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开放的双重变奏是中国社会20多年来的主旋律。中国企业改革的核心目标就是成为产权清晰、治理结构完善的现代企业。但这种改革是一个复杂的博弈过程,而且改革是在日益开放的环境下,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挑战中进行的。因此,中国的企业首先要过体制关,然后才是管理关和战略关。
惟有连闯三关,才能诞生世界级企业。
早期的中国IT企业,尽管所有制类型不同,但在市场上都更像是一个伤病缠身的选手。试图冲破体制束缚,是它们成长过程中的共同烦恼。
你能想像一个有自杀倾向的人可以积极地面对生活的挑战吗?没有解决产权和体制问题的企业,在市场上就总是存在着自杀倾向的。至少表现为没有人为这个企业的兴衰承担最终的责任。因此,它们在市场上就像是一个伤病缠身的选手,比赛还没有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
80年代各类人下海成立的企业,由于种种原因,都存在着各种类型的制度缺陷,为其长远发展埋下了祸根。四通就是典型之一。
1984年成立的四通今年整整20岁了(详见往事篇“草根萌动”)。上个世纪80年代,四通曾以年300%的速度奇迹般地增长。短缺的国民经济、长期被压抑的市场需求、国有企业被牢牢捆住手脚、外企还没有大面积进入,种种因素使四通这种体制灵活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的优势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这种“远南运动会”金牌得主的地位,掩盖了四通这些半路出家的企业从业人员在市场研究、管理体制理解及对所处环境的研究和适应能力的调整等诸多方面的严重不足。
及至家大业大,1987年的四通就开始筹划股份制改造。方案设计者都是中国经济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包括吴敬琏、周小川等。但要把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资产分到个人头上,在当时找不到任何法律依据,因此,所有方案都没有法律保障。一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段永基等人看到了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动向,抓住机会,再次推进股份制改革。1993年8月16日,四通在香港上市,发行了1.5亿股股票,每股作价1.26元。不仅是北京市股份制改革试点的第一家企业,也是国内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民营企业。按照当时的政策,四通2000多名员工占有1500万股。这显然是一个变相大锅饭的制度安排,因为股份过于分散,对管理层的激励约束问题并未就此解决。1998年,四通又率先做MBO(管理层收购,Management Buyout),那是一个更加复杂的操作,而且是踩着政策的黄线进行,可谓如履薄冰。
“改制”差不多是过去20年中国企业的第一关键词。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科尔奈把中国的改革称做“有机发展战略”的改革思路,即创造条件鼓励私人经济发展,随着新兴经济力量的成长,不断给旧有体制带来冲击,进而促进改革的不断深化。很多人很可能成为这种改革过程的牺牲品。谈到四通改制,老谋深算的段永基有一句无奈的名言:“我永远也说不清楚,你永远也听不明白。”
因为产权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管理体制的问题就越来越严重。1998年,段永基在接受《计算机世界》报记者采访时,谈到民营企业的制度环境时说:“不是麻雀的鸟也不一定就是凤凰。以前我们民营企业总嘲笑国有企业,认为它们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民营企业的问题也很多,甚至更严重。民营企业大都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并非现代企业制度意义下的企业。”
如果企业领导人的注意力都放在改制上,市场竞争力真的不知道从何而来。因此,四通多年来已经陷入主业不清、经营状况起伏不定的泥潭。尽管目前四通已经逐渐摆脱了产权不清的困扰,但市场也已今非昔比,辉煌难以再现。
联想创业时,中科院投资20万元。1993年前后,中科院周光召院长非常开明地跟联想谈到了股份制改造的问题。第一步是给柳传志等创业员工分红,协商的结果是员工占35%的分红权,中科院占65%。根据事先商定的原则,红利明确地记到了每个人的名下。不过,柳传志并没有把钱分下去,而是替大家攒了起来,一直攒到了2001年,整整8年的时间。
到了2001年,国家的政策允许员工拿钱去买股份。这时在财政部和科技部的主持下,联想的资产重新进行了核定,确定了35%的股份的价格,打一个折扣卖给了柳传志等人。柳传志等就用当初存的那些钱,把股份买下来。联想的股份制改造就这样完成了。
联想现在都是年轻人在第一线,创业时的老员工有股份,也愿意让贤。就像一个园丁老了,干不动了,换一个年轻的园丁来替他干,干完了以后,树上结了果子,先摘一筐给老园丁送回家去,大家都高兴。
柳传志以他过人的智慧和异乎寻常的耐心,用“拐大弯”的方法解决了体制难题。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仍然保持了企业的健康快速发展,确保到手的是一个“鲜桃子”。从这个意义上讲,柳传志是这个时代最高明的企业家。
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使之成为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现代企业。1996年,国家进而支持国企改制引入非国有投资,实行股权多元化。以后,本土IT企业纷纷进行股份制改造,一批企业先后上市,成为了中国信息产业的重要力量,浪潮也在其中。
到王爱先、孙丕恕执掌浪潮帅印的时候,他们不得不痛苦地接受一个现实: 在中国整个IT产业高歌猛进之际,浪潮却步履蹒跚,落在了后面。1997年,中国证监会已经对公司上市实行额度控制,上市指标分配到各个省,出现了僧多粥少的局面。
1997年7月,时任山东省省委书记的吴官正视察浪潮。孙丕恕汇报工作。吴官正说:“这一次,我看了山东200多个企业,我觉得浪潮技术含量最高。对于浪潮这种在山东为数不多的高新技术企业,应该大力支持!”孙丕恕赶紧问:“吴书记能不能支持浪潮一个上市指标?”没想到吴官正立即在视察现场给山东省体改委打电话:“希望能给浪潮安排一个指标。”1997年山东有8个上市指标,浪潮在这次机缘中争取到了1个。
对于再次降临的机会,孙丕恕们格外珍惜。“那时我们很清楚,有了上市指标就有了奔头,大家就有干劲了。我专门跑这个,里里外外忙活得很。”孙丕恕原本指望在1998年能完成浪潮的上市计划,但结果是一拖再拖。1998年8月,中央发布文件,尚未改制的企业不能独家发起上市。政策发生变化,浪潮还是一个国企,要上市必须先改成股份制企业。于是在1998年10月,浪潮引进了东方电子等股东,12月份正式开始改制。几经折腾,到2000年,浪潮集团旗下的浪潮信息在深交所正式挂牌上市,募集资金近5亿元。
浪潮改制至今仍未完成。按照孙丕恕的设想,最终要建立起一个员工持股加期权的激励机制,先把员工股转到上市公司,再通过业务重组,实现浪潮集团优质资产的上市,届时整个浪潮集团的员工和上市公司将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然而,要实现这一目的,还有一段路要走。
来源:计算机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