展,原有的IPO审核制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一个企业要上市,只要向公众全面准确客观地披露了信息,包括为什么要上市、上市之后能带来什么样的效益、企业的产业发展方向是什么等等,投资者根据企业披露的信息自主判断该公司是否具有投资价值,资本的流动应该是无障碍的。而目前中国企业IPO还必须由发审委通过,而且还限定指标。政府的功能被过度放大了,政府职能部门应该主要抓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范交易行为,加强市场监管。应该推行股票发行注册制,节约上市成本。
改革需要试点,但应避免陷入试点的陷阱。比如民营银行,中国已经有民生银行、浙江泰隆银行,只要总结经验,加以推广就可以了。为何还要搞民营银行试点?王忠明认为,这恰恰说明政府还没有把权放到位,市场还没有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来源:中国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