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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能与娃哈哈的纷争跌宕起伏,对峙双方各具利器,达能更是凭借“契约精神”一度立于上风,得到过国内众多精英人士和意见舆论领袖的广泛支持。然而,事件的结局却以达能的全面溃败告终;并且,达能在这个事件中所暴露的问题和造成的后果,将对其未来在华市场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文/国际信誉研究院(中国)
2007年11月5日,达能起诉中国商标局一案撤诉……
消息一出,历时7个月之久的达娃事件基本敲槌定音:娃哈哈品牌归属娃哈哈集团,达能强购娃哈哈的计划流产。
达娃事件是2007年度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纠纷事件之一。因其关联的重要利益相关者众多、涉及范围广、纠纷复杂、双方交锋激烈激进、隐私频频披露、过程富有戏剧性和结果充满悬念而成为中国媒体乃至国际媒体的竞相报道的热点。当事双方被迅速推到了传统主流媒体和网络媒体的风口浪尖,形成一片混战,引起了中国社会各界(包括两国政府)全方位的高度关注。 从互联网信息监测的数据就可以得到验证(百度搜索主题词 “达能娃哈哈”——相关网页约1,200,000篇;Google搜索引擎“Danone wahaha”主题词——相关网页106,000篇)。
事件过程跌宕起伏,对峙双方各具利器,达能更是凭借“契约精神”一度立于上风,得到过国内众多精英人士和意见舆论领袖的广泛支持。然而,事件的结局却以达能的全面溃败告终;并且,达能在这个事件中所暴露的问题和造成的后果,将对其未来在华市场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达能,为何会从有利走向溃败?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达能集团在中国市场存在严重的信誉管理缺失!
这次事件暴露了达能集团在信誉管理平台上的严重疏漏;同时也反映了其在信誉管理技能上的不足。
在达娃纠纷中,我们看到,达能对中国市场缺乏宏观把握,对中国的国情、中国市场的文化状态、中国公众对跨国公司的心理感受等不了解,与各相关利益群体沟通不利。在信誉传播上,又对中国媒体传播的独特属性等缺乏相应的认知和应对措施,缺乏敏锐度和把控力,屡屡坐失良机。
“达娃纠纷事件”直接导致达能在华信誉的大幅跌落。
2007年度的信誉测评结果印证了这一说法:法国达能公司在中国的信誉测评名列第90位;与其在本土的测评榜上第18位的名次相去甚远。与之相反,诺基亚在中国市场信誉测评名列榜首,而在本土排名第44名。
企业信誉度与其市场价值具有高度的相关性。达能市场信誉的大幅跌落将导致市场的连锁反应,甚至波及中国之外的市场。达娃事件再次表明,即便是国际著名跨国公司,对企业的信誉的认识仍不成熟、管理依然缺位,其对企业信誉管理的水平和能力远远落后于对企业其它领域的管理。跨国公司的国际声誉资本没有很好地转化成本地信誉资本。“企业对信誉管理的认识和投入与企业信誉日益增长的重要性相比相差甚远”。同时也表明,信誉作为一个交叉的、前沿的管理科学需要引起社会各界足够的、更广泛的重视。
信誉管理的缺失至达能于不利之地。一方面,达能在这场事件中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阶段还要考虑如何收拾残局。另一方面,达能真正开始进入品牌独立运行阶段,前景并不乐观;达能信誉管理缺失令其众叛亲离,腹背受敌,市场的多骨诺牌效应才刚刚开始。
中国已成为一个不可或失的全球化市场。2006年,全球180家跨国企业的全球市场总收入中,来自中国市场的收入约占10%;其中在华机构盈利者占64%;大约65%的跨国企业在中国的盈利幅度大于或等于其它国家。几乎没有哪家跨国企业敢说放弃中国市场。
随着这个市场的成熟,企业已不能单靠削价来取悦消费者或客户;产品品牌与企业信誉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未来的中国市场,输得起官司,输不起信誉。
达娃事件是中国市场品牌阶段成熟过程中积累爆发的产物,也将成为中国市场走入企业信誉时代的导火线。
信誉管理迷失,与利益相关群体沟通失策
达娃事件源于企业内部矛盾纠纷的公开化,又通过双方的互相揭短,火力升级,拉扯牵动各个利益相关者加入,进而扩大化形成企业内生式信誉危机。
这种内生式信誉危机往往直接反映企业的核心内部信息,使得原本企业内部、行业内部才能知晓的信息放大到公众面前,充分检验企业以往行为的透明度、诚信度和内外价值观的一致性,进而影响所有“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未来的预期。
达娃纠纷充分暴露出达能在公司治理上的失控。达能进入中国近20年,与娃哈哈合资达10年之久,然而却始终未能导入先进的管理机制,对公司的治理放任自流。在混乱不清的公司治理下,最终以品牌之争引爆达娃纠纷。
企业信誉资产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由利益相关者关系所蕴涵的市场和社会资本构成的。建设和维护利益相关群体关系是企业信誉管理的核心部分。然而作为世界500强之一的法国达能公司却在中国忽略了与利益相关群体沟通的重要性,在达娃事件中显示出异常的傲慢与固执。
一、不能善待合作者
纷争伊始,达能就把本来的合作者宗庆后定位成敌人。通过法律起诉、道德抨击、舆论诋毁等手段,达能硬生生地把利益博弈转变成利益的争夺,导致纠纷升级。
达娃纷争属于合资公司内部矛盾,双方本可基于互利,通过内部协商和谈判来解决。但达能在处理方式上非常强势。对外,以娃哈哈品牌无可撼动的占有者自居,以利益争夺者形象示人;对内咄咄逼人,全无对合作方的怜惜顾忌;在对宗庆后的披露上,没有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而是无节制、无计划地发现一个问题曝光一个。
对合作者不是有理有节地博弈,而是无情地曝光打压;
不是主动争取事态的和解,反而将和解推至绝地。
这正中了中国的一句古话:杀人一千,自损八百!
二、对中国媒体缺乏清醒的认识和驾御能力
事件前期,达能将问题的本质从民族品牌争端转移定义为与“富豪宗庆后”的个人利益之争,用广泛传播的“契约精神”和抢先的诉讼赢得了初期的舆论优势。
但是,达能未能与媒体主动沟通,开展正面的引导。随着媒体自发的深入报道,达能没有任何超越于经济利益以外的诉求被表达出来。而当媒体开始质疑达能角色的正面性时,达能没有及时出来澄清,扭转局面。
与此同时,随着威逼、跟踪、漠视法规等不择手段的“真相”被娃哈哈曝光出来,呈现在公众面前的达能,是一个赤裸裸的“利益攫取者”。
反观娃哈哈,其高调发起的第一轮舆论战并没有收获太多的支持,反而招来了不少的质疑。但娃哈哈的反映速度迅捷,在接下来的媒体宣传中,娃哈哈不再空洞谈民族主义,而是逐步将法律依据,历史真相公布于媒体,沟通语言也越发理性。被媒体评论为“从最初的冲动、暴怒逐渐转变为理性、在法律与规则的范畴里寻求解决方案”。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娃哈哈的对外新闻传播质量更高,“阴阳合同”、“历史真相”、“跟踪”、“反击诉讼”、和那句“你将在诉讼中度过余生”的名言都为媒体提供了丰富而精彩的报道素材, 7月8日,在范易谋缺席的情况下,央视权威节目《对话》以有利于娃哈哈的选题方式对话宗庆后,标志着舆论的天平开始明显向娃哈哈倾斜。
不了解中国媒体环境,不主动与媒体沟通;在舆论导向上,达能显得迟钝而力不从心。
三、排斥公众
为了争取公众的同情和支持,达能肆无忌惮地揭宗庆后的家丑,采取法律诉讼、舆论诋毁等手段,竭力将对手置于不利的道德地位。以为能通过毁人而自立。
但达能忽略了中国公众的民族情感,对公众的理性和情绪的判断有误。一方面中国公众与生俱来的同情弱者的文化心理开始体现;另一方面达能这种无所不用其极欲置人于死地而后快的做法引起了中国公众的强烈反感,更多的公众转而支持娃哈哈。
其实,达能想要赢得中国公众的理解,可以尽量让中国公众了解达能对合资公司和“娃哈哈”品牌做的贡献;举例说明自己不是利益的掠夺者;表白自己对娃哈哈的发展将长期支持,打消公众的后顾之忧,在情感上取得公众的理解;而不是靠揭露宗庆后的道德问题来抬高自己。
四、忽视意见领袖
作为全球500强企业,达能公司在中国精英人士和意见领袖心目中的形象是比较占优势的。在意见领袖们的眼中,法国达能代表了全球化的趋势和企业管理未来的方向,是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化的导师。
并且,娃哈哈开始的很多声明充满非理性的火药味,导致不少意见领袖将其定性为不讲规矩的,不按理出牌的旧式中国企业。
这些意见领袖在纷争之初,纷纷撰文批评宗庆后这种滥用“民族大义”旗帜的行为。并且直接呼应了有利于达能的尊崇诚信、法治和契约精神的诉求,在法律战之前娃哈哈就被默认为是违背了契约的典型。
随着纷争的白热化,一些意见领袖开始转入到对当事双方行为的剖析上来,他们纷纷以沙龙、研讨会甚至个人博客等形式介入这场纷争,并提出了很多见解、质疑以及解决之道。
国际信誉研究院(中国)就曾围绕达-娃之争组织过两次研讨。在第一次研讨中,很多专家学者从经济全球化的视角出发,以及基于中国市场不甚规范的现状,强调企业应该坚守规则,信守承诺。
这在客观上是非常有利于达能的话题,可遗憾的是达能公司没有充分重视和利用这一契机,而是继续简单打“契约”牌,丝毫没有谈“契约精神”。这种表现引起后来的“契约≠契约精神”的反向话题讨论。在第二次国际信誉研究院(中国)召集的研讨会中,有些意见领袖认为,达能强调的只是“契约”,并没有真正体现“契约精神”,因为“契约精神”强调的是诚信,相互尊重、互惠、互利。而在“达-娃”纷争中,达能为了揭对手的短,无所不用其极。这恰是缺乏“契约精神”的体现。
意见领袖开始对达能的“契约论”产生质疑,并开始对宗庆后产生民族情感。华夏时报上刊登的一幅“新渔童故事”漫画,把达能描绘成以契约为武器,企图掠夺国宝渔盆的坏传教士,而将宗庆后描绘成保护国宝——“民族品牌”的渔翁。这幅漫画很清晰地折射出市场对达能的态度已经达到了不信任的程度。
这样一来,达能彻底丧失了意见领袖的支持。
五、与政府为难
纷争之初,某些地方政府声援娃哈哈,但杭州市政府以及中国国家商标局两个与此利益相关的政府部门一直秉承中立态度,这一点广受公众和舆论的好评。
当双方法律战呈胶着之势时,达能公司却武断地将中国国家商标局拉入了战局。在国外,消费者是企业的第一利益相关者。而在中国,聪明的企业家一般把政府看作第一利益相关者。达能恰恰忽视了这一点,冒然将商标局告上法庭,将第一利益相关者推到了对立的位置。如果说当初宗庆后拿国家商标局说事儿是把政府部门当成一种靠山。那么,起诉国家商标局无疑是为宗庆后提供一个坚强盾牌。
起诉政府部门虽属正当行为,但应该看时机是否合适。一个企业不光是经济人,也是社会人,除了需要公众的理解还需要政府的支持。政府作为管理者为企业提供“公共环境”。达能公司在最需要支持的节骨眼上把对立面扩大,把自己孤立起来,显得很不理性。
结束语:
在华合资的品牌中,娃哈哈是为数不多的发展势头强劲,表现出色的品牌。达能娃哈哈本可成为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合作的楷模。达娃事件将达能困于尴尬之地。其后,来自宗庆后的反扑,来自市场的质疑,来自各方的压力等都将不甚乐观。遥想20年前来自这个市场的仰慕与欢迎,今天的达能已然风光不在。中国市场是达能公司不可失,也失不得的市场。如何加强企业信誉管理,重新赢得利益相关者的信任,也许值得达能好好思索。名列世界500强,却在企业信誉管理上出现如此严重的疏漏,达能的确值得反思在华所为,在战略高度上重新审视自身的欠缺。
痛定思痛,达娃事件之后,达能公司是否能从中反思,以补亡羊之过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