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整个产权交易市场,如上海产权交易所、北京产权交易所、天津产权交易所、西安产权交易所、广东产权交易所、深圳高新技术产权交易所等全国大大小小的产权交易所,必须整体或整块买卖企业的情况下,企业产权不可以证券化、股份化高流动性地出售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如何能达到优化配置?这是比沪深国有股不流动还要阻止中国发展的更大问题,因此都迫切要求产权流动起来,血脉流动起来,让中华民族的冷凝的经济血液沸腾起来。
中国的改革由两个部分或两个阶段构成,第一是产权的界定,第二是产权的流动。1978-1994改革初期我国的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是在产权界定上,如农村的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乡的个体工商户发展,中小型民营企业的建立。衡量改革的最终目标是效率与公平,但保证改革取得效率目标的基本条件是稳定,包括宏观经济的稳定与社会稳定。中国的社会组织脱胎与高度稳态的计划经济社会,只要不打破旧的社会组织机构,中国保持社会稳定的目标就不成问题,所以我们的改革选择了保持存量不动,而增加市场增量的办法,改革基本上走出了一条帕累托改善的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绩。1994—2000到了改革的中期阶段,这时候出现了国有大中型企业不敌市场经济成分的竞争,而纷纷经营困难,破产倒闭,职工下岗等问题,保持社会稳定成为改革的主要矛盾,稳定压倒一切,这时候就必须为国有企业输血,想到了股市要为国企脱贫解困目标服务。于是国家在政策与舆论上甚至利用机构资金作多股市,以为国企融到更多的资金,国家关闭以山东淄博为代表的遍布全国各地的事实上已股份化操作的产权交易中心,并严厉打击各种非法集资,使社会资金汇集到沪深股市,这就是相当于筑起了“股市三峡大坝”,提灌社会资金浇灌国有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其实相当于做了一个股市上的“南水北调工程”,因南方沿海城市已较发达,而北方计划经济重工业基地都比较贫穷,通过股市对富余区的私人资产实行国有化以支持计划经济成分,在短期确实缓解了北方老工业基地的失业等燃眉之急的社会问题。这就是股市存在的南北矛盾。南方要自由,北方要控制。到了如今的改革后期,前几年所实行的以上办法的后果是,国有股占大头,国有上市公司改制不转机,穿新鞋走旧路,企业并没有出现起死回生的迹象。而且一些领导,贪污、受贿、私分私占公司财产,甚至自建公司,暗渡陈仓,低价自买自卖公司资产,公与私合作瓜分公司共有财产,通过各种形式的的或明或暗的MBO,将公司资产化公为私,形成了权贵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沪深上市融来的资金已基本被淘空。这就形成了转轨经济国家中国特有的现象,一方面是国民财产通过股市被大规模地国有化,国有财产大规模膨胀;另一方面,又通过官僚主义形成的权贵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而大量流失,国家一方面是输血,另一方面又流失到了私人的钱包,不公正地流入了非法占有者的手里。用股市扶助国企的做法,国家并没有达到预期的使职工脱贫、使企业转机的目标,国家反而陷入了两头不讨好的境地,一方面股民抱怨国家没有把融来的资金很好地利用,只是“圈钱”没有回报;另一方面,上市公司的职工抱怨一些领导将公司财产站为个人私有财产的腐败行为,而国企职工本身并没有得到什么实惠,即是有的也只是昙花一现。追求社会公平第一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逐渐成为当前改革的目标,我们应当吸取转轨经济国家的有益经验,进入改革的一个新的阶段,“在起点平等的基础上找到最初的所有者,在规则公平的基础上找到最终的所有者”。改革的窘迫现状逼迫改革不得不进入一个新阶段,而且随着自由市场经济成分日益壮大,也与计划体制形成了巨大的摩擦,要想进一步深化改革,必须动存量的计划部分,以与市场经济部分协调,改革到了关键阶段。在这个新阶段必须公平地分割计划部分的产权,并实行市场化的交易。公平成为保证改革的具有稳定环境重要因素,公平成为宏观产权效率的重要基础。
未来中国的资本市场交易制度设计的问题,是如何打破国家垄断股票发行,用高溢价发行对个人资产实行国有化来缓解国有企业破产的政策方针所形成的历史惯性,而逐渐过渡到正常的市场经济状态。当前中国资本市场交易制度设计所应追求的不是国外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下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不是盲目采用美国的全国性证券交易所、区域性证券交易所、柜台交易、第三市场、第四市场等等,那些不适合中国的现实需要,中国需要的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多层次资本市场,这种多层次资本市场是对国家的垄断发行权力向市场体制的产权交易制度的逐步过渡。在中国的转轨初期,国家只有限制资产的流动性,国家才能在自己垄断的股市把国企股票高价发出去,从而用筹集到钱为国家的改革计划买单,达到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的国家战略目的或战术目的。当前改革的现状决定了下一步还不能急进,国家还需要继续为旧体制阶层的缓慢过渡支付费用,在今后的较长一段时期内,国家还必定会抓住控制资产的流动性的权利而不放。经济学家所主张的产权流动,资源优化配置的目标还离我们很遥远,还是可望不可及的事情。但是长期执行资产实物化、非证券化的不流动政策势必会对经济造成很大的危害,我们应寻求中庸的解决知道,这种解决办法,在流动与静止之间寻求折衷,这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这种体系是在全国设立4级证券交易市场体制,实行分级递进上市与递退下市制度,不同级市场制定不同的上市标准,资产规模指标体系与企业盈利指标体系并重。企业经营好转的,可以晋级转板到好的、对提升股价有利的流动性高的市场上市;企业经营转坏的,要降级转板到下一级坏的、对股价不利的流动性低的市场上市。第一级是,保持沪深证券交易所不变,仍作为全国性流动性最高的第一级证券交易所,仍实行T+1的交易制度;而在全国性大城市设立第二级证券交易所,如北京、天津、重庆、广州、武汉,设立五家证券交易所,实行T+5交易制度,即对买入不作限制,而对卖出时间做限制,买入后的第5个交易日才可以卖出。其上市标准是:
1.首次公开发行新股后,股本总额是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
2.在审计基准日,资产负债率不高于百分之七十
3.其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不低于10%,且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0%。
在全国其他省会城市设立第三级证券交易所,实行T+10交易制度,即对买入不作限制,而对卖出的时间作限制,买入后的第10个交易日才可以卖出。其上市标准是:
1.首次公开发行新股后,股本总额是不低于人民币8000万元
2.在审计基准日,资产负债率不高于百分之七十五
3.且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0%,即本年度不亏损。
在全国的各省的第二大与第三大城市各设立1-2个第四级证券交易所,实行T+15交易制度,即对买入不作限制,而对卖出做时间限制,买入后第15个交易日才可以卖出。其上市标准是:
1.首次公开发行新股后,股本总额是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
2.在审计基准日,资产负债率不高于百分之八十
3. 其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0%,且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6%,即亏损股也可以上市。创业投资、风险投资常是投资前期亏损,但中期就会有好的迹象。这是适合创业阶段的企业的市场。
这样想发行上市的企业根据各自情况“各就各位”。经营得好了,业绩提升了,财务指标达到上一级股票市场的上市标准,就可以转板到上一级股票交易所,直至转板到五家第二级股票交易市场。只有五家第二级股票中业绩卓著的股票才有资格申请向沪深交易所上市,这一关要在近三年要把的严一些,额度要小一些,每年要不超过沪深近三年的平均首发与增发融资额。以此来维持现在A股市场的高价现状。A股的高价不宜短期内打低,否则股民利益损失太大了,股民会对政府太失望了。反之,如果深沪股市的上市公司经营不善了,业绩下降了,财务指标不符合深沪股市上市标准了,则必须退级到下一级股票市场上市,直至不符合地区性的第四级证券市场标准时摘牌下市。而且我认为现在的代办股份市场流动性太差,国家对它们有点一棒子打死的味道,应当关闭代办股份市场,让这些股票分别直接转板到第二级、第三级、乃至第四级证券交易所上市,这样可能会提高这些股票的流动性,有利于起死回生。
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了产权界定作为主要问题的阶段,现在已经走到了产权流动作为主要问题的阶段,下一步的改革就是要把提高产权流动速度、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改革对象。渐进的改革模式一时还不能淡出,国家还必须通过操纵产权的流动性,来通过民间资产国有化的办法来为国有经济成分输血,以保证我们这么大国家的平稳转轨。所以盲目主张剥夺国家对产权的流动权的控制,主张西方式的自由股票经济,主张国有股的T+1式的全流通是不符合国家的宏观战略意义的,只能是一时鼓噪而已,并不是现实主义的态度。自由放任经济主义不符合中国的改革路线与惯势。苏联、东欧国家的休克疗法的改革思路是将改革的第一阶段专注于社会的公平,对市场机制失败之处视而不见,即使先付出沉重的社会与经济代价也在所不惜,把先构建市场经济完整的法律产权的制度框架作为第一要务,然后再逐渐完善这种制度框架,使之逐渐发挥出市场经济的促进效率的功能来。俄罗斯与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在忍受巨大的痛苦之后,现正在焕发出市场经济的勃勃生机,正在走上正途。我们国家的改革目标次序与之相反,我国一开始就注意到了市场机制在制度不配套的情况下失败的可能性,先选择了提高经济机制效率为主作为现实目标,用市场经济增量部分刺激计划经济的存量部分,以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率。在改革过程中,由于国企竞争失利,国家为了社会稳定就必须利用限制其他一切非国有产权的流动权的办法,不准开股票市场,只准国家在垄断的沪深股市发国有企业的增量A股,以此为国有企业输血,防止失业与工人贫穷等社会问题的恶化。现在我们已基本进入改革的后期阶段,国家宜通过以上四级证券市场体系来取代怪异的、全世界都不存在而我国独有的流动性很差的整体性交易的产权交易市场。资本市场必须证券化、股份化,而不能长期采用实物形态,否则这将极大损害还我国经济的效率,对战略目标与利益而言是得不偿失,产权交易证券化与股份化是全世界的经验,我们不可能例外。四级证券市场体系的框架为向将来成熟市场经济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过渡准备了雏形,将来随着国有股问题的解决,四级市场可以逐渐缩短限制卖出的时间,由人为分层过渡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然分层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在产权交易市场与国有股流通的关系上,我认为应对国有股作特殊制度限制,我们应当对国有股这一批股票流动性的作出制度限制,为了现有流通股市场的利益,人为长期地、递进地限制这批股票的流动性,让这批股票回归本态、来真正让利于民。国家把国有股卖得便宜一点就是让利于民,把自己卖出去的“野兽”拔了牙不伤害他人,就是对中小股民利益的保护。股票就像野兽一样,只要放出去,不对它的流通性加上缰绳就会伤害人的。既使国家主观上不想伤害股民,已以低价卖出让了利,也没有办法保护A股市场的其他股民,股票毕竟是股票,该涨的还要涨,还要占用股市的资金。所以关键是要确保国家让利低价卖出后,怎么使这些股票的价格不要涨起来,不要涨得和它对应的流通股的价格一样高。例如深科技(000021)当前股价10元左右,净资产3.51元,如果国家采用净资产为价方案,以3.51元配售给深科技的流通股东,一旦所有深科技股票上市可能会变成8元,极大分流市场的资金,则实际上就伤害了其他不持有深科技股票的其他股民的利益,国有股还是狠狠“咬”了流通股市场一口,受伤的还是流通股市场。以下的国有股递进流通市场能将把这批股票国有股的“牙”拔掉。具体办法如下:
国家开设一个递进流通市场,在该市场向全体股民减持国有股,用六年时间实现与A股市市场并轨,股票流通速度由慢逐年到快,直到实现现在A股的T+1流通制度。这个市场的特点是,对买入行为不加限制,但对卖出有较长时间上的限制。第一年(2005年)政府在这个市场上竟价卖出国有股,规定本年度实行T+60制度,规定本年度申购或买入的股票60天后才可以卖出;第二年(2006年),卖出时间限制缩短为50天,规定2006年度内买入的股票,实行T+50卖出制度,即持有50天后才可以卖出;第三年(2007年),进一步缩短卖出时间的限制为40天,即买入40天后才可以卖出;第四年(2008年),继续缩短卖出限制的时间为30天,即买入30天后才可以卖出;第五年(2009年),缩减卖出限制的时间为20天,即买入20天后才可以卖出;第六年(2010年),缩短卖出限制的时间为10天,即买入10天后才可以卖出;第七年(2011年),实行与当前A股市场一样的T+1制度,与A股市场自然并轨;需要补充的是这个市场每手可以规定得比A股市场大一些,比如规定每手为1000股。这样国有股递进流通市场上的股票价格时时比流通股市场自己对应的股票的价格“低一头”,但两者价差逐渐缩小,直到2011年1月1日,而这自然实现价格并轨。但愿两者都因股票全流通后,公司控制权市场形成了,公司治理大大改善,使得公司经营机制转换,经营业绩提高,而都走上升走势的牛市。
这样到2011年1月1日,流通权分置问题已通过渐进改革的方式,过渡到了T+1,同股同权必同价,国有股递进流通市场自然和A股市场就并轨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就是渐进式模式,解决股权分置问题,也应采用渐进的方式,国家有明确计划,分阶段地、使股民有明确预期地的解决。
来源:华南师范大学 作者:郭洪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