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企业的公司治理


更新时间:2004/06/08 阅读次数:325

中央企业的有关情况

       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目前,国有经济对GDP的贡献率约占30%左右。中央企业是我国国企的主力军。在我国,按国有资产的用途,可以分为经营性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在经营性资产中,按政府的管理权限,可以分为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广义的中央企业包括三类:一是由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企业,从经济作用上分为提供公共产品的,如军工、电信;提供自然垄断产品的,如石油;提供竞争性产品的,如一般工业、建筑、贸易。二是由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管理的企业,属于金融行业。三是由国务院其他部门或群众团体管理的企业,属于烟草、黄金、铁路客货运、港口、机场、广播、电视、文化、出版等行业。
                
            在我国,中央企业通常指国务院国资委监督管理的企业。相对于其他一些国家来讲,我国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范围是比较窄的。到2003年底,中央企业有189家,总资产8.09万亿元人民币,净资产3.47万亿元人民币,销售额4.3万亿元,增长了21.6%,利润总额3006亿元,增长24.5%。 
                
            从资产、利润、销售额等方面看,中央企业的基本情况有以下特点:一是资产集中在少数大企业。2001年,前10家中央企业的总资产占中央企业总数的66%,前50家占92%,其他企业总资产所占比例只有8个百分点。当时,既有总资产高达1.2万多亿元的巨型企业,也有总资产仅为2000万元的微型企业。员工人数既有上百万的,也有百十人的。二是利润、销售额集中在少数行业。2003年,前10家的利润,占中央企业的一半以上。盈利大户主要集中在石油石化、电信、电力、钢铁、汽车等行业。2003年的世界500强中,我国有11家,中央企业占6家,分属石化、电信和外贸三个行业。大多数中央企业在同行业中,并不占主导地位。三是相当大一部分优质资产已进入国内外资本市场。2003年,我国上市公司100强中,母公司是中央企业的有26家。在前10家上市公司中,母公司是中央企业的有9家;在纽约上市的15家公司中,母公司是中央企业的有12家;在香港上市的36家公司中,母公司是中央企业的有19家。 
                
            中央企业做强做大,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集团,已有了很好的基础。当然,要看到离世界著名企业,还有不小的距离。比如,2002年,花旗集团的总资产是9万多亿元人民币,比中央企业总资产的总和还要大;沃尔玛的销售额超过2万亿元人民币,接近中央企业销售额总和的一半;埃克森美孚石油的市值是2431亿美元,市值超过总资产33%,而中石化、中石油的市值分别是357亿元、410亿元,市值低于总资产28%、45%。所以,应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切实做强做大中央企业。

                         当前中央企业完善公司治理  需进一步研究解决的10个问题

                1、公司治理的概念界定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企的改革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温家宝总理在学习贯彻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时指出:"建立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
            我国包括台湾地区讲的"法人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和"企业督导机制",在国际上称为" 公司治理" (corporate governance)。                 
            把公司治理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符合经济全球化的要求。近年来,良好的公司治理,越来越被国际资本市场和全球投资人,看作是改善经营业绩、提高投资回报、走向国际化的一个重点。麦肯锡公司的调查表明,在财务状况类似情况下,投资人愿意为"治理良好"的亚洲企业多付20%-27%的溢价,愿为"治理良好"的北美企业多付14%的溢价。 
                
            完善公司治理,是困扰企业多年的一个难点和热点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困扰企业多年,首先就是人们对公司治理究竟是什么,认识不一。目前对公司治理的概念,国内外理论界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探索。狭义的概念界定,局限在董事会制度的安排上;广义的包括股权结构、融资结构、银行体制、企业购并、公司控制权市场、产品市场竞争度、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兼顾,等等。 
                
            一般地讲,在企业两权分离的情况下,治理效率、代理成本的高低,取决于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治理结构是指股权结构、治理机构设置等。比如,解决一股独大、建立董事会制度,属于治理结构问题。又如,在国企建立党组织、职代会,也属于治理结构问题。从企业内部看,治理机制主要指用人机制、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治理结构是治理机制的前提,有了科学的治理结构,治理机制才能发挥作用,但治理结构设置得再科学,如果不在治理机制上下功夫,也不可能真正提高治理效率。
                
            由此可以看出,公司治理与企业管理是不同的。如果说企业管理主要是指经营班子对一般员工的管理,那么公司治理是出资人(委托人)对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班子(代理人)的管理。按照委托代理理论,就是委托人对代理人的管理。正因如此,公司治理是企业管理的基础。没有好的公司治理,很难有好的企业管理。我国一些学者认为,理论上弄清什么是公司治理,是实践中防止国企改制"翻牌化"、建立新三会"空洞化"的一个基础。 

                2、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 

                
            搞清楚国企公司治理面临的问题,是中央企业完善公司治理的基础。目前在我国流行的看法包括,国企存在"内部人控制问题"、"所有者缺位问题",以及"一股独大问题"等。一些国企确实存在这些问题。在理论上搞清楚这些问题之间的内在逻辑,有利于实践中解决这些问题。在这方面,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对认识这一问题是很有意义的。 
                
            第一,Berle等人的理论。1932年,根据对美国公司的分析,他们得出以下结论:一方面两权分离,经济上带来了高效率;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经营者可能并且经常违背股东利益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经营者强,所有者弱"的问题。此后几十年,西方有关公司治理的研究,大多是以这一研究为基础的。 
                
            第二,Franks等人的理论。1995年,他们提出了两权分离的两种类型。一种是外部型,以美国公司为典型。另一种是内部型,以欧洲大陆公司为典型。欧洲大陆企业的特点是,公司很少上市,即使上市,股权也高度集中。比如,在法、德两国,最大的170家上市公司中,80%的公司拥有一个股份超过25%的大股东。大股东主要为两类:一个是家族,一个是其他公司。这与美、英的公司形成了鲜明的差别。 
                第三,La Porta的理论。1999年,通过对27个国家、每个国家选20个最大企业的研究,他发现两权分离的内部型,不仅在欧洲大陆,而且在全球也是主要形式。相反,外部型只存在于美、英等少数国家。出现这种情况,最重要的原因是绝大多数国家都缺乏有效保护小股东的法律。 
                
            第四,"欧洲公司治理协会"的理论。90年代后期,他们对欧洲大陆企业作了比较研究,并提出以下结论:一是欧洲大陆企业投票权的集中度,显著高于英、美国家。欧洲大陆企业控制权,往往只集中在一个绝对控股的股东手上,第二、第三大股东所持的股份都很小。相反,在英、美的公司,一般不存在一个绝对控股的股东,而且第二、第三大股东所持的股份与第一大股东也相差不大。二是最大股东在欧洲大陆企业大多是家族,在英美大多是经营班子。三是在欧洲大陆,一般情况下存在一个绝对控股的家族股东,但只要不是自己而是委托他人经营,股东的控制仍较弱,"经营者强、所有者弱"问题,也仍然存在。
                
            由此可见,在企业两权分离的情况下,一是如果股权分散,只存在一个突出问题,即经营者损害股东的利益。比如,美国一些上市公司的情况。二是如果股权集中,存在两个突出问题,即经营者损害股东的利益和大股东损害小股东利益。比如,欧洲大陆许多公司的情况。三是如果是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则存在三个突出问题,即经营者损害股东的利益,大股东损害小股东的利益,以及大股东代表损害大股东的利益。比如,我国一些国企的情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企完善公司治理,不仅要解决经营者损害股东利益问题、大股东损害小股东利益问题,而且要解决大股东代表损害大股东利益的问题。
                3、推进股份制与发展混合经济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要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中央企业在贯彻这一要求方面更需要努力。到2003年底,在189家中央企业的母公司中,按《公司法》注册的不到10%,国有独资的达180家。 
                
            在推动股份制方面,地方国企明显快于中央企业。一个重要原因是,十六大后许多地方政府,不仅有总的要求,还有具体的计划和部署。比如,一些省市政府提出,在加工工业和商贸行业,每年实行股份制改造的国企要达到1/3。今年国务院国资委提出,要加快中央企业股份制的改革步伐。要切实推动这项改革,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按求真务实的要求,大胆探索产权制度改革,也需要进一步制订具体的实施目标、计划与步骤。总的来看,对极少数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中央企业,应抓紧从国有独资企业改为国有独资公司。对大多数一般的中央企业,推动股份制的步子应更快一些,在允许民营或外资企业控、参股上,思想应更解放一些。特别是改制还要与优化中央企业的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主辅分离和辅业改制,以及探索建立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等结合起来。 
                
            上市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一个重要途径。在中央企业,已上市的资产,不仅质量上是优质的,数量上也远远超过未上市的资产。因此,多数中央企业发展混合经济,从行业看是竞争性的,从资产看规模并不大,所以思想认识上不应有畏难情绪。特别是国务院国资委颁发了《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从法规上有利于规范改制工作,有利于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有利于保障这一改革的健康进行。 
                
            当然,推进股份制,并不等于建立起了现代企业制度;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也不等于建立起了现代企业制度。这已为前几年我国上市公司中出现一些民营企业成为控股股东、但治理效率仍很低下的事实所证实。在这类企业,随着产权的变革,"大股东代表损害大股东利益"这一问题可能得到了改变,但各国公司治理中存在的"经营者损害股东利益"、"大股东损害小股东利益"这两个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因此,中央企业实行股份制,包括实行了混合经济后,仍需在提高治理效率上下大功夫。
                4、建立和完善董事会                 
            公司治理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关键。国资委领导也提出,完善公司治理,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健全董事会。国务院国资委成立后提出,计划用3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在中央企业建立董事会以及独立董事制度。这一设想提出后,引起了积极的反响,但也有一些顾虑。 
                
            以往,曾有10来家中央企业建立了董事会。他们几乎都是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成员由内部人员担任,并与经营班子高度交叉。这样的董事会,难以发挥作用。其实,在多数中央企业推行股份制、实行混合经济后,要建立董事会,人们并无异义。有疑虑的是,在极少数中央企业改制成为国有独资公司后,有无必要建立董事会。人们担心在股权结构单一或国有经济绝对控股的条件下,董事会很难发挥作用,还使治理机构重叠,带来矛盾和扯皮。事实上,不论在国有独资公司,还是在其他股份公司,要建立起有效的董事会,都是挑战。问题的关键:一是董事会应发挥什么作用?二是董事会如何能发挥作用? 
                
            至于董事会的作用,直到2003年,美国各界都存在很大的争论。很长一段时期,美国一直强调董事会的作用是领导、决策,后果是"经营者强、董事会弱"。针对这一问题,美国从90年代起,强调董事会要承担监督职责、发挥监督作用。具体措施包括:一是董事会要检查、确认财务报告的真实性;二是对首席执行官(CEO)的经营业绩,董事会要进行严格考核;三是董事会要审查和批准公司的发展战略。 
                
            解决应发挥什么作用的问题,并不等于解决如何能发挥这种作用的问题。2001年"安然事件"后,美国大公司又把董事会如何能有效发挥监督作用作为新一轮改革的重点。在这方面,具有共同性、趋势性的做法包括:缩小董事会的规模,提高独立董事的比例,要求董事长与CEO分设,改善独立董事的薪酬安排,延长独立董事退休年龄,限制退休CEO留在董事会,建立独立董事的执行会议,增强审计、薪酬、提名委员会的独立性,推行董事一年一选,限制董事的兼职,聘请独立的外部顾问等。由此看来,在中央企业建立董事会并不难,难的是要建立起能真正发挥作用的董事会。在这方面,要做的工作很多,要走的路也很长,应当抓紧实践与探索。 
                5、探索独立董事制度                 
            独立董事制度是董事会制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前几年已开始在一些股份公司探索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目前在上市公司中提高独立董事的比例已成为一种规范。这是一个进步。当然争论也不少,有的称之为"管制革命",有的称之为"装饰革命"。争论本身反映了我国独立董事制度还不成熟。                 
            独立董事由谁担任,始终是个难题。中国证监会采取了考会计师、考律师那种方式,来选拔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现在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多数是从事会计、律师、技术或经济学研究工作的人。这种做法的好处在于,能迅速组建一支独立董事队伍,并减少"人情董事"现象;不利之处在于,按这种方式选拔出来的独立董事,不少缺乏企业高层的经营、管理与监督经验,在实际工作中容易出现"董事不懂事"的现象。 
                
            下一步,在中央企业建立独立董事制度,同样会遇到由谁来担任独立董事这一难题。中央企业独立董事队伍应包括多方面的人才,每个企业董事会的人员结构也应强调多样性,特别是对这支队伍的组成主体,要有明确的专业、经验方面的要求。研究各国大公司独立董事的人员组成,可以发现,他们多数现在或曾任其他大公司、金融机构的CEO,具有丰富的筹资、投资、购并特别是经营业绩确认评价、奖惩任免、识人用人等企业高层的经营、管理与监督经验。                 
            建立有效的独立董事制度,不仅仅要解决由谁担任的问题,从发达国家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实践来看,还有多方面的工作要做。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一直在提高独立董事的独立性标准、增加独立董事的比例、赋予独立董事广泛的监督权力等方面进行努力。所以,在中央企业建立独立董事制度,不能寄希望毕其功于一役,而应当抓紧进行试点,在实践中边总结,边完善。
                6、研究董事长与法定代表人分设的体制                
            董事长是否兼法定代表人,是完善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问题。90年代中期,对国务院100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单位,我国有关部委就提出董事长不应兼总经理的要求,并以此作为检验试点是否合格的一条标准。结果是,董事长不兼总经理,董事会仍不能很好发挥作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按《公司法》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我国的公司治理与欧洲、北美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在我国企业,不是由总经理而是由法定代表人来全面负责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和日常工作。在这一点上,是法定代表人而不是总经理,更像他们的CEO。因此,我国企业的董事长,虽不兼总经理,但只要是法定代表人,就不能带来欧洲、北美公司董事长与CEO分设、董事会就能更好监督CEO那种效果。 
                
            解决董事长兼CEO问题,看似简单,其实不然。实践中,美国在解决这一问题上已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最早要求在确定董事会会议议题时,CEO要多与独立董事沟通、商量,任何一个独立董事都有权要求增加会议议题。二是前几年,一些公司在独立董事中增设了一名首席董事,并赋予他较大的权力,以制约CEO。三是"安然事件"后,要求董事长不兼CEO的呼声越来越高。2002年,在美国500强中,对董事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有70%的被调查者赞成分设。因为董事长兼CEO会带来很多问题,最大问题是,一旦CEO控制信息流,独立董事就无法客观地实施监督。 
                
            在中央企业推行股份制中,应研究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这一问题。在欧洲,董事长大都是不兼CEO的。在美国,董事长不兼CEO已成为主导意见,而且越来越多的公司规定,前任CEO也不能留在董事会。因此,要认真总结我国上市公司中,不论董事长是否兼任总经理,只要是法定代表人,董事会对董事长都不能实行有效监督的教训。从我国国企的实际情况来看,如果董事长不兼法定代表人,由符合条件的董事长,兼任企业党委书记的做法,有利于董事会发挥好监督经营班子的作用,也有利于企业党组织在现代企业制度中发挥好保证监督作用。             

                7、坚持和完善监事会                 
            治理机构的设置直接事关治理效率。目前在中央企业,治理机构设置的普遍形式,是国务院国资委、外派监事会、经营班子这三层。从经济学来看,"外派监事会"中有关"由公务员组成","不在企业领取报酬","六要六不","不参与、不干预"等规定,都属于独立性范畴。这些做法在实践中得到了好评。 
                
            世界上公司治理机构的设置,可以分为"主流型"和"非主流型"两种。"主流型"设有股东大会、董事会、经营班子。世界大多数国家包括德国,都采取这种类型。德国等国的监事会,从职权上看,实质上是董事会。"非主流型"设有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班子。比如,欧洲的意大利,亚洲的我国包括台湾地区、日本、韩国等的股份公司,采取的是这种类型。这两种类型有一个重要的区别,这就是要不要设立以及设立什么样的监事会。 
                
            出资人设立的企业监督机构,其有效性至少应具备四个条件。一是独立性。独立性越高,监督的效率就越高。美国的董事会,德国、意大利的监事会比较独立;日本的监事会不独立。中国的内设监事会不独立,而中国的外派监事会是高度独立的。二是专业性。专业性越强,监督效率越高。美国、德国的主要是企业家,意大利的全部是注册的法定审计人;日本的专业性较差。中国内设监事会的专业性较弱,比较而言,中国的外派监事会专业性要强些。三是积极性。激励机制越好,监督效率越高。几乎各国的董事会或监事会,都在探索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四是监督权力。具备必要的监督权力,才能进行有效监督。美国、德国具有这种权力,比如,对经营班子奖惩任免的权力,聘用独立审计人的权力;意大利、日本不具备这种权力。中国的内设监事会和外派监事会,也不具备这种权力。
                确保监督机构的有效性是一项系统工程,各项条件缺一不可,不然容易成为"摆设"。                 
            这些年来,我国上市公司一再爆出财务丑闻。从对企业监督的有效性看,问题并非出在我国监事的工作不努力,而出在监事会制度设计方面。中央企业推行股份制、建立董事会后,如何改革监事会,应进行研究。以往存在的那种有监督权力的董事会不去履行监督职责,而履行监督职责的内部监事会又没有监督权力的"职权分离"情况,恐难实施有效的监督。所以,坚持和完善监事会制度,应当从工作定位、拥有责权、人员积极性等方面进一步加以改进。
                8、完善业绩确认制度                 
            确认经营业绩的真实性,始终是完善公司治理的重点。如果董事会成员由内部董事组成,他们又多在经营班子任职,那么,由董事会监督经营班子,实质上就是自己监督自己,形象地说,是 "由考生自己给自己的考卷评分"。                 
            企业财务报告是经营业绩的反映。中央企业的财务报告,要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已有多年的历史,这是一个进步。但直到目前,会计师事务所在一些中央企业是自己聘请的。这类似于"由考生自己给自己的考卷评分"。成绩的高低,很大程度是靠学生的觉悟,而不是制度的保证。于是在一些企业产生了一种现象,老总在位时,业绩很好,离任后一审计,往往出现问题。理论界把这一现象称为"马桶效应"。对中央企业负责人的考核、奖惩、问责,应建立在企业业绩确认的基础上。唯此,才真有意义。
                
            在许多国家,负责业绩确认的是董事会中的审计委员会。这个机构是否有效,首先要具备独立性、专业性、积极性、监督权力这些条件。在此前提下,工作的成效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工作重点要突出,负责对经营班子年度经营业绩进行检查确认,科学解决"监督什么"的问题。另一个是被监督机制要严格,每年要详细披露审计委员会的人员资格、工作及薪酬情况,以及独立审计人的独立性、收费性质、水平和构成等。这有利于解决"监督者自身的可信度"问题。                 
            我国企业建立的出资人监督机构,不论是监事会还是审计委员会,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是未将检查与确认企业年度财务报告的真实性作为重点,并且也不具备聘请独立审计人对企业当年业绩进行确认的权力。这使出资人很难真正了解当年盈亏的真实性,也很难真正了解企业的"家底"。这种情况在中央企业存在,在国有银行也存在。据有关专家研究,到2002年底我国四大银行贷款余额的不良资产率中,70%是1993-2002年这10年形成的。中央企业完善公司治理,建立考核制度,十分必要。应总结长期以来国企考核制度的成败得失,把建立业绩确认作为考核制度的基础。为此,聘请独立审计人的权力,应当交给监事会或审计委员会。 
                9、改进经营班子薪酬制度                 
            检验治理机制优劣一个重要的标准,是经营班子特别是CEO的薪酬安排。这些年,我国一些公司到国外上市,股票不能以高价发行,一个原因就是国外投资人担心中国国企老总的薪酬太低,从而导致他们对投资人很难尽心尽职。 
                
            目前,中央企业经营班子的薪酬存在多方面的问题。从结果上看,有"一把手"与"副手"的薪酬差距没有拉开的问题,有固定工资与年度激励、长期激励之间薪酬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也有福利、职务消费没有货币化的问题。更突出的是,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外部横向差距"仍较大,难以吸引和留住人才。
                
            从体制上看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出资人代表未行使薪酬安排权,造成一些"经营班子自己给自己定工资"。二是对中央企业经营业绩缺乏科学的确认与评价机制,因此与经营班子薪酬挂钩的指标,在真实性上缺乏制度保证。三是由于对经营班子薪酬及职务消费未建立披露机制,在少数中央企业也存在按"胆"分配现象。国务院国资委建立后,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包括已与100多家企业负责人签订经营责任书,推行企业负责人的年薪制试点等。当然,短期内要解决这一问题,难度很大。美国在这方面花了多年的功夫,但近年来CEO的薪酬仍增长过快。这被看作是他们董事会失灵的一个集中表现。
                
            世界著名公司在薪酬安排上通行的一些做法,对强化治理机制还是有用的。归结起来,一是薪酬前提。关键是对经营班子经营业绩确认。二是薪酬差别。通常经营班子的薪酬比独立董事要高得多,而CEO的薪酬又显著高于经营班子其他成员,但差别不是来自于基本年薪、短期激励,而是长期激励。三是薪酬披露。逐个披露经营班子成员前3年的薪酬,详细披露每人的薪酬构成,披露过去5年本公司的股东回报率与同行业同类企业的比较等。深入研究和借鉴这些做法,对中央企业改进经营班子的薪酬制度是有意义的。 
                10、深化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改革                 
            建立出资人制度,是国企完善公司治理很重要的一环。按十六大要求,2003年,成立了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按国有资产"分级代表"、"分级监管"的要求,今年还将完成省、地(市)级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组建工作。建立出资人制度,实质上是要解决国企长期存在的"所有者缺位"问题。国务院国资委建立以来,已在解决所有者缺位问题上,迈出了历史性的一大步。 
                
            在国企,所有者该行使的所有权没有行使,比如,一些企业经营业绩确认、经营班子薪酬安排是由他们自己决定的,一些企业新增利润的投向由他们自己安排;另一方面,对行使所有权的机构和人来讲,他们的个人利益与行使所有权的结果不挂钩,也就是说,没有按权、责、利"三统一"的要求,对国有资产监管人员实施有效的激励和监督。这些才是"所有者缺位"的要害。 
                
            从组织性质来看,国际上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大体上分为三类:一是政府部门,如加拿大、意大利、俄罗斯等;二是企业,如新加坡、奥地利、匈牙利等;三是特设机构,如我国。前两种类型的组织,有利有弊,但大多已运转多年,比较成熟。我国的是一种新探索。正因是探索,面临的挑战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肯定很多。                 
            从现在的情况看,按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要求,探索解决以下问题,似有必要。一是应进一步明确特设机构的组织性质。二是需科学界定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责任和权力边界。三是应强化对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考核、激励和监督机制。监督"监管者"十分重要,激励"监管者"同样重要。对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人员的奖惩任免,应探索与所监管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挂起钩来,不能让他们的薪酬长期与现在的公务员那样。当然,在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内部也需研究探索组织机构合理设置问题,以达到精简、高效的目的。 
                
            在我国,不论哪类企业要完善公司治理,都应从国情出发,借鉴国际经验。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不应是中国国情与某个国家、某个行业、某个企业公司治理的个性相结合,而应是与各个国家、各个行业成功企业公司治理的共同性、趋势性的结合。因为这种共同性、趋势性,对不同国家、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股权企业的公司治理,或迟或早会产生重大的、本质的影响。因此,中央企业要借鉴国际经验,结合国情,努力完善公司治理。
               

     来源:上海证券报 作者:何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