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董事会建设攻坚
建立规范的董事会也是国资委自身的改革
《上海国资》记者 刘虹
2006年12月18日,国务院国资委召开恒天集团董事会试点工作会议,国资委副主任王勇出席。恒天集团董事会试点工作正式启动,成为2006年央企董事会试点的收官之作。
有媒体评出2006年中国国有经济10大事件,“董事会试点开创央企监管新天地”位列其中。
2006年,央企董事会试点工作稳步推进,截至年底,已有宝钢、恒天集团、中冶集团、攀钢等19家中央企业相继建立和完善了董事会,建立了外部董事制度,其中外部董事占到董事会人数一半以上,初步实现了决策权、执行权分开和董事会选聘、考核、奖惩经理人员,公司治理结构不断完善。
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在每家企业召开董事会试点会议时,国务院国资委都至少派出一名副主任参加,这充分显示出国资委对董事会试点工作的重视。
不过,这也并不表示一年多的试点工作处处尽如人意。
“无论董事会、总经理会,还是党委会,开会都是同一拨人。清产核资以后,就发现了许多问题⋯⋯因为没有制衡。”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就曾对“三会不分”表示不满。他认为,搞好企业的关键,就是把董事会、董事选派好,总经理由董事会来聘用,如果总经理不在状态,董事会就可以请他走人,从而真正实现用机制管人、制度管人。
董事会与现代企业制度
公司治理已成为全球市场经济国家共同关注的重要话题,哈佛大学的管理学家甚至说,判断企业是否属于成熟期,不是看它有多少钱,而是看企业的治理结构。
完善以央企为代表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是近阶段我国国企改革的一大任务,也被本届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视为任内必须完成的工作。由于董事会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核心地位,董事会建设也因此受到特别重视。
在中央企业层面建立董事会,成为国资委成立以来发力推动的一项重大决策,李荣融甚至将此举称为“国资委成立以来最大的新闻。”
董事会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为什么国资委要把如此大的力气用在董事会建设上?
专家解释,促使国资委大刀阔斧改革的深层原因,是因为目前的央企绝大部分是按照《全民所有制企业法》注册,只有极少数是按照《公司法》注册的。
企业法的最大特点,是所有权和经营权不分,而公司法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这不仅是从‘企业’到‘公司’换个名字那么简单,其深层含义是分清所有者和经营者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北京摩根投资有限公司法务部部长赵瑛峰分析说,“董事会制度是以个人负责为基础的集体决策,法律上体现的是《公司法》明确的慎重经营的原则。”
国有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往往陷入“内部人控制”的泥沼,造成的弊端显而易见。早在2004 年2月,国资委就向国务院提出在中央企业进行国有独资公司建立和完善董事会试点工作,得到了国务院的同意;同年6月,国资委发布《关于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建设的指导意见(试行)》,明确了试点的主要思路和措施,并确定了第一批试点企业。
2005年10月17日,作为董事会试点第一家的宝钢集团依照《公司法》改建为规范的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采用4+5模式,即9名董事中有5名为外部董事,成为第一家外部董事全部到位且超过董事会成员半数的央企。
此后,董事会试点工作稳步推进,至2006年末,19家试点企业外部董事人数共计64人。
作为第一批试点企业之一的诚通集团董事总经理洪水坤表示,董事会试点是国有独资企业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只有建立了完善的治理机构,才能提高竞争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君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潘跃新认为,外部董事进入央企董事会和上市公司董事会,对于央企现代企业制度的培育和推动,对于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规范,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完善外部董事制度是关键
央企建立董事会制度的关键,在于建立健全了外部董事(即除董事之外不在企业内部担任其他职务的董事)制度。专家认为,建立外部董事制度是这次试点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是与过去董事会的不同点,也是此次试点的关键。
潘跃新认为,由于中国外部董事制度尚在起步阶段,在制度设计、行为规范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提高,同时,由于外部董事人选绝大部分背景为教育、中介、行政、社会事务方面人士,有企业管理背景人士较少,大多缺乏企业管理经验尤其是大型企业管理的经验,对董事会运行的规则了解较少,因此外部董事在董事会中的作用,还有非常大的学习和提升空间。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仲继银指出,央企的董事会建设是一个进步,但是显而易见的问题一大堆,如明文规定了外部董事必须过半,然而目前的情况是,为满足这项条件,央企董事长们之间互相兼任外部董事,这种情况为数不少,如中国冶金科工集团公司的董事长杨长恒担任了攀钢集团的外部董事;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郑鸿出任了中农发展集团的外部董事。
南开大学公司治理中心主任李维安教授提出,央企外部董事应由三类人士构成:一是原来各大国企的退休老总;二是海外的战略投资者、投资家或银行家;三是国内企业的专业财会人员、各大企业的现职领导。
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认为,央企的外部董事最好由企业家、金融专家等社会精英担任,他们可以代表社会公众人士,自身的利益考虑得少一些,而且还必须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人员的选择是最大的难题。在美国,外部董事有一个‘人才市场’,有人甚至专门以外部董事为职业,但在中国却没有这样的条件。”复旦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所长张晖明教授指出。
此外,胡星斗认为,外部董事的收入来源应该透明,不能暗箱操作,不能由董事会提供报酬,或者干脆就应该是免费的,这样才可以避免其合谋与串供的行为,形成利益共同体。“外部董事制度要发挥有效作用,不能仅靠某个部门的推动、靠少数人的觉悟,而是要形成一套有效的制度,从法律上来规范。”张晖明认为。
国资委自身改革
国资委力图用最科学的手段管理辖下众多企业,实现这一目标,显然不是要当“千手观音”。
通过建立董事会制度,国资委将把企业领导人员管理的重点转向出资人代表的管理,同时能够把更多的精力用在研究和实施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和领域及优势国企集中,真正当好出资人,这才是国资委的终极目标。
经过了一年多的试点工作,目前央企董事会建设已进入攻坚阶段。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指出,目前央企仍存在董事会、总经理会、党委会“三会不分”问题。
董事会在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中居于承上启下的地位。董事会改革中,目前较为明朗的是董事会构成方面——建立外部董事占多数的董事会;在董事会的激励、董事会组织结构和工作流程方面的举措,则正在探索之中。
国资委副主任王勇2006年11月14日在中农发集团董事会试点工作会议上表示,建立规范的董事会后,目前由国资委行使的对经理人员选聘、考核、决定其薪酬以及重大投资决策等权力,将移交给董事会。
“从这方面来讲,建立规范的董事会,也是国资委自身的改革。”王勇说。
国资委副主任邵宁表示,从2007年起,由董事会主要是外部董事依照国资委的指导意见,决定经理人员的薪酬。
王勇和邵宁的讲话,都明确传达出了国资委正在着力推进改革的决心。据悉,有关规范国资委与董事会关系的文件,已征求试点企业和各方面的意见,目前已基本成熟。
董事评价是董事会建设的关键
国资委已成立了董事会试点工作办公室,下一步将建立起国资委与董事会的系列沟通、互动制度。其中,对董事会、董事的评价重点是董事会运作情况和董事个人履行职责的情况,而不对董事会、董事进行具体的经营指标考核,以保障董事会、董事对经理层的客观、公正性。
专家认为,董事评价将成为引导国企改革和董事会建设的关键。李维安教授提出,通过建立符合国有独资公司实际特点的董事评价体系,可以对董事的行为进行引导、矫正和激励约束,提高董事的履职能力和动态胜任能力,使其行为合法、合规、合理,逐步形成职业董事市场,以实现出资人对董事会的有效治理和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国企的董事会及其董事评价工作,当前面临着“观念上”和“行动上”的两难状况。评什么、谁来评、怎么评等诸多问题,困扰着各级国资监管部门。国务院国资委于2006年6月起草了《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试点企业董事会、董事评价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相信不久之后该办法的正式出台将会使董事会及董事评价有章可循,从而使董事会建设更加规范。
此外,业内人士认为,董事会要切实发挥作用,就要求党委、国资委在国有企业经理人的任免权、考核权等方面向董事会做出让渡。同时,国资委行使股东权力与党组织的干部选任考评之间的关系,也需要更好地协调。
国资委副主任王勇谈董事会建设
一方面,国资委要向董事会移交部分权力,不干预董事会的职权;另一方面,国资委又面临与董事会、董事有关的新的职责、新的任务。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出台了外部董事、职工董事管理办法,有关规范国资委与董事会关系的文件,已征求试点企业和各方面的意见,目前已基本成熟。下一步,我们还打算建立几项重要制度:
一是建立国资委对董事会、董事的评价制度。
这是极具探索性的工作,我们初步考虑,评价的重点是董事会运作情况和董事个人履行职责的情况,而不对董事会、董事进行具体的经营指标考核,以保障董事会、董事对经理层的客观、公正性。
二是建立国资委听取董事会报告工作制度。
这是《公司法》赋予股东会的职权,也是董事会的义务和责任。初步设想,每年4-5月份国资委专门召开会议听取董事会报告上一年度工作,并对董事会的工作进行总体评价、提出要求。
三是建立国资委对试点企业的专人跟踪分析制度。
初步设想,对每一户试点企业,国资委各有关业务厅局都明确专人负责,跟踪分析本厅局职责范围内的企业经营管理和董事会履行职责的情况,定期提交分析报告,并召开汇总分析会议,提交综合分析报告。
四是建立国资委主动与董事会、董事沟通制度。
包括国资委召开与董事沟通的专题会议,有关工作人员到试点企业与董事沟通,与个别董事进行当面、电话、电子邮件沟通,国资委成立了董事会试点工作办公室,也可以直接与有关厅局负责同志沟通。
资料来源:《中国企业文化评论》
深圳外部董事将进入国企决策层
2007年起,深圳的国有独资企业公司董事会将引入“新鲜血液”,外部独立董事将在新一轮的董事会改革试点中进入国企决策层。日前举行的深圳市国资国企工作会议,明确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建设试点为今年国企改革的重要工作。
深圳市国资委主任郭立民表示,试点的内容包括进一步明确董事会与国资委之间的关系,完善董事会结构,引入外部董事,逐步扩大公司董事会的决策权限等。
目前该试点的准备工作已经启动,今年初步选定了盐田港区等企业作为试点单位,拟定了试点企业的董事会配置,并且建立了外部董事人选信息库。根据试点方案,试点企业引入的外部董事人数将超过内部董事。通过加入“新鲜血液”,规范现有国企的董事会运作,在国有独资企业中形成集体决策、个人负责的董事会运作机制。
由于西方(如美国)公司的股东数量多且极度分散,所以这些公司的董事会及其董事评价均是指来自于董事会及其董事的自我评价。
与之不同的是,我国国资监管机构所强调的董事会及其董事评价,由于国有股东惟一(或绝对控股)且政治体制独特,从而决定了董事会及其董事的评价不能只来自于董事会及其董事自身,还必须来自其他相关评价主体,比如国有股东(代表)、企业党组织、企业经理层、企业监事会,甚至董事会秘书等。
董事会试点难题 ——试点一周年调研
安林、陈庆/文
董事会与总经理之间,并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而完全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准确地说应该是“董事会授权下的经理(负责)执行制”
按
照国务院国资委的总体计划,其监管的央企将在2008之前完成董事会建设工作,而对于两批15家企业的试点,如何总结其经验、调整政策与对策以指导今后央企和全国的国企改革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这次中央企业董事会试点工作情况的调研,大家认为,国务院国资委所推行的中央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试点工作的方向是正确的,它既符合新《公司法》的立法精神,又符合我国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更符合当前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大方向。
但调研同时发现,当前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试点工作也遇到了一些障碍,有些可能还是致命性的障碍。其中“董事会实质上没有经理的聘任、解聘权”成为董事会建设的最大障碍。
此外,调研发现,加强外部董事制度建设、加强监事会监督机制建设,应是今后董事会试点与建设工作中两个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基础”和“保障”。否则,董事会建设又将形同虚设,公司治理又将名存实亡!
董事会作用遭遇弱化
在董事会试点企业中,董事会被定位为公司的决策机构,担负着战略制定、重大投融资决策、经营监督以及对经理层任免、考核与薪酬的决定权。但在实践中,试点企业的董事会并未能拥有这方面的职权,董事会在一定程度上停留于“橡皮图章”水平。尤其是在董事长和总经理同属由上级任免和委派的情况下,总经理事实上并不对董事会负责,以至于出现经理(层)藐视董事会决议、不执行董事会决议,甚至自行其是的情形,其结果“制”大于“衡”,董事会机制失效。
调研发现,有的试点企业的总经理根本不执行董事会决议。原因是当初在形成董事会决议时,作为董事的总经理就投了反对票,导致其对后来的执行消极以待,以至于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
调研还发现,一些试点企业的(外部)董事在参加董事会之前并不能及时得到表决所需的详尽资料和信息,对所表决的事项缺乏足够的研究,从而使得(外部)董事对董事会的表决意见缺乏科学性,造成了董事会决议与经营实际的脱节,也进一步削弱了董事会在企业中的权威性。
成因
国资委官员、央企董事会、经理层乃至许多外部董事还存在一些公司治理理念认识上的模糊,以致董事会与经理层定位不清晰,工作中时有摩擦发生。
例如,有些人仍将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按过去的惯性思维模式理解为“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突出总经理负责这一“核心”,从而造成了董事会与经理层、董事长与总经理的职责权限不明确。实际上,董事会与总经理之间并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而完全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准确地说应该是“董事会授权下的经理(负责)执行制”。
又如在公司内部,一提到“经营”和“经营班子”,人们马上就会联系到那是总经理或经理层的事,似乎与董事会或董事长无关,而实际上应是董事会与经理层共同拥有公司经营权,经理层的“经营权”需由董事会部分地授得。
董事会成员,特别是公司董事长对因“经营(权)就是经理人员的事”这一观念带来的混乱和由此出现的权责纷争,常常感到棘手和迷茫。
董事会经理层职权不清
试点企业虽然根据《关于中央企业建立和完善国有独资企业的董事会试点工作的通知》建立了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三权分立的现代治理结构,但这远没有达到国资委想要达到的“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科学治理目的。
前述已经提到,董事会主要负责“战略决策、重大投融资决策以及重要人事任免及考核等职权”,而经理层则负责“执行董事会的决议和企业的日常经营工作”。但是,在运作实践中,我们发现,试点企业对哪些业务真正属于日常经营工作往往缺乏明确的界定,加之董事会和经理层对此问题的理解又经常会有一些分歧,从而造成了董事会和经理层在部分业务上出现权力重叠、权力纷争与权力真空并存的现象。
一方面,部分试点企业董事会对企业运作中的一些问题本应属于正常监督,但总经理却认为董事会在干涉经理层的工作,而另一方面,对有些业务,双方则又均认为属对方职权所在,从而造成有些业务“多头管理”而有些业务“无人理睬”的局面。
成因
董事会一项最重要的职权就是监督经理层、挑选能把工作做得最好的经理人选,而当他们不能把工作做好时也有权解聘他们,从而使经理层能够遵从董事会的意愿。但由于中央企业重要人事涉及的面较广、较深,致使董事会实质上未能依法享有对经理人的任免权,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问题。由于现在的董事会成员、总经理都是由国资委任命,本着谁任命对谁负责的原则,结果是,总经理和董事会成员都要直接对国资委负责,这就与公司治理中总经理在董事会授权下经营管理公司日常事务、对董事会负责的原则发生了根本性的冲突。
同时,由于国务院国资委不能下放给董事会对总经理和副总经理等的任免权力,从而造成了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没有实际运作的条件。由于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和薪酬考核委员会主要职能,就是提名、考核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研究总经理的选择标准、程序和方法、向董事会提出建议,而总经理的任免、考核权的不能下放,造成了两个专门委员会流于形式,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董事长地位尴尬
由于投资主体的特殊性和股权结构的单一性,国有独资公司的治理结构,往往不能取得像多元化股权结构的国有控股与国有参股公司一样的股权制衡。而居于权力中心的董事长,尤其是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董事长,在董事会试点企业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实践中我们注意到,虽然国资委要求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长不能对公司的日常经营工作进行过多干预,但是对于一位身兼公司法人的董事长来说,他是不可能只充当董事会“召集和主持人”这种“如此单纯”的角色的。因为他必须要对公司的经营业绩负责,必须要对经理层在公司战略执行和董事会决议执行方面进行“过程监督”。也正因如此,加之董事会和经理层职权界定的不清晰,实际工作中就很容易造成董事长难以把握日常工作涉足的“尺度”,以至于出现若“作为”(即使是检查董事会决议的实施情况)难免有“干涉之嫌”、若“不作为”又不堪“责任之重”(通常被国资委指定为“第一责任人”)的双重困惑。
成因
董事长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国外比较成熟的公司治理制度中,董事长的职权定位于董事会会议的召集人,在董事会表决时和其他董事一样拥有一票表决权;但在我国中央国有独资公司中,董事长多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且也多是“坐班”人员,在这种情况下,只把董事长“单纯地”看作是董事会会议的召集人和主持人,是不切合实际的。
新《公司法》中,董事长作为公司当然的法定代表人的条款已被删除,董事长除负责董事会的召集和主持之外的职权也不再给予明确的规定,这都为实践中如何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来界定董事长的职权带来了困难。
外部董事作用有待发挥
引进外部董事是董事会试点的关键,他们能够推进董事会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外部董事由于多具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且不在公司中肩负任何职务,因此,一般说来,他们能够对执行层起到很强的制衡作用。
我们在调研中注意到,许多外部董事能够积极投身企业,通过深入企业调查研究、发表独立意见,为企业发展献计献策。但同时也确有少数外部董事由于受到时间、精力或主观认知的影响,对任职公司漠不关心,即便是参加董事会也仅视为例行公事、“走过场”而已。这样的外部董事,自然也很难得到公司董事会机构和执行层的认可。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这样的外部董事的存在,使得执行层对由此形成的董事会决议并不心服、信服,进而在心理上影响了对决议的执行力度。
成因
虽然国务院国资委已经制定了《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试点企业外部董事管理办法(试行)》,但是该《办法》还不足以有效地激励和约束外部董事。尤其是外部董事的评价机制、监督机制在实际中如何实施,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监事会临近有“监”无“督”困境
从试点企业的调研看,监事会在董事会试点中的作用,远远没有发挥出来,进而影响了董事会试点的成效;监事会因此成为董事会试点成败的一个重要影响因子。调研了解到,某试点企业的董事总经理,不执行董事会决议,甚至自行一套,并已影响到公司业绩,对此,多位国务院企业监事会派驻监事均有比较清晰一致的认识,而且也“抱怨纷纷”,但我们调研中发现,监事会并没有及时依法行权对董事总经理提出行为纠正的举措,也没有适时依法行权对董事总经理提出职务罢免的建议。
成因
为什么监事会有“监”无“督”,调研中我们了解到,监事会及其成员也有自己的难处,即监事会身不正名不顺。按新《公司法》,公司监事会成员由国资委委派,但现状是现在的外部监事,基本上都是原来国务院企业监事会的班底。于是问题就出现了,即现在的监事会,到底是企业自己的监事会,还是国务院派驻重点大型企业的监事会?如果是前者,那么,《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条例》就得废止,新的管理办法就得重新出台。由此可见,“困惑”带给监事会成员职能的“无所适从”。
专门委员会未能有效运行
调研中我们发现,有的试点企业的董事会成立近一年来,其提名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工作上从来就没有与公司人力资源部门发生过联系。同样,完全由外部董事构成的审计委员会也只是在年初听取其日常办事机构——审计部门的年度工作总结,至于以后便再没有接触了。
成因
由于专门委员会的独立性需要每位外部董事在多个委员会任职,从而使得专门委员会往往难以有效地开展工作。同时,从试点企业来看,有些专门委员会的运作,缺乏与公司内部职能部门的有效沟通,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照国务院国资委的总体计划,其监管的央企将在2008之前完成董事会建设工作,而对于两批15 家企业的试点,如何总结其经验、调整政策与对策以指导今后央企和全国的国企改革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这次中央企业董事会试点工作情况的调研,大家认为,国务院国资委所推行的中央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试点工作的方向是正确的,它既符合新《公司法》的立法精神,又符合我国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更符合当前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大方向。
但调研同时发现,当前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试点工作也遇到了一些障碍,有些可能还是致命性的障碍。其中“董事会实质上没有经理的聘任、解聘权”成为董事会建设的最大障碍。
此外,调研发现,加强外部董事制度建设、加强监事会监督机制建设,应是今后董事会试点与建设工作中两个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基础”和“保障”。否则,董事会建设又将形同虚设,公司治理又将名存实亡!
董事会作用遭遇弱化
在董事会试点企业中,董事会被定位为公司的决策机构,担负着战略制定、重大投融资决策、经营监督以及对经理层任免、考核与薪酬的决定权。但在实践中,试点企业的董事会并未能拥有这方面的职权,董事会在一定程度上停留于“橡皮图章”水平。尤其是在董事长和总经理同属由上级任免和委派的情况下,总经理事实上并不对董事会负责,以至于出现经理(层)藐视董事会决议、不执行董事会决议,甚至自行其是的情形,其结果“制”大于“衡”,董事会机制失效。
调研发现,有的试点企业的总经理根本不执行董事会决议。原因是当初在形成董事会决议时,作为董事的总经理就投了反对票,导致其对后来的执行消极以待,以至于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
调研还发现,一些试点企业的(外部)董事在参加董事会之前并不能及时得到表决所需的详尽资料和信息,对所表决的事项缺乏足够的研究,从而使得(外部)董事对董事会的表决意见缺乏科学性,造成了董事会决议与经营实际的脱节,也进一步削弱了董事会在企业中的权威性。
成因
国资委官员、央企董事会、经理层乃至许多外部董事还存在一些公司治理理念认识上的模糊,以致董事会与经理层定位不清晰,工作中时有摩擦发生。
例如,有些人仍将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按过去的惯性思维模式理解为“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突出总经理负责这一“核心”,从而造成了董事会与经理层、董事长与总经理的职责权限不明确。实际上,董事会与总经理之间并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而完全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准确地说应该是“董事会授权下的经理(负责)执行制”。
又如在公司内部,一提到“经营”和“经营班子”,人们马上就会联系到那是总经理或经理层的事,似乎与董事会或董事长无关,而实际上应是董事会与经理层共同拥有公司经营权,经理层的“经营权”需由董事会部分地授得。
董事会成员,特别是公司董事长对因“经营(权)就是经理人员的事”这一观念带来的混乱和由此出现的权责纷争,常常感到棘手和迷茫。
董事会经理层职权不清
试点企业虽然根据《关于中央企业建立和完善国有独资企业的董事会试点工作的通知》建立了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三权分立的现代治理结构,但这远没有达到国资委想要达到的“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科学治理目的。
前述已经提到,董事会主要负责“战略决策、重大投融资决策以及重要人事任免及考核等职权”,而经理层则负责“执行董事会的决议和企业的日常经营工作”。但是,在运作实践中,我们发现,试点企业对哪些业务真正属于日常经营工作往往缺乏明确的界定,加之董事会和经理层对此问题的理解又经常会有一些分歧,从而造成了董事会和经理层在部分业务上出现权力重叠、权力纷争与权力真空并存的现象。
一方面,部分试点企业董事会对企业运作中的一些问题本应属于正常监督,但总经理却认为董事会在干涉经理层的工作,而另一方面,对有些业务,双方则又均认为属对方职权所在,从而造成有些业务“多头管理”而有些业务“无人理睬”的局面。
成因
董事会一项最重要的职权就是监督经理层、挑选能把工作做得最好的经理人选,而当他们不能把工作做好时也有权解聘他们,从而使经理层能够遵从董事会的意愿。但由于中央企业重要人事涉及的面较广、较深,致使董事会实质上未能依法享有对经理人的任免权,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问题。由于现在的董事会成员、总经理都是由国资委任命,本着谁任命对谁负责的原则,结果是,总经理和董事会成员都要直接对国资委负责,这就与公司治理中总经理在董事会授权下经营管理公司日常事务、对董事会负责的原则发生了根本性的冲突。
同时,由于国务院国资委不能下放给董事会对总经理和副总经理等的任免权力,从而造成了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没有实际运作的条件。由于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和薪酬考核委员会主要职能,就是提名、考核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研究总经理的选择标准、程序和方法、向董事会提出建议,而总经理的任免、考核权的不能下放,造成了两个专门委员会流于形式,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董事长地位尴尬
由于投资主体的特殊性和股权结构的单一性,国有独资公司的治理结构,往往不能取得像多元化股权结构的国有控股与国有参股公司一样的股权制衡。而居于权力中心的董事长,尤其是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董事长,在董事会试点企业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实践中我们注意到,虽然国资委要求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长不能对公司的日常经营工作进行过多干预,但是对于一位身兼公司法人的董事长来说,他是不可能只充当董事会“召集和主持人”这种“如此单纯”的角色的。因为他必须要对公司的经营业绩负责,必须要对经理层在公司战略执行和董事会决议执行方面进行“过程监督”。也正因如此,加之董事会和经理层职权界定的不清晰,实际工作中就很容易造成董事长难以把握日常工作涉足的“尺度”,以至于出现若“作为”(即使是检查董事会决议的实施情况)难免有“干涉之嫌”、若“不作为”又不堪“责任之重”(通常被国资委指定为“第一责任人”)的双重困惑。
成因
董事长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国外比较成熟的公司治理制度中,董事长的职权定位于董事会会议的召集人,在董事会表决时和其他董事一样拥有一票表决权;但在我国中央国有独资公司中,董事长多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且也多是“坐班”人员,在这种情况下,只把董事长“单纯地”看作是董事会会议的召集人和主持人,是不切合实际的。
新《公司法》中,董事长作为公司当然的法定代表人的条款已被删除,董事长除负责董事会的召集和主持之外的职权也不再给予明确的规定,这都为实践中如何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来界定董事长的职权带来了困难。
外部董事作用有待发挥
引进外部董事是董事会试点的关键,他们能够推进董事会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外部董事由于多具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且不在公司中肩负任何职务,因此,一般说来,他们能够对执行层起到很强的制衡作用。
我们在调研中注意到,许多外部董事能够积极投身企业,通过深入企业调查研究、发表独立意见,为企业发展献计献策。但同时也确有少数外部董事由于受到时间、精力或主观认知的影响,对任职公司漠不关心,即便是参加董事会也仅视为例行公事、“走过场”而已。这样的外部董事,自然也很难得到公司董事会机构和执行层的认可。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这样的外部董事的存在,使得执行层对由此形成的董事会决议并不心服、信服,进而在心理上影响了对决议的执行力度。
成因
虽然国务院国资委已经制定了《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试点企业外部董事管理办法(试行)》,但是该《办法》还不足以有效地激励和约束外部董事。尤其是外部董事的评价机制、监督机制在实际中如何实施,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监事会临近有“监”无“督”困境
从试点企业的调研看,监事会在董事会试点中的作用,远远没有发挥出来,进而影响了董事会试点的成效;监事会因此成为董事会试点成败的一个重要影响因子。调研了解到,某试点企业的董事总经理,不执行董事会决议,甚至自行一套,并已影响到公司业绩,对此,多位国务院企业监事会派驻监事均有比较清晰一致的认识,而且也“抱怨纷纷”,但我们调研中发现,监事会并没有及时依法行权对董事总经理提出行为纠正的举措,也没有适时依法行权对董事总经理提出职务罢免的建议。
成因
为什么监事会有“监”无“督”,调研中我们了解到,监事会及其成员也有自己的难处,即监事会身不正名不顺。按新《公司法》,公司监事会成员由国资委委派,但现状是现在的外部监事,基本上都是原来国务院企业监事会的班底。于是问题就出现了,即现在的监事会,到底是企业自己的监事会,还是国务院派驻重点大型企业的监事会?如果是前者,那么,《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条例》就得废止,新的管理办法就得重新出台。由此可见,“困惑”带给监事会成员职能的“无所适从”。
专门委员会未能有效运行
调研中我们发现,有的试点企业的董事会成立近一年来,其提名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工作上从来就没有与公司人力资源部门发生过联系。同样,完全由外部董事构成的审计委员会也只是在年初听取其日常办事机构——审计部门的年度工作总结,至于以后便再没有接触了。
成因
由于专门委员会的独立性需要每位外部董事在多个委员会任职,从而使得专门委员会往往难以有效地开展工作。同时,从试点企业来看,有些专门委员会的运作,缺乏与公司内部职能部门的有效沟通,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难题的解决之道
安林、陈庆/文
董事会是否依法拥有经理聘任或解聘决定权,决定着此次董事会试点改革的成败,也决定着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与进程
本着进言献策搞活国企的良好愿望,结合自身对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实践的调查研究,我们谨此探索性提出一些对策与建议,希望能为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提供参考与借鉴。
切实保障央企董事会依法行权
董事会试点,主要问题就是要做实董事会,赋予董事会应有的职权,如总经理的任免、考核和薪酬决定权,以及重大投融资的决策权。其中,将总经理的任免权“还给”董事会,又是加强董事会权威性关键中的关键。
虽然《公司法》在第50条明确规定“经理,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但一具体到央企国有独资公司,法律似乎也有失灵之处。现实情况是,无论是企业负责人归由中央或其中组部直接任免的53家重点央企,还是归由国务院国资委直接任免的其余113家央企,其董事会均无实质权力依法聘任或解聘总经理。
这一点,试点企业固然有切肤之痛,国资委恐怕也有难言之隐。故此,提请中央及其中组部、国务院及其国资监管机构给予高度的重视。客观而言,董事会是否依法拥有经理聘任或解聘决定权,决定着此次董事会试点改革的成败,也决定着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与进程。
强化董事义务与责任制度
将董事义务法定化、明确化,增加董事对第三人之民事责任的规定,要求在滥用职权或有违义务时,应对第三人产生之损害与公司一同承担赔偿责任。
强化董事所承担的民事责任,规定更为科学、合理的董事责任追究的民事实体要件和程序保障。
加大对董事的刑事处罚力度,严格处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滥用公司财产、转移股东财富等行为。
董事长职权切忌简单弱化
此次董事会试点精神和新《公司法》的立法精神完全一致,即突出董事会的地位和作用,弱化董事长的职权。新《公司法》规定董事长的职权就是“召集和主持董事会,检查董事会决议的实施情况”。
就目前试点央企来看,绝大多数企业董事长是法定代表人,只有少数企业的董事长不是法定代表人(由总经理担任);而且,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董事长是“坐班” 董事长,而不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则是由外部董事兼任的“非坐班”董事长。虽然新《公司法》弱化了董事长的角色作用,但对于身兼“法定代表人”的董事长,特别是对于那些集法定代表人、党委书记、国资委第一责任人于一体的董事长来说,“单纯”淡化其地位和作用,从试点企业业已呈现的经营状况来看是非常不利的。尤其是在总经理不为董事会所任免的情况下,情况变得更糟。
加之新《公司法》中“法定代表人”承担“法律责任”乃题中应有,但应拥有何等 “权利”却无相应规定,如此,对于兼作法定代表人的“坐班”董事长职位,恐怕无人敢当、也无人愿当!因此,我们建议人大、国务院及其国资委考量,在推进央企董事会建设过程中,切忌单纯弱化董事长职权,而需要在《公司法》里给予修订完善或在法律框架下,赋予国有独资公司一定的空间,来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具体设定董事长的职权。
科学建立外部董事选聘考评机制
一是要建立市场化外部董事选拔机制。
确定董事会的人数及各个董事职位的职责,明确所选董事应具备的条件,向社会公开选拔。并将选拔结果公开,接受社会监督。通过运用市场化选拔机制,解决外部董事主动意愿问题,避免行政委派董事主观能动不足之态势。
二是要建立外部董事协会,促进外部董事的市场化和职业化。
现在对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管理,有人建议建立独立董事协会。独立董事协会一方面可以通过行业自律对独立董事进行日常的管理,另一方面可以组织各方专家改进完善上市公司监管机制。鉴于此,我们建议国务院国资委可以参考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方法,成立与之功能相似的协会,以促进外部董事的市场化和职业化。
三是要建立有效的外部董事激励机制。
明确监事会身份、隶属、适用法律及工作机制
新《公司法》第57条规定: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的监事行使职权所必需的费用,由公司承担。而按照《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条例》第20条规定:监事会开展监督检查工作所需费用由国家财政拨付,由监事会管理机构统一列支。由此可以推定,新《公司法》下的监事会与《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条例》下的监事会不应是同一概念。
但现实的情况下,试点央企的监事会及其成员对此也极为迷茫——监事会到底隶属于谁?国务院,国资委,还是企业?《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条例》还能不能适用?等等问题,迫切需要全国人大、国务院及其国资监管机构给予澄清与明确。
监事会在新《公司法》里被赋予了更多更大的权力。但面对殊重的权力,监事会如何有效运作,确实需要建立一套工作机制,以便对监事会议事规则、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等事项有所具体规定。
同时,国务院国资监管机构还需要尽快建立监事会、监事管理办法,以便对谁来考核监督监事会、如何防范监事会流于形式、如何追究监事责任等系列问题予以规范。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的情况是国务院国资委授权试点企业董事会制订《公司章程》,而由于新《公司法》第56条规定“监事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除本法有规定的外,由公司章程规定”,从而可能会出现“运动员”给“裁判”制订“比赛规则”的情形,所以,我们特别提请国务院国资委尽快出台新的管理文件,一来规范企业监事会运作机制,二来防范企业董事会“本位主义”行为。
外部董事如何真正发挥作用
潘跃新/文
只有外部董事平时把功课做足了,在企业董事会中所提的问题和建议才会到位,所投的表决票才会自己心里踏实,才会对企业有意义
国资委在央企推行董事会试点工作,以及上市公司推行独立董事制度以来,数千名外部董事(包含独立董事)进入了央企董事会与上市公司董事会。本文所称的外部董事是大概念,包括独立董事在内。
外部董事要提高在董事会治理和决策过程中的作用,除了在主观上要树立董事的责任感,不甘于做“花瓶”董事之外,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具备较强的沟通能力。
外部董事只有在与公司董事会成员、经营团队成员,以及重要骨干员工进行充分和有效沟通的基础上,才能对公司的战略发展、业务经营、组织架构、人事安排等关系公司生存发展的重大问题有完整而清晰的认识,才能在董事会中真正起到有效作用。
我曾被两家世界500强企业提名,进入国内两家著名上市公司董事会,成为第一批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之一,并担任董事会专业委员会主席连任至今。个人的感受是,要真正发挥好外部董事的作用,必须讲究沟通的方式和技巧。
做好心理准备
作为外部董事,不管曾经是专家还是官员,担任公司董事职务后,应在心理上做出调整。公司董事会不是一个发表专家意见的论坛,也不是一个作政治报告和显示政治才华的舞台。董事会是公司的决策机构,董事会成员应当通过自己的决策行为实现公司的经营目标,为社会、公司股东和员工创造价值。
外部董事中,真正有企业管理背景者数量相对较少,作为缺乏企业管理背景的外部董事,首先要抱着谦虚学习的心态。虽然外部董事们所具有的社会经验以及财务、法律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对于企业而言都是非常有用的,但泛泛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如果没有与所在企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都只能是纸上谈兵。
一个好的外部董事不在于掌握了多少理论,而是看如何能将这些理论和所在企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做出符合企业现实的决策意见。
尽力掌握企业情况
外部董事在作决策之前,往往会感到决策信息掌握不足,对此,有的外部董事会抱怨企业方面信息提供不充分,或指责企业方面有意隐瞒信息。实际上这样的埋怨和指责往往是不负责任的,对企业也不公平。
我的体会是,造成这种情况,主要应当从自身方面去找原因。这不是说企业方面在提供决策信息方面没有问题,从企业的角度而言,决策信息提供不充分,可能有决策信息资料准备和资料提供经验、习惯方面的原因,也可能确实有刻意隐瞒一些决策信息的情况,但是,外部董事完全有条件进一步获取相关信息,问题在于外部董事如果对企业的基本情况不熟悉,当感到决策信息不充分时,不知道需要企业方面补充哪些信息。
比如,在作出一个重大投资决策之前,外部董事需要了解投资资金来源(包括是否为募集资金),投资是否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所投资行业发展前景,项目技术状况、产品市场需求、财务回报、人力资源安排、进度控制等情况。企业集团和上市公司就重大投资行为交付董事会表决之前,一定会提交有关投资项目的综合情况报告,并有分管的企业高管做出说明。但往往投资项目分析报告所提供的与外部董事所希望了解的信息存在一定差异,这主要是因为企业高管与外部董事对项目关注点不同,出发点和所站的角度不同。
作为外部董事,不应就此抱怨甚至指责企业高管。要想在董事会中把票投的不随意、不违心,外部董事就必须在平时多下功夫,多了解与所在企业有关的行业情况,可以从一些媒体和各种专门会议信息中得到。要多了解企业的发展情况,多了解企业高管的个人能力和背景情况。这些情况的了解,决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到的,需要外部董事把所在企业真正放在心上,不断搜集企业相关信息。
只有外部董事平时把功课做足了,在企业董事会中所提的问题和建议才会到位,所投的表决票才会自己心里踏实,才会对企业有意义。
讲究沟通时机与方式
根据我在公司董事会的经验,企业的高管一般会对董事们尊敬有加。高管们希望和董事们进行沟通的愿望,比董事们希望和高管沟通的愿望更为强烈。
但是,如果高管们发现某位董事仅仅是位“花瓶董事”,只是看董事长或者会议大多数人的意见行使表决权的话,也就只是保持表面尊敬而已了。
外部董事和企业高管的沟通,外部董事往往处在主导地位。如果外部董事想要很好地和高管们进行沟通,首先要放下身段,表现出真诚和善意。
其次要把握好沟通的时机。特别对于一些敏感的人事决策和重大投资问题,如果选择在董事会决策前与高管进行沟通,即敏感问题在敏感时间进行沟通,一般而言,沟通所得到的信息是不太准确的。被沟通高管可能会避开话题,或者谈话中掺进一些个人因素,沟通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如果外部董事与高管的沟通选在不敏感时期,则无论是谈人谈事就会客观得多,沟通的效果就比较好。
再者,沟通的方式也要讲究。一件事情的沟通,可以选择比较正式的方式;而就人事问题,就不太容易让一个被沟通的高管就另一个高管特别正式地谈一些看法和意见。如果有高管向外部董事就另外一些高管的为人、能力等作一个特别正式的阐述,就一定是事先预习多次了的,这种评价往往是要打折扣的,不是拔高就是贬低。所以,外部董事需要就人的问题作沟通时,形式上不要太正式,随意一些的沟通方式往往会得到一个相对真实的信息。
外部董事在企业决策过程中的沟通方式和技巧,并没有一定之规,只要外部董事真正把自己视为企业的一员,多抽出时间和精力了解企业,与企业高管交朋友,就一定会取得关于企业的真实、全面的信息,为企业做出有效的决策,成为一个真正合格的外部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