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年从事企业信息化评价的过程中,接触了不少实际,思考了不少问题,我越来越感觉到,著名治理问题专
“李活力”与吴市场、厉股份的比较
如果说,解决企业活力问题,第一阶段靠的是市场的思路(经济学家吴敬链倡导的市场经济理论,以下简称“吴市场”);第二阶段靠的是产权的思路(经济学家厉以宁倡导股份制,以下简称“厉股份”),这两个阶段的共同特点是单打一在生产关系上做文章;那么,李维安的思路—我称之为“李活力”的思路—具有突破性,把生产力因素(信息和知识),引进“企业活力”这个问题中来,特点是看企业的角度转向把企业视为有机生命体。
李维安认为,作为社会生命系统,企业生命内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在空间上,企业是具有存在和活动能力的生命结构;在时间上,企业遵循着自身规律(沿着演化路径)不断运动和变化,体现为一种生命过程,与企业生命周期密切关联。
正如李维安含蓄指出的:“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活力性质发生了变化,知识成为体现企业资源的核心要素和影响企业活力的资源基础”,“企业活力要素的性质发生了重要变化,知识创新与知识吸收能力成为企业成长与再生的关键。”换句话说,企业活力问题,从一个单纯的改革问题,变为改革与发展相结合的问题。
如果说吴市场、厉股份的“生产关系型思路”的时代背景,是把企业活力问题,放在同水平生产力历史条件(即工业化)的计划与市场两种不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加以把握;“李活力”的思路则是把企业活力问题,放在不同水平生产力历史条件(工业生产力VS信息生产力)下加以把握。这意味着,企业有没有活力及国家因此兴衰的问题,经过上一百年冲撞,演变为全球化过程中的生产关系趋同;后一百年的冲撞,有可能演变为信息化过程中“机械化”企业对“生命化”企业的博弈。各国都要破解什么是“活力”这个企业斯芬克斯之谜。
我们认为,做大做强,都是把企业当作机械组织;做活是把企业当作有机(生命体)组织。机械组织的“企业活力”与有机组织的“企业活力”,在生产关系(改革)上看是一致的,但在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上看,特征却显然是相反的。相反之处在于,系统和环境越复杂,越不确定,机械组织的应变力越差;而系统和环境越复杂,越不确定,有机组织的应变力越强。21世纪,企业面对的状况恰好是后者。造成复杂和不确定条件下组织应变力与改变力上相反表现的原因,一是组织的生产力基础不同,二是组织的生产方式基础不同。
传统工业化的企业,虽然可以通过改革焕发生产关系意义上的“企业活力”,但不经“新型”(信息化)的改造,不可能焕发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意义上的“企业活力”。这就是“李活力”与吴市场、厉股份所面对问题的不同。
应变力与改变力是未来企业活力的核心
21世纪的世界是复杂和不确定的世界,企业竞争的本质,将是工业化与信息化之间的博弈,具体表现为做大做强但“很死”的恐龙型企业与做大做强又“做活”的企业之间的博弈。
从把企业当成有机的“生命体”(李维安语)来理解企业活力,主要反映在应变力和改变力上。应变力,是企业这一“系统”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主要看企业是否能“随需应变”;改变力,是企业这一“系统”对“环境”的改变能力,主要看企业能否自主创新。
两种不同的企业活力观,进而反映在一系列推论的不同上:
—机械化与生命化对生产要素需求不同:工业机械化运动,以有形生产要素为主要资源,所以企业活力问题主要在于对有形商品和有形资本的配置;信息生命化运动,以信息和知识作为主要资源。
—机械化与生命化对财务价值理解不同:工业机械化运动,重视有形和短期价值;信息生命化运动,重视无形和长期价值。
—机械化与生命化对规则制度理解不同:工业机械化运动强调理性最优的制度和规则,重视组织的正规化和官僚化。信息生命化运动重视习惯、文化在制度演进生成中的作用,重视组织的柔性化、虚拟化,将企业作为一种“具有明显的知识积累效应的动态演进组织”。
信息化是做大做强的企业进一步提高企业活力的必由之路。信息化相对于企业来说,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个是提高企业的应变力,一个是提高企业的改变力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至于通过信息化帮助企业做大做强,只是一种辅助性的作用,它可以在一定阶段是最重要的,但不是全部。这三个方面缺一不可。单纯做大做强,只是传统工业化;做大做强和做活加在一起,才是新型工业化。
21世纪中国要想和平发展,如果在企业活力问题上不把握好时代特征,就会重现20世纪东西方进化博弈中的前车之鉴。
2006-02-21 15:23 作者:姜奇平 来源:互联网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