鞋舒服不舒服脚知道,老婆好不好,丈夫知道,员工努力不努力只有自己知道。心理学家詹姆士发现普通人在工作时一般只运用了10%的潜力,他认为这尚未用上的潜力可通过适当的技术开发出来。他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按时计酬制度下员工只需要发挥20%—30%潜力既要可“称职”,若给予充分的激励,潜能的利用率可上升到80%—90%。
在公司治理中,员工的信息(知识、能力、努力程度、积极性和创造性等)只有员工自己最清楚。由于信息不对称,就会导致逆向选择(信息隐匿),逆向选择会导致道德风险,道德风险会导致机会主义,机会主义导致公司效率损失。这个逻辑让经济学家们绞尽脑汁,如何避免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成为公司治理研究中的永恒的难题。
从现实的角度看,一方面是经济学家们研究得热火朝天,另一方面是企业界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对企业几乎没有指导作用。之所以出现经济学家们对治理问题存在完全不同的见解,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其理论前提、假设条件、选择的数据等有很大差异;另一方面可能是经济学家们忽视了管理学、哲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成果。企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和边际化,如果说经济学家的优先选择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企业面临的现实选择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需要指出的是,既然管理者很难消除偷懒、搭便车等典型的机会主义行为,那么在监督成本很高的情况下,模糊化倒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因为对企业来说,与其花费大量的监督成本,不如在边际和制度的范围内合理地模糊。
监督成本与监督的强度和频率正相关。过于精细化的监督,其监督成本可能超过代理效率的损失。例如,出差在外的交通费用问题,管理者不可能知道出差人员有没有必要打的,什么时候打的,打的是因为公事还是私事,派人去监督损失更大。理性的办法是在制度范围内模糊处理,企业需要制定一套制度来规定什么情况下可以打的,对多少范围内的票据可以由出差人员自行处理即可。
在企业车队管理中,当司机送公司客户长途旅行时,管理者永远不可能知道,司机在哪里加油,为什么要在那个加油站加油,客户的要求与车的里程与油耗与路面状况之间的合理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严格监督不如在规定范围内模糊化。理解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虽然承包制对国有企业无效,在民营企业的委托代理中却十分流行。民营企业的委托代理大多是一种简化的、责权利对等的承包制或目标责任制。
任何企业都存在员工偷懒行为,在企业规定了员工的最低工作量的前提下,某些个人的偷懒行为是可以接受的,也是更有效率的。与其花费大量的监督成本去监督个人究竟有没有偷懒,还不如在提高工作量的边际上整体考虑。虽然标准合同模型认为,工人们会确定自己的工作习惯以达到公司的最低绩效标准(在这一水平上,如果工人们对工作有正效用,如果企业没有提供努力激励,工人们会在其努力增量的边际负效用应该正好为零的点上工作),而出现偷懒行为。但是,如果个人的边际工作量都能够完成,公司的整体效率能够得到保障,个人在团队中的偷懒行为就可以合理地模糊。
而且,企业对标准合同的确定是一个不断地把效率边际向内移动的过程,企业能通过提供速度快的工人的工作标准来增加利润。例如,大部分生产企业实行的是计件工资,对计件的标准除了基本的质量、合格率规定外,企业经常会把提高每小时的计件标准或降低单件产品的价格来不断进行调整,这种调整就是效率边际的内移。这样我们就能理解“科学管理之父”泰罗先生,为什么要孜孜不倦地对个人的工作行为进行分解,制定出计量标准。经济学中永恒的难题,从管理实践的视角看,就是一些简单的制度,如此而已。
| 来源:上海证券报 | 作者:欧阳文和 | 日期:2005年07月22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