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集团前董事局主席涉嫌挪用上市公司4800万港元款项一案,日前在香港东区法院开庭。曾经轰动一时的“虎山行”大案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2004年11月30日,深圳民企50强名单公布,创维数码控股有限公司名下深圳创维-RGB电子以年度销售收入95.79亿元人民币名列第一。然而也就是在这一天,公司当时的董事局主席黄宏生以及与之有关的10名人士被香港廉政公署突然拘捕。12月1日,香港律政司正式提出起诉,黄宏生及其胞弟、创维执行董事黄培升被控涉嫌与另一名人士串谋盗窃4837万余港元。12月2日,案件在香港东区裁判法院提堂。庭上,政府律师指控了黄宏生及其胞弟黄培升的涉嫌罪行,并决定将案件押后至今年3月2日再提堂,以等候廉政公署的进一步调查。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黄宏生案件震惊了整个市场,加之事发当日创维数码在香港即被联交所停牌,一时间社会各界纷纷聚焦创维。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创维是否会重蹈金正、爱多等大多数家电业民企“当家人一倒,江山变色”的覆辙。然而事实证明,创维的正常运营不仅没有受到黄宏生事件的冲击,反而借力于危机,不仅在去年12月份和今年1月份创造了销售和回款的双增长,还实现了从家族式管理向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过渡。
这一切还要归功于创维成熟高效的危机处理机制。创维品牌总监孙伟中曾说:“危机处理的根本出发点在于让企业活得更健康。做得好的话,企业遇到某些病毒总能挺过去。”
以黄宏生事件为例,事发当晚,创维高层就召开了紧急会议。12月1日早上,全国各大媒体均收到了创维发布的的声明:公司一切活动正常。有专家分析说:“如果当时创维没有及时与记者取得沟通,很可能在第二天国内大小报刊中,会出现很多猜测或质疑的负面报道,这对创维化解危机非常不利。”
而创维成熟的危机处理机制及其高管层在公司面临危机时所表现出的挺身而出与其合理的公司治理制度是不可分的。首先,公司自始至终坚持实行“分权制”,决策与执行相分离,公司用人、财务与营销等大权下放。因此在危机发生时,公司董事会能够独立自主地统筹安排,控制事态发展。其次,公司实行“期权制”,上市以后进入企业的职工,只要达到了一定的岗位,就享有期权,而期权是与股市价格挂钩的。这种与股市挂钩的期权制,在保证管理者归属感的同时,也促使其在危机来临时,齐心协力共渡难关,重塑股民信心。
黄宏生事件发生后,创维化危机为机遇,对公司的治理结构进行了更为科学的变革。黄氏家族的高调引退、新任CEO王殿甫临危受命、新机构“独立委员会”的成立,构成了创维成立16年来公司在治理结构上的一次最为深入的改革。通过改革,公司不仅引入更多的专业人士,为高管层注入新鲜血液,而且跨过了信心危机,增强了公信力。独立委员会的设立就是典型一例。其职责是在必要的情况下,审阅、查核创维财务及业务记录、维护创维正常营运及检讨创维企管管制及财务监控系统并建议改善措施。创维此举被业界看作是创维加强公司治理的重要信号。
危机发生以来,创维的种种举动都向人们传达了其并未受到巨大冲击的信息,并且其管理层表示,业界及投资者对创维仍然很有信心,创维数码控股有望在3月中旬待中期报告公布后复牌。如果创维真的能够“劫后重生”,则此次风波不仅促使创维完成了一次意义深远的治理结构完善,有益于其长远发展,也将对广大上市公司的结构治理和危机化解产生良好的示范效应。
来源:金融时报 作者:王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