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新《公司法》环境下提高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陆文山先生的文章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和意见。文中所主张的三项建议,实际上体现了上市公司法治发展中的基本要求,有些反映的正是中国民商事立法完善中已经被学者反复强调的意见。
在建立公司治理评级制度和公司治理指数问题上,不少学者和机构均曾试图建立类似的研究分析模型,以取代单个投资人对于上市公司诚信度的模糊认识和简单的定性化认识,补充证券市场中单一的技术分析模型。
但需要指出的是,公司治理评级制度和公司治理指数的运作,实际上意味着一种商业模式的建立。其相关的研究分析方法的应用,也就取决于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这种商业运营模式的确立。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研究者的研究成本是无法得到弥补的;即便进行研究,也是难以为继的。当然,这并不妨碍政府机关和非盈利性机构以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为目的而从事必要的监管活动。
在完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方面,关于诉讼当事人、诉讼激励机制、诉讼费用承担、举证责任分配等一系列问题的建议,都有助于提升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这实际上涉及中国《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完善,对此,许多国家都有可供中国借鉴的立法经验。
应当说,英美法所竭力限制的当事人滥诉问题虽然值得我们注意,但在中国并无产生的环境和土壤。中国诉讼当事人所面临的真正问题,是权利受到损害却得不到司法和诉讼的有效保护。
在纠纷解决机制问题上,诉讼、仲裁、调解等多元化和专业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当然是非常必要的。这与中国目前的公司法治现实并无根本性冲突;法律制度所应当做的,仅仅是扩大仲裁解决机制的原有作用,细化仲裁制度与诉讼制度的分工,建立证券市场“守门人”制度,等等。此种扩展民事纠纷解决基本机制的做法,较之现行法制中的“重行政而轻民事”的畸形做法,显然具有更为有效的纠纷解决作用。它对于减少中国潜在的社会纠纷,建立和谐社会,当然是极端重要的。在此方面,显然,中国法治建设要走的路还很长。
| 来源:财经 | 作者:董安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