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权领袖” 变身为“职工公敌”,李霞在角色变迁的背后,是她所代表利益的变迁。开始,她代表股东的利益,向管理层发出声音,要求其保证股东权益,那时她是“维权领袖”。后来,她成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却没有充分顾及股东权益,将38位股东共同控制的资产(青州市百货大楼),转移到了一个由4个人控股的新公司时,她便成了“职工公敌”。
为防止这种角色变化,我们不能完全寄希望于个人的道德修养,更重要的是制度的保障以及股东的制衡。首先,公司股东的权利意识应更加明确。虽然股东们一直在维权,但38位股东在取得对青州市百货大楼的控制权后,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的股东大会,便再也没有开过一次。一些股东在抱怨,他们一直在催促李霞召开股东大会。但股东大会为什么必须有李霞的同意才能召开?为什么不能自己召集股东大会?
其次,股东的法律意识亟须加强。
李霞曾经下发文件,并以“协议”的形式称将成立新公司,要求各股东出资,有30名股东在文件上签了字。这些股东们现在称,签字是因为关系好不好意思拒绝,仅仅代表接收了文件而并非认同。但这种说法显然很难在法律上站住脚。
股东们现在还强烈质疑,李霞成立新公司是早有预谋,并搜集了很多重要证据。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李霞成立的新公司在法律上是否有权继承原公司,是否有权接收原公司的百货大楼。
再次,股东维权还期待法律制度的完善。即使是在上市公司,股东面对管理层的侵权,也常常面临维权难的问题。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法律对股东权益的保护仍然不够,另一方面则是对管理层侵权的惩罚力度不够,使其违法成本太低。
我们期望,所有公司的股东更加珍惜自己手中的权利;我们也期望,有关法律制度更加完善。这不仅仅是保护股东的权益,也是在保护那些可能从“维权领袖”滑向“职工公敌”的人。(王延锋)
来源: 经济导报
为防止这种角色变化,我们不能完全寄希望于个人的道德修养,更重要的是制度的保障以及股东的制衡。首先,公司股东的权利意识应更加明确。虽然股东们一直在维权,但38位股东在取得对青州市百货大楼的控制权后,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的股东大会,便再也没有开过一次。一些股东在抱怨,他们一直在催促李霞召开股东大会。但股东大会为什么必须有李霞的同意才能召开?为什么不能自己召集股东大会?
其次,股东的法律意识亟须加强。
李霞曾经下发文件,并以“协议”的形式称将成立新公司,要求各股东出资,有30名股东在文件上签了字。这些股东们现在称,签字是因为关系好不好意思拒绝,仅仅代表接收了文件而并非认同。但这种说法显然很难在法律上站住脚。
股东们现在还强烈质疑,李霞成立新公司是早有预谋,并搜集了很多重要证据。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李霞成立的新公司在法律上是否有权继承原公司,是否有权接收原公司的百货大楼。
再次,股东维权还期待法律制度的完善。即使是在上市公司,股东面对管理层的侵权,也常常面临维权难的问题。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法律对股东权益的保护仍然不够,另一方面则是对管理层侵权的惩罚力度不够,使其违法成本太低。
我们期望,所有公司的股东更加珍惜自己手中的权利;我们也期望,有关法律制度更加完善。这不仅仅是保护股东的权益,也是在保护那些可能从“维权领袖”滑向“职工公敌”的人。(王延锋)
来源: 经济导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