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公司治理意识根源探析


更新时间:2008/01/18 阅读次数:426

http://www.jrj.com  《国企》

日本民族性格与日本公司治理中所呈现的价值取向之间,存在一种隐秘的联系。

  文|杜天佳

  日本历史文化与民族性格图绘

  世界上大概再也没有第二个民族像日本那样复杂、让人难以理解了,表现之一就是他们可以把两种截然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东西奇迹般地调和、统一,正如《菊与刀》中对日本人的描述。

  历史上,作为中国古典文化代表的儒家文化,以其强大的辐射力量,对中国周边许多国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菊与刀》一书透过中日文化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独具慧眼地剖析出“日本多次‘克隆’中国文化,可实际上却贬抑了中国道德价值观的核心”。“7世纪以来,日本从中国引进了一些‘忠’、‘孝’伦理概念,但是,中国人从来不把这些道德看成是无条件的。中国的忠诚和孝道之上还有更高的道德,那就是‘仁’......中国伦理的这一制高点,日本从未接受。”对“仁”的无视与冷漠,使得“忠”、“孝”的位阶直线上升,并成为日本文化中伦理道德的终极指向。这种“仁”的缺失,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忠”、“孝”对日本民族性格与文化体系构成最大的影响是,使得日本人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始终自觉地驯服于严格的等级制度之下。

  表象上,日本虽然极端倾慕并大量引进西方的文化和观念,但骨子里却是与西方的“罪感文化”完全不同的“耻感文化”。相对于西方,日本人的自尊则是小心谨慎地生活在道义社会中,做别人想让他做的事,成为别人希望他成为的人,偿还别人的恩情和不辜负别人的期望成了他们最大的尊严。在日本人看来,“知耻”为德行之本,是“名誉”与“荣誉”的同义词,只有对耻辱敏感,才会实践善行。“耻感”造就了日本人极端的自尊心,使他们对外来的嘲笑和批评极为敏感。为使自己免受这种侮辱,就必须首先得到社会与大众全面的接纳和认可,于是“知耻”致使义务和责任趋于绝对化。耻感文化造就了日本人行为生活中强烈的集体意识和依附准则——个人在集团中的归属感,是一切活动的根基;只有始终如一地依附于集团,才能维护自己的名誉,并求得更高的荣誉。

  总之,一方面,日本文化是幸运的,在其历史上几次直接输入比自身文化先进的外来文化(如中国儒家文化、西方工业文明及其附带的法制文化等),使其物质文化和部分制度,得以发生真正意义上的跃进,跨越了民族文化循序渐进的发展阶段;但另一方面,日本文化又是不幸的,在自身尚未发育成熟时,已然遇上强势发达的外来文化,必然压制了它原来的自然发育,使之在文化精神和民族性格方面发生分裂:一部分随着物质文化一起跃进,几乎是全盘接受外来的意识形态与伦理道德;另一部分则依然停留在跃进前的水平,仍旧以其自己总结出来的行为方式应对现实。

  在这种历史文化进程下,日本人所表现出来的是,既有菊的柔顺和伤感,又具刀的锋利和攻击——截然相反的两类性格共存于一体。与此对应的,这个民族在物质或表象状态上极大丰富的同时,精神文化方面却陷入无法回避的、自我矛盾的折磨之中。前者物质表象与后者精神文化相对比,结论便是“巨人外表下的侏儒本相”。这种情况,在日本政治、经济、社会及生活各个层面无所不见。

  日本式公司治理内部机制特点及其价值取向

  从企业的组成要素上看,现代日本公司与“古典的”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在一定的事业领域中积蓄了经营能力的,由经营者、技术人员、熟练工、营业人员等组成的组织体”,是具有上述各种能力的“人力资本”的集合体,而非单纯的被资本雇佣的劳动力等要素的集合,不再是资本所有者或资金提供者、雇佣劳动力以追求资本利润最大化的“古典企业”。

  经营者中心主义与股东权利的缺失

  一般来说,现代公司治理的主体框架包括三大机构:股东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或监事。三者在一定程度上,好比政治体系中立法、行政、司法之间互为依存且相互制衡的关系。

  1950年,日本以引入美国股份公司法律思想为基础,修改了《商法》。股东会(股东大会)作为公司最高权力机构和决策机构,虽然仍拥有对公司经营者(或执行层)即董事的任免权,但其职能范围已大为缩小。另外,股东会(股东大会)构成的实际情况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公司趋于大规模化和股东人数日趋增加的背景下,仅以投资或投机为目的,而对参与公司经营不感兴趣的股东也日渐增多,公司规模扩大所导致的经营活动的专业化和复杂化,使得现实中一般股东难以获得对公司的治理和经营的发言权,从而进一步削弱了他们参与经营管理的意识和动力。

  此外,日本特有的“股东法人化”和职业股东“总屋会”的存在,导致即便是运用间接支配方式,绝大多数公司的股东会(股东大会)也无力担负起对经营者监管的责任。在日本,公司中控制企业股权的主要是法人(金融机构和实业公司)。由于公司中法人持股占有绝对比重,股权结构以法人为中心,也有人将日本称为“法人资本主义”,特点为公司间法人相互交叉或循环持股。法人股东所持有的股份比较稳定,不以红利和“资本收益”为目的,不随股价变动而抛售;法人持股目的是取得公司控制权,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被持股公司的经营。在这一特定情况下,日本公司治理的中心自然也就围绕法人股东来展开,其结果所有者最终被架空,经营者得以行使决议权。

  与此相对应的,按照美国公司法律理念而确立的日本新公司制度,董事应是以其经营专家的素质为“资本”,通过股东会的选任而获得其地位与执行权的。然而现实中的董事,几乎全都是仰赖日本独特的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从公司职员位置一步一步提升上来的。原本法律明文规定的,由股东会选任董事的制度,变为人事部门的工作环节,股东会成了一种仪式和过场,甚至被喻为“拍手大会”。更为致命的是,由于董事是由公司内部职员步步提升上来的,所以董事会内部各个董事之间,也无法完全摆脱职务等级的上下关系,董事原应具备的平等身份荡然无存。

  美国公司治理结构中,执行层或经营者遵循股东意志并追求股东利益的根基,在日本的这次文化输入中变得支离破碎。随着这种不靠出资支配的“经营者中心主义”的发展,经营者们开始采用各种手段以求稳住自己的地位,于是日本式公司治理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原本依靠股东出资才得以成立存在的公司,却不重视股东的权利;原则上应通过股东会选任的经营者即董事,却对维护股东的利益缺乏责任感。如同日本对中国儒家文化的缺失继承一般,表面上看来,日本吸收了外来的、先进的公司治理制度和文化,实际上却排斥和贬抑了其中的核心与根基。遗憾的是,这种错误即便违反了法律上股东主权的原则,但在日本社会普遍共识之下,却得以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而从未被指责为违法的或不公正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