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辩论国企公司治理:行政干预是最大障碍


更新时间:2014/03/04 阅读次数:136

        3月3日,由凤凰财经举办的《国企改革危与机》午餐会在北京举行。对国有企业如何建立公司治理结构,众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张文魁认为,没有民营化,国企建立现代治理结构是不可能的。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王军谈到,国企改革还有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公司治理结构。我们已中国已经搞了这么多年股份制改造,国企股东已经非常分散、非常多元,但是行政干预还是很大。一个上市公司都不能完全做到资本同股同权同价。

        张文魁认为,国企公司治理现代化跟民营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没有民营化利剑来砍,这个死结是砍不开的。

        赵农对此发表看法称,政企分开是一个伪命题,国有资本发挥作用的时候政企怎么分开?公权如何和资本的结合,所谓公权和资本结合是内生性威力,一个政府本来具有两重功能,即使作为一个公共品提供者同时又是一个出资者,公权力和资本在这个范围内可以达到内部逻辑一致性,内生的结合在一块儿。因此中国的改革有很多假改革。

        管清友则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或者是改革国企,关键问题并不在国企本身,而是在约束政府权利。约束政府之手,恐怕落在国有企业改革这个方面还真是要一些具体的监管部门。要约束这些具体监管部门,长远来看还要通过立法。

        以下为对话实录:

        王军:刚才大家更多是从产权层面、国有资本管理层面谈国有企业的改革,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比较微观、比较具体的层面,从企业治理结构的层面,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存在这样的问题,更好地健全,形式上已经有的公司治理这套东西。我们已经搞了这么多年股份制改造,我的股东已经非常分散、非常多元,有些甚至是外资的控股股东,民营的资本是控股股东,国有的就是十几,这种行政干预还是很大。能不能把上级党委对企业只管到党委书记,不要把中层干部都管了,甚至普通的员工。一些企业重大决策行为,包括投资决策、董事长、总经理的任命,能不能按照公司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股东大会决定,很多这样重大决策,包括精英班子的任命,名义上是小股东,事实上是由国有资本控股的力量决定,政府干预无处不在。一个上市公司都不能完全做到资本同股同权同价,对于国有企业来讲公司治理这块改革的任务也是非常重的。

        张文魁:公司治理非常重要,但是在我看来,如果要打一个比喻的话,有一个亚历山大王,征服一个城市,到一个神庙里去看,有一个死结,没有人解开,谁能解开这个死结就是这个地方的王,他想了半天结不开,把剑抽出来一砍就砍开了,他就成了王。我觉得我们国家国有企业公私治理的问题就是一个所罗门死结或者高尔丁死结,用什么剑才能砍的开?用民营化这个剑才能砍的开,否则解不开这个死结。国有企业治理搞董事会搞了很久,就是在白马身上画了几个斑,没有给精英班子定薪酬的权利,薪酬不能市场化,经济不能市场化,下面的所谓职工能进能出,公司能高能低,管理人员能上能下都做不到,这就没有办法跟市场接轨,不可能市场化。公司治理现代化跟民营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没有民营化利剑来砍,这个死结是砍不开的。

        王军:我刚刚举的例子,恰恰已经是完成了民营化,第一大股东已经不是国有资本。这个投票权不是安全同股同价同股同权,比如15%的股本。

        张文魁:是哪一个股东破坏同股同权。

        王军:因为他只有百分之十几,人事的任免,从中层到高层,都有大量的直接的干预。他们经常抱怨,在我们日子难过的时候不良资产很高的时候无人问津。

        张文魁:国有资本不讲法,已经是建立了一个比较健全的治理结构。

        赵农:在国有控股或者国有具有很大影响的情况下,完全国有更不用说了。我一直认为政企分开,那就是一个伪命题,国有资本发挥作用的时候政企怎么分开,政府代表出资者,就是按照一个规范的公司治理,当有足够高的比例。假如15%是第一大股东,其他都是分散的。你刚才讲的案例是非常经典,他不是第一大股东,第一大股东不敢惹政府,如果不适当的放弃决策权我很有可能就把你弄监狱里,有他在事就干不成。

         我为什么强调总的改革方向和目标,因为任何认为改革家、知识分子智商要完全高于利益集团,有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要编出一个新体制的想法,我认为不切合实际,利益集团单个挑出来的智商远远超过单个的经济学家,一个新体制没被骗出来,反而被人家玩了一把行政性垄断。公权如何和资本的结合,所谓公权和资本结合是内生性威力,一个政府本来具有两重功能,即使作为一个公共品提供者同时又是一个出资者,公权力和资本在这个范围内可以达到内部逻辑一致性,内生的结合在一块儿。因此中国的改革有很多假改革。比如垄断壁垒能够打破的情况下把价格放开,民营资本可以放进来,但是不让整个企业进来,国有资本更大的对社会资本的控制力,相当于杠杆,原来完全独资只能控制5万亿,现在5万亿可以控制30万亿。以行业自律为名,需要经济秩序,把民营资本统统兼并。

         人为的创造出垄断,本来那个地方国有三家有点竞争,至少有点社会福利可以保证,结果合并成一家。如果中央高层不下决心,越来越成为一个装修部,一个说法,是因为实实在在的假改革在里面起作用。对于现有的国有资本,如果当目标非常明确的前提下应该怎么走,我认为非常方便,也并不是把国有资本那么多钱都退出来,难在大方向能不能下决心,之后利益集团有抵抗怎么办,那就是那么的领导者真正展示才能的时候,只要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狠狠的办一把,控制权对于整个中国政治和经济的话语权基本上没得说,谁面对这种强势公开的抵抗肯定都是徒劳的,这样好的局面也并不是完全不能实现。

        管清友:国有企业改革或者是改革国企,关键问题并不在国企本身,而是在约束政府权利。王博士讲了他的案例,虽然不占大股份,但还是有很多话语权。我给大家补充一个非常蹊跷的案例,非常著名的某家金融机构,没有任何国有股份,但是他们形成自己的一种机制叫“民营国有党管”,这是中国现行政治经济特色之下的一种特色的运行模式。也没有国有股份,都是民营企业,都是实现了内部控制,内部高管持股,很好。问题就在于有很多潜规则,约束政府是非常必要的。只要下定决心,也不是那么悲观,八项规定之后吃喝之风确实刹住了,领导觉得减轻了负担,谁敢顶风作案,各个单位不敢要钱,会查你花哪儿去了,这种情况只要下定决心治标也治的挺好,王岐山同志说先治标后治本,治标为治本争取时间,所以约束政府之手,恐怕落在国有企业改革这个方面还真是要一些具体的监管部门。要约束这些具体监管部门,长远来看还要通过立法。习总书记也讲了,改革要立法有据,怎么样通过立法去约束,即便我们搞国有企业改革,有国有大股东,没有问题,派出股东代表,有什么样的权利写的一清二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