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和李其主编的三卷本《北大中国企业论坛演讲精选》是一套关于企业管理前沿话题的丛书,包括《体制与效率》、《管理与竞争力》、《激励与领导艺术》三册。这套书邀请了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长江商学院的著名学者以及IBM、花旗银行、联想、万科、华润等国内外顶尖企业的高层,一起探讨了学科前沿和企业普遍关注的现实问题,比如公司治理结构、企业所有制改革、企业多元化经营与专业化、技术进步与管理创新、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设计等等。在《体制与效率》一书中,伦敦城市大学的安德鲁·詹伯斯、耶鲁大学的亨利·汉斯曼,厉以宁、张维迎,以及去世不久的杨小凯集中对公司治理结构与产权这个问题发表了自已的真知灼见,使人受益匪浅。
从产权改革向公司治理创新转变是中国企业改革最关键的一步。回顾近三十年的改革历程,人们一开始对国有企业心存幻想,试图通过改善管理而不是制度变革来提高企业绩效,当这个思路走到死胡同时,又从国外搬进来一个产权理论,认为只要清晰地界定产权,就可以万事大吉。但是,现在许多学者已经认识到,产权固然是重要的,不过产权界定和实施也是有条件的,如亨利·汉斯曼反复强调,企业对股东单一负责的理念的有效实施必须建立在完备的法律基础之上。所以,安德鲁·詹伯斯才特别指出,制度的实施更为重要。
产权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既体现在法律上,又体现在执行机制上。各国之间关于不同类型产权的边界的规定不同,但在法律层面上产权总是清晰的。比如我国的乡镇企业的产权安排,一些学者把这种制度界定为“模糊产权”,实际上是在执行层面的界定,而不是在法律层面的界定。在一定的条件下,“模糊产权”是有效率的。最典型的例子是苏南的“红帽子”企业,这些企业为了获得税收或者其它政策上的优惠,采取了私人出资和政府出权的企业成立方式,私人资本通过戴上“红帽子”获得和政府之间的亲密关系,从而建立了一种法律上清楚但执行上不清楚的“模糊产权”结构。说这种产权结构执行层面上模糊,是指私人企业家和政府之间的一种隐契约关系并没有通过公司的法律形式表现出来。
基于公司治理而非产权的改革是面向真实世界的举措。公司法赋予公司股东剩余索取权和相应的投票权,但并不排除其它利益相关者事实上参与公司治理。尽管汉斯曼强调当前公司治理改革的趋同性,那也只是在法律层面。对公司决策权的影响并不取决法定的权力,而是和公司内部利益集团的相对优势有关。比如,对企业的关键技术人员来说,参与公司决策是必然的,即使这些人不参与董事会,董事会和股东的决策仍不得不依据他们提供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董事的投票权不仅受制于自己代表的利益集团,还受制于信息的提供者。
有妥协就会有交易费用,比如信息收集和整理的费用;谈判的费用;雇佣相关人员的费用;甚至还有很多决策延误的损失等,因此,诺奖得主科斯才说,产权归属至关重要。但科斯并没有告诉我们,产权界定清楚就一了百了,因为科斯没有考虑法律的不完备问题。美国法学家埃里克森在研究美国加州夏斯塔县乡村居民解决因牲畜引发的种种纠纷时发现,该县邻人之间并不依赖正式的法律规则解决纠纷,而是依据一些非正式规则或规范。他由此得出一个挑战法律中心主义的惊人结论:规范才是权利的真正来源,权利并不是来自法律。埃里克森的这项研究对理解公司治理问题非常重要,汉斯曼的观点其实是法律中心主义的,而不是面向真实世界的。在法律不完备的条件下,对企业绩效来说,产权的实施更重要。
何谓产权的实施?在执行层面上利益集团的竞争和妥协才是根本,它们是一种公司政治,必然带来交易费用。重要的不是消除交易费用,而是选择一个具有相对较小的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改革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模糊”产权模式都是此类,它们适应了在当时的环境约束,获得了一种适应性效率。
在现实的世界中,不存在完美的单一的公司治理模式,也不存在和公司法完全契合的治理机制。如果某个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那么其代表就可能进入董事会,干预公司决策。比如,法律并没有强制规定董事会中必须有银行代表,但现在一些上市公司在更换董事时已经把银行主管作为重要人选。按照汉斯曼的观点,如果有很多法律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就不需要在公司治理中对其加以考虑。但是,法律总是不完全的,这就是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的理由。
来源:中国证券报
作者:周业安
日期:2005年05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