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公司治理 还在启蒙阶段


更新时间:2006/05/07 阅读次数:165

  现代企业及现代企业制度的创建,是企业性质的质变,而建立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是这一过程的关键环节。中国的房地产企业最初都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民营企业的大量出现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事。但是,无论是改制而来的国有控股还是民营企业,在我们这个缺乏公司文化传统的国家里,公司治理都是一道“坎儿”。

  从字面意思看,所谓公司治理似乎就是公司管理制度性的权力安排,但在公司实际运行中,由于我国缺乏商业文明的传统,这一框架的被突破被掩盖往往已经演变成经常现象,比较极端的就是“一个人的公司”现象。比如潘石屹之于SOHO中国,孙宏斌之于顺驰,任志强之于华远,黄怒波之于中坤,宋卫平之于绿城,虽然企业涵盖国有、民营,有上市与未上市的分别,但一个共同点是个人的光彩掩盖了企业的光芒,个人对企业有绝对的影响力。

  从制度建设上看,这些企业几乎都有完备的制度安排,但这并不妨碍个人对企业的影响力。这种安排也许会使公司更集中更有效率,但如何保证个人决策的科学性,如何防止个人权力的滥用,则是现实的难题。同时,这种制度安排也给公司的持续发展埋下了隐患,在个人无法行使其权力的情况下,如何保证公司政策的连续性,如何选择新的领导核心,往往是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这情景有点类似于古代帝王驾崩之后的“接班人问题”。

  随着房地产市场化的发展与完善,企业实力的竞争主要体现在资金、人才、土地占有等方面。在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下,企业之间通过重组、改制、兼并等方式不断发展壮大、充实实力,是未来房地产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房地产企业将逐渐走向品牌化、规模化和集团化的发展道路。随着企业的规模扩张,这种潜在的危险也就越来越大。

  其实,作为一个现代企业,必须建立合理的制度安排,限制“创始人”或“影响力核心”的权力,通过严格的程序保证决策的科学性,这一程序就是现代的公司治理理念。

  所谓公司治理,从专业的角度讲,是关于股东、董事会和经理层三者的责任及权利安排,其目的是保证投资人的利益最大化,以及企业的长效管理与永续经营。但随着公司以及公司治理观念的变化,其内涵和外延都在发生变化。

  首先,公司已经从“股东的公司”变成一个所有相关各方的利益共同体,公司治理结构的目标也不仅仅局限于股东利益最大化,而是要保证公司决策的科学性,实现对各方面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其制度安排包括:所有权的配置、企业的资本结构、对管理者的激励机制、公司接管、董事会制度、来自机构投资者的压力、产品市场的竞争、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组织结构等等。

  1986年中国房地产企业仅有1991家,到2003年,中国房地产企业则达到了37123家,其中内资房地产企业为33107家,港澳台投资的房地产企业为2840多家,外资房地产企业为1176家。而最新的统计资料显示:2004年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已超过了5万家。随着民营、股份制等类型企业的比例上升,虽然国有开发企业数量有所减少,但是企业规模依然较大,特别是因其占有的土地、资本等社会稀缺资源的数量巨大,使得国有房地产企业对市场的影响仍然很大。也就是说,在房地产企业的基本面上,虽然换了牌改了制,但人还是那些人,思想还是那些思想,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的企业管理思想很容易在“公司治理”的大旗下复活。

  在公司内部治理方面,无论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股份制企业,抛开制度安排,都可以看到个人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制度和程序的影响力,这些仍然是带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缺陷。这种缺陷体现在外部上,则表现为盈利能力弱、缺乏融资手段、缺乏诚信、社区关系紧张等等。

  从“洋务运动”中出现的官督商办,到旧中国的买办企业;新中国成立后,由计划经济时期的国营企业,到改革开放后的现代企业,中国的公司化经历了形形色色的变化,但距离真正契约化的商业文化还有不短的距离。起步相对较晚的房地产企业在这方面,总体上仍处于启蒙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