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生产能力转移的现状
经过战后30多年的发展,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生产能力的转移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1995年,因为发达国家生产能力转移而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的全球共享型生产的规模已经达到了8000亿美元。这大体上相当于世界制造业贸易的30%。主要发达国家中,生产能力转移的比例也在不断上升。譬如,日本的出口总额中,出口给海外制造业子公司的中间产品所占比例已经从1994年的20%上升到1999年的29%。美国跨国公司的出口中,出口给国外子公司以进一步加工的中间产品所占比例从1989年的57%增至1999年的68%。90%的美国公司其公司内部业务中至少有一项被外包。美国企业中业务外包到海外的比例在2007年将从2003年的5%提高到23%。同时,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之间的出口比例也从1983年的53%上升到1999年的66%。发达国家中,生产能力转移速度最慢、幅度最小的欧盟,其转移的规模1999也达到了2631.5亿美元的水平。
与二十多年相比,这个时期的国际生产能力转移显示出了一些独特的发展趋势:
首先,产业转移的重点由以前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服装、鞋和金属制品等产业和初级电子组装、测试活动向电子、化学、运输工具以及机械等中间产品和零部件的生产活动转化。这几个产业是全球零部件和中间品贸易中的最重要部分,它们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从1986年的27%增至1997年的43%。
其次,非股权参与的外包形式引人注目。跨国公司将非核心的生产、营销、物流、研发、甚至是非主要框架的设计活动都分包给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企业或专业化公司完成,不仅减少了固定投入成本,而且达到了在全球范围内利用最优资源的目的。
第三,生产能力转移不再是个别企业的孤立行为,而是在国际生产的网络或体系的基础上,形成了以领导企业为核心,全球范围内相互协调与合作的企业组织框架。通过这些国际生产网络,生产能力的转移速度和范围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样,市场竞争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转变为生产体系之间的竞争。竞争的程度和影响范围都大大增强了。
第四,生产能力转移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就机遇而言,生产能力的转移利用了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人口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以现有的能力水平,参与国际市场的可能。这种转移还有利于在发展中国家形成集聚效应,利用规模经济。同时,在外国企业的帮助下学习工艺和产品创新技能,逐渐升级制造能力,促使产业快速成长。最后这种转移也有利于促进发展中国家政策和商业环境的改善。但是,生产能力的转移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值得注意:一是跨国公司只是力图利用东道国的静态比较优势,而不热衷于培育发展动态比较优势,因而有可能使比较优势固定化,难以升级。二是外国企业或当地关联企业与国内的产业关联松散,容易变成出口飞地。三是在技术、零配件、市场和合作关系上,外国企业或当地企业严重依赖于领导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则对其活动强加限制,如,阻止后者在其他市场销售等。四是对跨国公司的长期依赖可能使得发展中国家失去经济发展的自主动力。根据我们的研究,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而言,依附于跨国公司的发展模式是完全不可取的。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的教训就是前车之鉴。
我国所面临的挑战和应对之策
从目前我国接受国际生产能力转移的现状来看,有这样几个问题:一是我国所从事这一段生产链,基本上都是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或装配活动。即使是技术或资本密集型的产品,我国所从事的也是劳动密集型的工序。二是我国发达地区的人工成本也开始升高。这样,低成本的优势就不能充分体现。三是知识产权保护不利,限制了一些不很依赖劳动和土地的产业扩大投资(如制药业),这样,高技术产业更有可能投资于较发达的国家,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四是跨国企业凭借着造型新颖、技术先进的产品赚取高额利润;而依靠贴牌定制(OEM)的“中国制造”往往只有1%-2%的利润。这就限制了我国企业进一步升级的潜力。五是制造业配套能力差,出口加工区往往是出口飞地,与国内经济关联差。
除了这些因素之外,作为国际产业转移的一个主要接受国和受益者,一方面,我国面临着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激烈竞争。譬如,印度最近两年就以我国为榜样,大力吸引外资,扩大对外开放。另一方面,随着转移来的生产能力越来越多,新的问题也开始出现。譬如,对外出口,这些产品的销售将面临越来越多的贸易限制和反倾销压力;对内销售,这些产品将对国内产业的发展产生很大的挤出压力等。
因此,如何将被动地接受发达国家的生产能力转移和自身产业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经济、尤其是外经贸未来发展的关键取决于与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相伴随而建立的这种生产基地能否进一步整合出新的竞争优势,如:国内产业与跨国公司生产基地的整合以及产业聚集优势等等。
为了更多地利用国际生产能力转移的有利之处,促进产业成长和提高竞争力,从政府的角度而言,应在制度环境方面做更多的工作。首先,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充分利用国际生产能力转移的机会。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WTO,并在积极参与亚太经济合作。在这些活动中,中国都有开放市场的承诺。中国应利用多边和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机会,将单纯的市场开放为我所用。比如,在中国逐渐开放市场的过程中,有更多的外商企业将市场寻找型、劳动力寻找型等投资投向中国。我国政府,一方面,应将优惠为主的引资方式,转变为以创造规范的商业环境为主的引资方式上来。另一方面,转变政府职能,积极创造机会,为企业牵线搭桥服务。其次,对于已经开始利用国际生产能力转移的企业,鼓励其进行技术升级。对于这些企业而言,最需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利用所获得的生产、管理、技术经验,摆脱依附跨国公司发展的局面,创立自己的品牌。这一步不仅需要企业坚持不懈地增加技术含量和发现市场利基,也需要国家从战略上确立产业发展方向,运用国家创新体系进行大力支持。
具体而言,还有这样几点值得注意:
1) 充分利用新一轮发达国家生产能力、尤其是机械设备、中间产品和零部件生产能力转移的机遇,促进我国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建立世界一流的装备工业制造基地。
2) 鼓励现有加工贸易企业产品的升级换代和技术创新,延长生产的价值链,提高价值增值水平。
3) 有意识地培育和促进我国沿海外资集中地区有特色的产业聚集区域的建立和发展。譬如,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圈之间形成比较合理的产业分工格局,扬长避短,共同发展。
4) 促使国内企业之间的合作和协调,有序、渐进地开拓国际市场。由于“非市场经济地位”、过渡性特定产品保障机制以及纺织品特殊保障机制等条款的限制,我国所面临的国际市场很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作用,协调我国企业之间的外部出口行为,有序、渐进地进入一国市场,避免一窝蜂式恶性竞争。
5) 逐步建立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之间的互动学习机制,促使国内企业竞争能力的稳步提高。
来源:经济参考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