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像今年这样见仁见智的情况并不多见,至于对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风险做出判断,就更是众口纷纭,莫衷一是。日前,在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举行的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会上,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有关部委、社科院的专家学者,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驻华代表等20多人,所进行的热烈争论就是这种现实情况的一个缩影。
三种倾向
对于投资增长过快的判断,与会者在不同程度上都同意,但是,什么是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风险,却存在三种不同倾向。
一种观点认为,投资过快增长是当前主要危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雷·布鲁克斯认为,持续投资快速增长制造出大量的过剩生产能力,同时抑制了一些部门的物价上涨,掩盖了经济的过热。而拖延采取政策措施只会增大随后采取强烈的紧缩措施的可能性。
另一种观点是担心好不容易才起来的经济增长势头受到打压。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不能保持下去所造成的后果,是主要风险。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王建不赞成实行全面的宏观紧缩,“我担心银根抽紧,会使好不容易启动起来的经济又被压下去。”
“如何一方面维持良好的增长势头,另一方面缓解结构性问题,使中国低通货膨胀下的经济增长长期保持下去是中国政府面临的重大挑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余永定认为,中国经济应该维持在一个不高的通货膨胀率(3%—5%),同时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9%左右),以实现增长潜力,缓解就业压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世锦认为,中国正进入由汽车、住宅等产业带动的新的经济增长周期,“最重要的是让这一轮经济增长能够有可持续性”。
第三种观点认为,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方式问题是主要风险。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总经理许小年说,由于效益低下,目前的高增长主要是依靠投入的增加,这种传统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单纯靠追加投资来维持经济增长必然会重蹈亚洲国家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覆辙。多数与会者认为这是一个重要问题,不过是个中长期问题。
几点共识
目前中国经济中多种问题交织在一起。正如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贝多广所言:有短期的问题也有长期的问题,有经济运行当中的问题也有经济体制的问题,有结构性问题也有对应总量上的问题,有国营经济的问题也有民营经济的问题,有实质经济当中的问题也有金融经济当中的问题。
多数与会者认为,只有及早抑制投资的过快增长,才能保持经济稳定快速增长,避免大起大落,才能有利于投资效率的提高。2002年以来,投资增长过快,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地方政府新班子为出政绩,大建开发区,热衷于产值高、税收多的大项目,争相以优惠条件吸引投资;二是有些银行想通过资产增长来扩大分母以降低不良贷款率,因此尽力扩张贷款规模。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应是通过短期的调整为经济稳定服务。为控制过快的投资增长,政府的宏观调控从审慎的货币政策转向“适度从紧、相机微调”的货币政策,完全必要。
用强化行政审批的办法来控制投资的过快增长,是不可取的。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贾康说,“要更多地注意怎样结合政府自身的各种改革,改变我们的调节机制。避免出现政府的调节是在放大矛盾,而不是缩小矛盾这种情况的出现。”
若干建议
中国政府已采取了放宽贷款利率浮动幅度、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一系列货币政策措施和禁止地方政府乱设开发区等一系列行政措施来抑制投资过快增长的势头,调控方向清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据此判断,中国的经济今年可以实现软着陆。同时与会者提出了以下一些政策建议:
从金融方面看,专家们认为,货币政策适当从紧。利率政策根据经济运行状况适时适度调整。“但是银根不能抽得太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夏斌说。
汇率政策不宜大动。世界银行的迪帕克认为,中国出口产品价格都在下跌而进口产品价格都在上涨,这种贸易条件的恶化只应导致人民币贬值,但是现在升值的预期导致中国的外汇储备不断上升。目前中国政府采取的对冲操作等方式缓解外汇储备增加的压力是正确的。打破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也是正确的。
应该加强银行监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中国代表处高级代表布鲁克斯谈到他最近访问中国的一家银行时,发现其资本充足率已接近于零,但今年仍然计划要进一步扩大贷款量。由于存在着“坏账政府来兜”的先例,银行不计风险地放贷。他认为,应该处罚这样的银行,直至让它们关门。
继续关注通货膨胀因素。与会者大多同意由于国际国内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尽管生产资料价格大幅上涨,工业消费品价格不会有明显上升,因此全年消费物价指数可以控制在4%以下。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经济学家赵敏认为,中国政府重视农业的方针是正确的,应注意蔬菜、粮食等农产品和住房、公用事业收费等交易成本高的产品或非贸易品,防止它们供不应求引起价格上涨。
投资中要考虑环境和资源因素。与会者认为,政府已开始实行对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污染物收费,还应对新上投资项目严格环境评估,对污染物排放从一开始就高标准收费。制定行业技术标准,节约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使环境污染和资源使用的价格全部进入生产成本,调整投资者成本收益预期。
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督。禁止用低价土地、能源和其他隐性价格来争抢外来投资,妨碍公平竞争。禁止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开工建设公共工程。长期来看,还需改革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
此外,政府应通过及时发布高质量经济信息来指导市场中的投资活动。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