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入“积极股东主义”改善公司治理


更新时间:2004/08/18 阅读次数:205

   现有公司治理理论的研究表明,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股东对企业经营投票权和最终控制权的拥有主要是通过公司控制权市场和内部控制监督来实现。
   积极股东主义兴起的主要背景
   在90年代以前,证券市场上的机构投资者主要通过公司控制权市场来影响公司治理。当公司经营管理不善、业绩下降时,机构投资者一般按“华尔街规则”来“用脚投票”,通过在市场上抛售股票来逃离劣质公司,机构投资者的抛售行为通常会导致公司股价大跌,并由此将公司置于被收购兼并的境地。因此,股票市场及其派生出的公司控制权市场成为了机构投资者影响公司治理的传统路径。但从90年代开始,传统的路径已逐渐失去了原有的作用。
   首先,80年代的股市并购风潮导致许多公司的董事会和管理层采取了系列反并购措施,如毒药丸计划、金降落伞计划等。反并购措施的出现使并购成本大幅上升,有效阻止了敌意并购,结果以敌意并购为主要手段的公司控制权市场来影响公司治理的传统路径受阻,机构投资者不得不寻求新的路径来致力于公司治理的改进。
   与此同时,证券市场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是以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的迅速崛起,所占股票市场的比重越来越大,上市公司股权机构化特征日益明显。股权机构化使“华尔街准则”不再实用,因为在机构投资者大量持股的情形下,当公司经营不善要想顺利出售该股票而又不严重影响该股票的价格几乎不可能,即“用脚投票”成本的大幅增加使其成为下下策。另外,对于指数型基金而言,即便成份股因经营不善而股价下跌,他们受基金契约所限不能“用脚投票”而不得不投资于该公司时,与其被动接受公司经营不善的现实,不如“开口说话”,采取主动策略积极介入公司治理,探求改善公司经营的方法。与此同时,相关法律法规对基金采取积极股东主义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
   在上述背景下,机构投资者开始采取“积极股东主义”行为,通过某种方式主动参与公司治理,一种被成为“机构投资者革命”的新的公司治理路径开始形成,即:机构投资者采用“积极股东主义”,“用手投票”—→改善公司治理,股价上升—→股东权益、公司市场价值增加—→通过影响内部控制机制来作用于公司治理。随着机构投资者的兴起和经济全球化,积极股东主义正推动着公司控制权市场和内部控制两种治理模式出现了明显的趋同态势。特别是由于美国机构投资者是目前国际资本市场的主导力量,其公司治理活动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积极股东主义在客观上推动着全球公司治理运动的开展。
   积极股东主义行为的主要实践
   根据美国等发达国家机构投资者的具体实践,积极股东主义行为主要包括参与代理权竞争、系统化公司治理建议、公开批评绩差公司、非正式会晤以及在集体诉讼中作为首席原告等方式。参与代理权竞争。通常情况下,代理权之争主要在公司管理层和部分试图参与公司治理的机构股东之间展开。在20世纪80年代后并购浪潮期间,美国的机构投资者开始尝试利用代理投票机制来行使股东权利,介入公司治理并争取一定的发言权。
   但对机构投资者而言,要通过上述方式来介入公司治理,就必须联络和说服那些不愿意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将投票权委托给自己,这样做需要花费很高的代理征集成本。而且美国法律也禁止大多数机构投资者从公司控制权争夺中获益,因此机构投资者在实践中已较少介入这样的争夺。
   考虑到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低效和“用脚投票”的成本太大,从保护持有人利益出发,在政策导向上我们应鼓励基金采取积极股东主义行为,积极参与公司治理,使基金在公司治理结构中起到“积极不干预”而非“消极不干预”的角色,在不干扰公司正常运作的前提下,对影响公司重大发展和侵犯股东权益的决策上加以积极干预
   系统化公司治理建议。机构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治理的参与可以有三种深度或三个方向:一是着重于一般性的公司治理,主要涉及股东、董事、经理层关系和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等方面;二是着重于与行业相关的公司治理,探寻适应于所属行业的最佳公司治理行为;三是着重于监察公司内部的执行和控制系统。
   在实践中,机构投资者通常通过公布、推荐一些具体措施来强化、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提高董事会的工作效率。这些措施包括:董事长同首席执行官的职能应有所分离,建议在一定范围内任命非执行董事长;引进外部独立董事,在董事会选举中采用累积投票权;公开代理过程,以便股东之间能够进行更多的沟通;在董事会中进行信任投票;加强独立于执行董事的董事会会议作用;披露经理人员的薪酬;反对为保护管理层的既得利益不惜牺牲股东利益而阻碍被收购的计划在董事会及管理层通过,等等。
   公开批评绩差公司。通常情况下,对于那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经营不善、市场表现不佳而机构投资者又不得不投资的上市公司而言,机构投资者往往会通过公开批评该上市公司的形式,如通过批评该上市公司过分冒进的扩张计划、管理层过高的薪资报酬、管理层为保护其既得利益不惜牺牲股东利益而反对对该公司进行的收购等方式,向该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施加压力,迫使该公司改善经营。但对上市公司的批评更多的是由机构投资者协会进行的,它们定期公布一些经营不善的公司的名单,向那些它们不满意的上市公司经理施加压力。而由机构投资者协会出面批评某些经营不善的公司的最大好处是,可以避免单个的机构投资者或基金经理出面批评该公司而招致该公司的报复。
   非正式会晤。一种比较便宜的积极股东主义方式是非正式会晤———直接与管理层讨论或者由股东公开宣称正在努力改进公司的治理结构,改变公司商业策略或者是解决管理层的连续性问题等。非正式会晤的成本仅限于通讯费、差旅费以及机构投资者代表的时间成本,但收获可能会出人意料。
   基于此,JohnPound教授、CalPERS的负责人和几个大型机构股东集团主张大型机构投资者应当发挥更多的正式与非正式的作用。他们的建议包括在董事与机构投资者之间举行常规和非常规会议,在董事会中设立专门委员会直接与股东集团建立联系和准许机构投资者提名董事候选人。

实践证明,机构投资者在董事和经理人才的选任上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集体诉讼中作为首席原告。集体诉讼是指由一位或两位原告任“首席原告”代表众多受害者提出起诉。在集体诉讼中,首席原告的指控应该与其他成员的指控一致,双方的利益也必须一致。首席原告必须确能代理其他集体诉讼成员参诉。一方面,要求前者与后者无利害冲突;另一方面,要求首席原告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为整个诉讼集体去争取权益。通常,小股东总是希望在别人的努力之下免费搭车,机构投资者因其在资金、人力、资源和时间等方面的先天优势多作为集体诉讼中的首席原告,代表众多中小股东向公司或公司高管人员讨回公道。当然,出于成本角度考虑,机构投资者也较少主动采取上述行为。
   改进我国公司治理的现实思考
   就公司控制权市场来看,由于我国上市公司非流通股“一股独大”特征明显,股票价格下跌难以导致真正市场意义的并购行动的发生,因此对公司管理层并不会产生多少压力;加上我国竞争性经理人市场的长期缺失,通过公司控制权影响公司治理的路径基本被完全切断。考虑到经理人市场培育的长期性,股票全流通的复杂性、艰巨性和系统性,公司控制权市场在很长时期内都不应成为改进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主要路径。
   从完善内部控制着手应该是改进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主要渐进式可行路径。考虑到机构投资者的积极股东主义能有效促进公司治理的改进,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在中国目前的市场上执行积极股东主义———以公司治理为导向的投资战略是否可行。政策和法规方面基本没有什么限制,上市公司方面也还很少有采取如分类董事会等阻碍新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手段,监管部门也在鼓励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剩下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机构投资者如何参与公司治理,如何能够通过执行一种以公司治理为导向的投资战略而盈利了。
   我国的现实情况是,随着以开放式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日益发展和壮大,机构投资者持有的股票市场份额和上市公司的股权机构化比例也逐渐提高,这直接导致越来越多的机构投资者开始积极介入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2002年中兴通讯H股计划、2003年招商银行可转债风波等事件都表明我国机构投资者在改进公司治理方面的觉醒。另一方面,我们也欣喜的看到,有更多的上市公司开始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不仅制订了《投资者关系管理》等相应制度,而且在制定公司发展规划以及重大融资计划等方面,通过机构投资者拜访、组织机构投资者交流会等方式来加强与机构投资者的沟通和交流;作为回应,机构投资者也加大了对上述运作日渐透明公司的持股比重。一种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改进的良性循环局面正在形成。
   鉴于我国证券市场的现状,要充分发挥机构投资者在改进公司治理方面的作用,我们应从以下几方面综合着手:
   首先,创造有利于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宏观环境。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壮大是其参与并能改进公司治理的必要条件。尽管近几年我国的机构投资者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无论是绝对量还是在股票市场的所占比重,与国际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所以要坚持走超常规、创新性培育机构投资者的发展之路,通过机构投资者的壮大产生的“持股数效应”、“公司数效应”和“机构数效应”,提高我国机构投资者对于公司治理的贡献水平或参与度,使机构投资者能成为解决我国上市公司内控低效的一个制度解。
   其次,创造有利于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法律环境。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基金管理人在代表基金行使股东权利,不得谋求对上市公司的控股和参与经营管理,这表明我国对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是一种被动式投资者的战略定位。考虑到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低效和“用脚投票”的成本太大,从保护持有人利益出发,在政策导向上我们应鼓励基金采取积极股东主义行为,积极参与公司治理,使基金在公司治理结构中起到“积极不干预”而非“消极不干预”的角色,在不干扰公司正常运作的前提下,对影响公司重大发展和侵犯股东权益的决策上加以积极干预。
   另外,鉴于我国上市公司国有股一股独大和非流通股比例过高的长期既成事实,我们应建立和强化分类股东表决机制,对影响公司发展的重大事项实行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分类表决,提高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影响力。

来源:中国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