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公众公司那样!从制度上保证公司治理透明公开


更新时间:2005/05/27 阅读次数:184

    在全球提高公司透明度、重新审视公司治理结构的风暴中,中国的公司治理仍然障碍重重

    想一下这样的场景。按照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的新规定,中国石油、中国人寿、中海油的CEO们将悉数站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讲台上,向公众承诺财务数据真实可靠,否则将承担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其本人的法律制裁。这项重建公司治理结构的法规,旨在抵御商业风险,增加公司透明度,而渎职的CEO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惩罚,比如在公司破产之后用私人资金补偿股东损失。

    按照SEC规定,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将从2006年开始遵守这项新法规,并在公司治理、内部财务控制、商业风险上做出符合这项新法规的调整。

    不要认为中国公司的CEO可因中国公民的身份而免于停牌或被跨境追究法律责任。“新法规对于公司的内外监控程序,管理层内外部的风险控制,包括中介机构都是巨大的挑战”,安永(中国)企业风险服务部主管吴继龙说,继美国萨班斯法案之后,香港证交所和新加坡证交所亦将对上市公司实施更为严格的监管。

    三年前,安然、世通、施乐、环球电讯等公司爆发丑闻,标志着帝王首席执行官的末日,而在过去的一两个月内,一连串公司丑闻让华尔街的信誉再次跌至历史低点,AIG的格林伯格(Hank Greenberg),波音公司的贺师统和迪斯尼的迈克。埃斯纳(Michael Eisner)相继因丑闻宣告离职。

    中国公司同样不缺少丑闻。数月前,中航油操纵期货交易将此推向了极点,而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恩照的辞职也使原本信誉不佳的银行治理更备受指责;2003年,欧亚农业因为涉嫌虚报利润而遭港交所停牌,神话般的名星CEO杨斌锒铛入狱,半年前,创维总裁黄宏生涉嫌挪用上市公司资金廉政公署传讯;而“健力宝争夺”的背后是祝维沙挪用上市公司裕兴科技的资金。

    回到最基本的问题,“如何像一个公众公司那样?”在全球提高公司透明度、重新审视公司治理结构的风暴中,中国公司治理仍然障碍重重,虽然中国的资本市场已经发育了10多年。英国《金融时报》认为,与亚洲许多其他国家盛行的裙带关系和低下的公司责任能力相比,中国看上去并不是很差。然而,即使乐观者也预期,仅控制猖獗的违规行为就需10年或更长时间。

    中国股市见底近5年后,违规操作仍然是垢病。2003年前后,祝维沙为他扎进2亿多现金的健力宝拼命地寻找救命稻草,甚至到了用其名下总值约5000万元的江南实业(平安保险股东)股权四处借贷二、三百万的处境。另外,祝维沙通过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的裕龙公司控制的裕兴科技控股有限公司(08005,HK)已从去年8月起被香港联合交易所停牌。

    “挪用上市公司资金,左手倒右手的情况并不少见,”德创开元投资顾问公司总裁陈见明说。在他看来,中国股市无法全流通是其中的要害,大股东没有实现利益的途径,相比公司利润的增长,股票市场的增值显然对老板们更有吸引力,所以谁都想冒险挪用上市公司资金,“那一刻,老板们不会去想钱是投资者或者中小股东的”,陈说。

    不仅仅是中国股市的结构性难题,与安然、世通相比,“中国公司复杂而不明晰的产权及债权也成为公司治理的障碍”,吴继龙说。在他看来,国内公司银团贷款数额巨大,而国有资产的所有权确认相当困难,债权债务也并不明晰,银行通常交给资产管理公司,“谁来为丑闻公司埋单呢?”吴说,而这亦是中国公司破产重组后无法东山再起的重要原因。

    含糊的产权直接导致政府股东无法对国有企业管理者的权力进行约束,出资人监控机制失灵。在中航油丑闻中,强势管理者陈久霖漠视股东利益的行为并未受到中航油集团及时制止,而中航油集团亦对失控后的中航油反应相当迟缓;在中国,更多的国有企业领导者本身兼任地方党委书纪,而集团公司、控股公司、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可能是同一个班底,上市公司无法避免成为母公司“自动提款机”的命运。“到底应该为谁的利益负责呢?没有三分开,如何保护投资者与小股东的利益,内部违规的关联交易在所难免”,吴继龙说,他认为上市之后的中国公司有必要建立独立于集团或者控股公司之外的管理层与监管机构。

    没有出资人的管理,董事长“一股独大”下的公司内控机制形同虚设。“没有完美的制度,如果公司管理层不相信内部控制,最好的内控程序也会被逾越”,吴继龙说。陈久霖报酬的87%与公司赢利挂钩,虽然内部的风险管理部门设置了5000万的风险级别,而在利润压力下,“董事长如何能够听进风险管理部门的意见呢?”中化集团的一位风险业内人士称。

    即便外部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会能够从制度上保证公司治理的透明与公开,然而,在没有约束与惩罚机制的情况下,这类内部监管制度的效率也大打折扣。

    2005年初,A股上市公司长虹电子在上市10年后聘请4名独立董事,而此时的长虹亏损已达37亿,无法回收的海外巨额欠款暴露了长虹风险控制不力,“虽然公司丑闻不断,但至今仍然没有一位独立董事或者监事会主席因此而受到法律制裁,他们很容易被上市公司收买而不用承担任何责任”,陈见明说。去年年末,伊利集团独立董事揭露公司财务造假仍然是个别的案例,而独董与董事会分配不公仍然是此事件的导火索。

    外部监管仍然前路漫漫。负责监督大型国企的国资委并未真正成为大型国企的老板,而负责监管上市公司的中国证监会缺乏法律支持,并且相关法规缺少市场经验。“内外控的监管程序要发展,诸如金融衍生工具、网上银行、期权等新的财务工具要有监管手段”,吴继龙说,而在陈见明看来,低成本的外部监管被认为更加迫切,比如由证监会招募100家公司对上市公司进行审查,证监会不定期对100家公司进行突击审查。

    在萨班斯法案之后,香港证交所制定了对于公司高层更为严格的处罚措施,而报道称,国资委正寻求发展一套制度,规定如果国企经理对大笔亏损负有责任,就有可能被解雇。

    千万不要忘记谦虚和谨慎。在中航油破产之前,陈久霖俨然成为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旗舰手,他频繁接受媒体采访并大肆宣扬“海外石油帝国的远景”;而杨斌也差点成了朝鲜新义州的“首席执行官”,事实上,哗众取宠并不是建立公众信心的办法,公司业绩仍然是赢得信任的最佳途径。

    证据来自于美国市场。虽然过去一周失势的CEO们面临讨伐,但是股市仍然在上涨。事实上,一连串的公司丑闻背后,美国公司治理结构的进步与首席执行官意识的进步让市场保持了信心。

来源: 环球企业家
作者:王亦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