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制度对人们行为的无形监督是通过成本传导机制实现的。当破坏市场规则所需成本非常高昂,甚至大大超过违规所得的时候,破坏行为大多会自动中止。
合法的,还是非法的?这是一道分析国企改制时经常遇到的莫名其妙的难题。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很难从改制企业的各种文件资料中找到明显违法的痕迹。可是出于一个正常人的基本理性,很多人都会觉得改制是有问题的。改制企业的职工也往往因此不断上访。
这种怪异的局面之所以能够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市场制度失灵了。这种失灵并非凯恩斯主义所批判的市场自动失灵,而是由于市场制度被人为地破坏了———改制企业管理者肆意操纵改制,会计师事务所给出了虚假的审计报告,资产评估事务所给出了完全符合企业管理者要求的低估价。
市场制度对人们行为的无形监督是通过成本传导机制实现的。当破坏市场规则所需成本非常高昂,甚至大大超过违规所得的时候,破坏行为大多会自动中止。通俗地说,就是对违规行为进行严惩,强迫有违规倾向者进行自律。
由此,市场制度就能够扮演“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角色,成为有效促进公司治理的制度基础。市场制度之所以在我国容易被破坏,正是因为破坏所需的成本极其低廉。
安然事件就充分展示了市场制度的运作机制。虽然该公司在造假丑闻暴露后申请了破产重整,但由于投资者集体诉讼所需的赔偿金额巨大依然难逃破产的命运。高管人员悉数坐牢,原本列于世界“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中的安达信也从此销声匿迹。
从中可以看到,严惩的对象既包括违规的公司管理者,也包括提供专业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惩罚的来源是法院的判决及证券市场监管机构SEC的处罚。司法救济与行政机构的监管是惩罚的执行者,也是市场制度继续稳定运行的维护者。
当违规者被严惩之后,即便没有直接破产,经营的成本也骤然提高,恶化了其在市场中的竞争能力和盈利水平。市场制度无形的威慑就通过成本传导机制得以实现了,自律由此成为了各个市场主体的最优选择。
回过头来看我国的情况,会发现市场制度问题的焦点集中在证券市场对国企的约束机制不灵以及中介行业的极其混乱这两个方面。
证券市场约束机制失灵的根源在于该市场鲜明的国企特色。证券市场从诞生到现在的一切主要活动基本都是与国企相关的。其创立目的是为了缓解银行压力,帮助国企改制脱困;其最大的结症在于高比例的国有股份不能流通;其在当前最大的任务又变成了为大型国企整体上市或是再次巨型融资保驾护航。当前,该市场的股指跌到了近年来最低的水平。
由于上述鲜明的国企特色,所以作为证券市场监管者的证监会处于两难的困境,虽然该机构已然是中国最专业化和最高效的监管机构,但还是不得不在股市的国企特色问题上低头。
十六大前后,发生了大量的上市国企改制事件。从维护投资者利益的角度来说,证监会有义务对这些改制行为进行调查。但事实的情况却相反,财政部以及后来的国资委成了唯一对上市国企改制进行审查的行政机构。
除了证监会受到制约之外,我国的法院也基本未能给证券赔偿纠纷提供司法渠道,更不用说提供集体诉讼及辩方举证等有利方式了。证监会和法院这两种力量被弱化之后,证券市场作为促进国企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阵地的意义几乎丧失了。不过可喜的是,近年来,随着会计准则的修订以及监管力度的加强,证券市场违规成本一直呈现缓慢爬升的趋势。
从中介行业的角度来看,我国的会计业、评估业和评级业显然处于非常低级的水平。这种状况的产生有两个重要的制度原因:一是缺乏一个统一管理的部门,为了经济利益大家都开办了大量的中介机构,同时却疏于监管;二是债券发行和股票发行等活动还相对低迷,中介机构大多没经过市场洗牌,鱼龙混杂,恶性竞争。
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严惩违规的中介机构之外,引入国际知名的中介机构是非常必要的。中介行业要求保护民族产业的呼声虽然不能忽略,但及早实现市场的健康有序运转无疑具有更大的价值。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