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啤酒花等事件尚未平息,乐山电力此类违规担保拖垮上市公司的事情又接连发生。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经常因为所有者缺位而使企业经营业绩逐年下滑,直至亏损,但控股权转让给私企后,常常又难逃啤酒花类的悲剧,似乎公司治理陷入到了一个两难的境地。“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可能对我们认识这种两难境地有所帮助。
“掉在地上的钞票没人捡”的笑话,生动地说明了“反公地”的悲剧特征:一位学富五车的老教授和一位年轻助理外出吃饭,眼尖的助理发现人行道上有张100美元的钞票,便准备把它捡起来。不想老教授阻挡他说:“别捡了,这钞票是假的”。年轻助理不服气,问道:“你如何判断它是假的?”老教授说:“如果它是真的,早该被人捡走了”。老教授以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认为:市场的效率保证它时时出清,谈判桌上没有剩下的钱,人行道上也不可能有还未被捡走的钞票。如果地上有钞票没人捡,说明公共政策和体制存在缺陷。由于一国的体制和公共政策以及影响体制与政策质量的公共物品型人力资源存在问题,造成对资源利用的种种限制,结果出现“掉在地上的钞票”“没人捡”或“捡不来”、“不让捡”、“捡了白捡”。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的效率低下正是“反公地悲剧”的生动体现。
“公地悲剧”源自于“公地”的产权特性,公地的本质特征在于决定资产使用方式的产权结构。如果某种资产的产权安排决定了很多人都能不同程度地使用这种资产,而且没有人有权阻止其他人使用,那么这种资产就具有公地的特性。如对所有人开放的公共牧场必然会遭到过度放牧,但并非只有自然资源才能成为“公地”。“反公地”正好与“公地”有相反的产权特性。“反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也有许多拥有者,但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有权阻止其他人使用资源,而没有人拥有有效的使用权,是给资源的使用设置障碍,导致资源的闲置和使用不足,造成浪费。就像一间房屋的大门上安装需要十几把钥匙同时使用才能打开的锁,这十几把钥匙又分归十几个人所保管,而这些人又无法在同一时间到达。
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同一企业的所有权由不同的政府机构行使,如人事权和监督权掌握在企业工委和国企监事会手中,收益归财政部负责,薪酬则由劳动部审定,形成了支离破碎的产权。国资委的成立,正是要对这种破碎的产权进行整合,以确保国企所有者责、权、利的统一。但是由于国有资产摊子庞大,由于地方政府和原产权拥有者不会轻易放弃既得利益,这种产权整合仍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同时“委托-代理人”权力分割的长期存在,使得“反公地悲剧”仍然较为常见。
于是按照“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通过对大量竞争性行业的国有资产产权实施有偿转让,实现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国有资产产权的有效整合和行使。但在产权转让过程中,因缺乏有效制衡和监督,或者说资产处置权的分散,就像对待公共草原和森林一样,又导致了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如据中央电视台报道,某企业约6000万元的国有资产,由地方政府作主以50万元转让给某私营企业公司,并因有政府批文而具有了法律效力。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ST啤酒花等国有控股权在转让给私人控股的公司后,整个上市公司又进一步被掏空。显然国有资产的转让并非一转了之,怎样防范转让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和转让以后个人或私营企业利用控股地位掏空上市企业“悲剧”的发生,显得非常重要。
中国的权力资源仍是一种非竞争性资源。由于缺乏竞争,缺乏由竞争压力导致的内部约束力;又由于它是“公地”,置身其中的人都不会认真去珍惜;由于不能实施有效监管(如人大的督查还不到位、对行政权的监督尚缺乏详细的法律规定和处罚措施),权力资源的所有权就被虚置。因此就导致有人产生了能捞一把是一把的心态,导致国有资产转让中资产流失“悲剧”的发生。
控股股东侵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现象的产生,一股独大是一个原因,而证券市场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使得政府的行政监督权,行业协会的自律责职,媒体和人大的监督权等权力资源的低效或无效更是一个重要原因,它们的缺位又造成了另一个“公地悲剧”。一方面是支离破碎的产权特性,导致企业效率低下,形成“反公地悲剧”,另一方面是产权转让中以及转让后大家都想捞一把的心态,再去上演“公地悲剧”。国有资产使用时的低效和转让时的缺乏监督,从整个制度层面看,表现出“反公地悲剧”的特征。当一个或几个政府官员可以轻而易举的操纵几千万、上亿的国有资产流失时,当官员个人的恶劣行为盖上政府大印就能产生法律效力时,人们不难发现,政府官员权力缺乏法律约束,权力资源所有权的虚设,政府错误行为也具有法律效力和不受法律追究才是问题的根本。
“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的思考
"公地"制度是英国中古时期的一种土地制度---封建主在自己的领地中划出一片尚未耕种的土地作为牧场,无偿提供给当地的牧民。由于是无偿放牧,随着牛羊数量无节制地增加,牧场最终因过度放牧而成了不毛之地。
1968年,美国学者哈丁指出,人类过度使用空气、水、海洋水产等看似免费的资源,必将付出无形而巨大的代价。之后,"公地悲剧"成为人们广泛谈论的话题。无论是有形资产还是无形资产,只要它带着某种程度上的"公地性质",产权不明确,它就将遭遇无休止的蚕食和侵害。
1998年,美国黑勒教授提出"反公地悲剧"理论模型。黑勒认为,尽管"公地悲剧"说明了过度利用公共资源的恶果,但同时忽视了资源未被充分利用的可能。由于公地内存在着很多权利所有者。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每个当事人都有权阻止其他人使用该资源或相互设置使用障碍,导致资源的闲置和使用不足,造成浪费,于是就发生了"反公地悲剧"。
我生长在南方,也一直生活在南方。但对于北方总有些抹不去的向往,我向往那种苍凉的美丽,这种美丽与南方的秀美是如此不同。
近年来,北方的苍凉似乎并不美丽,尤其在每年春秋,沙尘暴肆虐的时候。我对北方的向往也因此大为减弱。我庆幸自己生活在南方,不用忍受那沙尘暴的肆虐。但生态如此恶化,我能否在南方独善其身呢?这种杞人忧天的想象似乎是多余的。
但“公地的悲剧”却告诉我,那种想象未必是杞人忧天的。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北方沙尘暴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对草原的破坏,从而导致土地日益沙漠化,以至大风起时,飞沙走石,一片天昏地暗。如果南方的土地沙漠化,南方发生沙尘暴也并非没有可能。从全球视角来看,中国南方是全球相同纬度唯一的非沙漠化地区,一旦保护不当,是可能沙漠化的。而实际上,在鄱阳湖附近的一些地方,已出现沙漠化地区。美丽的江南似乎已听到了沙尘暴那恐怖的足音。
“公地悲剧”反映了公共产品的悲剧。在经济学意义上,“公地”是一种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两个根本特点是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只要一种产品具有这两个特点,它就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结果是,无论有形资产还是无形资产,只要它带着某种程度上的公共产品性质,也即“公地性质”,它就可能遭遇无休止的蚕食和侵害。这表明:个人经济动机和公共利益之间存在严重冲突。
“反公地悲剧”是对“公地悲剧”内容的进一步补充。过犹不及,适度利用才能可持续发展。这其中的实质在于经济行为人没有对自身经济行为所产生的经济后果(成本或收益)完全承担,从而造成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差异;其根源在于产权不明晰或不完全。明晰、完全产权的内容不仅在于法律上的认定,而且更在于对与相应财产相关的经济行为的成本与收益的承担。因此,只要人们可以无偿、无限制地使用某一资源,则该资源势必会因为没有足够的正面激励而发生“公地悲剧”,投入越来越少,而需求无限增长,“竭泽而渔”,直至公地消失。
我们不妨以南极开发为例来说明“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南极是一块典型的公地,可以想见,在其开发的初期,人们一方面对未来开发的收益产生不稳定预期,从而没有足够的正面激励,去挖掘资源利用的潜力,另一方面,大家也希望其他人可以开发出来,自己坐享其成,“搭便车”,顺手摘取胜利的果实,从而产生“反公地悲剧”;而开发一旦成功之后,由于产权是不明晰或不完全的,他人可以或多或少地分享开发成果,经济行为人对自身经济行为的后果不承担经济责任或承担成本不足,又势必导致过度开发,从而产生“公地悲剧”。因此,“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只是反映了产权不明或不完全的两种不同情况,两种不同阶段人们行为的后果。
相对于“反公地悲剧”,“公地悲剧”也许更为常见。现代经济学已指出了“学习效应”的重要性。由于“学习效应”的存在,边际收益递增现象成为可能,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在诸如技术创新、市场开拓乃至产业博弈等存在“外部经济”的领域,由于至少存在“学习效应”从而存在“后发优势”。但如果人人都等待“后发优势”,领先者就无人担当,从而必然出现“公地悲剧”。
公共产品同样具有公地特征。因此,对公共产品的使用收取相应的费用不仅是一个引入市场机制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在最终意义上引入产权机制的问题。这种收费,对一个像大桥这样的物品来说,是一个价格机制,而对一个社会的全部公共产品来说,就是政府税收。税收的缴纳有利于公民形成对公共产品的产权意识,因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税收意识的增强,人们对于公共产品的供给和使用更加关心,也更加爱护。
防止悲剧发生的关键在于使社会边际成本等于社会边际收益,也即采取庇古所谓的“黄金规则”,以实现帕累托最优。其具体措施,根据经济学理论和西方国家的实践,包括行政措施(管制与指导)、经济措施(税收与补贴)、法律措施(制定规则与信息结构)和自愿协商措施(基于科斯定理的产权改革)。
来源:中国证券报 作者:黄钟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