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表决矫枉过正


更新时间:2004/04/26 阅读次数:192

    2003年年底的“基金战招行”的拉锯战中,以投资基金为首的招商银行(600036)流通股股东基于自己的投票权劣势,难以制止对自己短期价格不利、但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的融资方案,呼吁实行类别股东投票机制。近期监管部门推出“公众股东表决机制的指导意见”,希望限制“大股东举手,小股东掏钱”的融资现象。要求上市公司拟发行股份数量超过总股本20%的配股、增发、发行可转债、境外上市等再融资行为,以及其他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提案,须获得出席股东大会,包括网上投票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50%以上通过。

  类别股东投票机制实际上提高了流通股股东的表决权。实施该方案后,在上市公司再融资等问题的决策上,每股流通股的表决权将大于1;相反,控股股东等非流通股的表决权则被削弱,权力的天平向流通股股东倾斜。

  从舆论导向看,类别股东投票机制似乎成了流通股股东反对控股股东圈钱的救世主,监管部门也视其为保护中小流通股股东权益的有效举措。但我们认为,类别股东投票机制矫枉过正,应该慎行。

  西方类别股东概念与中国不同

  类别股东在西方国家早就存在,但其产生的根源与中国不同。西方的类别股东是基于权利与义务平衡理念的产物。欧美上市公司往往有表决权不同的多种类型普通股,家族或控股股东持有的股票表决权通常超过外部公众股。例如,美国国民保险公司(CICA)有两类普通股:A类普通股和B类普通股。其中,A类股票上市交易,类似于我们的流通股,主要持有人为中小投资人,他们被赋予更大的收益权(现金红利是B类股票的两倍)和更好的流动性,但他们的表决权受到限制;而大部分执行董事由设立在家庭信托基金下的B类股东(相当于我们的非流通股股东)选举产生。

  世界上最昂贵的股票——“股神”巴菲特旗下投资公司伯克希尔(Berkshire Hathaway)的股票也有A、B类之分。1996年,巴菲特等合伙人控股的伯克希尔公司股票价格为每股36000美元,大多数为长期股东持有,交易很不活跃。为防止一些人发行以伯克希尔公司高价股票为投资对象的小额低价单位信托基金,巴菲特等合伙人决定直接发行小面值、低价格的伯克希尔B股,调整股权结构,原来的普通股被命名为A股。每一股B股拥有的收益权为A股的1/30,投票权为A股的1/200;每一股A股可以选择在任何时候转换为30股B股,但B股不能转换为A股;此外,B股股东没有资格参加公司由股东指定的慈善捐赠计划。

  福特汽车公司(Ford)1903年创立,1956年上市,也有三种股票:普通股,一股一个表决权,由公众投资者持有;A股,没有投票权,最早由福特基金会持有,到1973年,已全部卖掉转化为有投票权的普通股;B股,由福特家族持有,具有超级投票权。福特汽车的B股在1956年至2000年期间下降了50%。2000年2月,福特公司有11.5亿股普通股和7900万股B股。按该公司的章程,只要福特家族持有的B股股数不低于6070万股,就拥有40%的表决权;如果福特家族持有的B股股数在3370-6070万股之间,投票权为30%;如果B股股数低于3370万股,则B股将等同于普通股,一股一票。

  西方类别股东的概念与我们的截然不同,与国内舆论呼吁强化外部流通股股东表决权的类别股东投票机制相反,欧美国家并不刻意强调中小股东的地位,增强表决权,反而允许控股股东采取类别股东机制削弱外部公众股东的决策权。中小股东合法权益保护主要通过法律诉讼机制来实现。

  欧美国家允许控股股东拥有较大的决策权有其理论依据。通常而言,公众公司的大股东所承担的风险和投入的精力比小股东要大——这些大股东不仅资产集中,而且流动性差。例如,巴菲特99%的资产在伯克希尔公司。因此,他们比外部公众股东更关注公司经营结果和长期利益,享有更大的决策权也合情合理。同时,欧美国家也有中小股东保护机制,通常通过法律维权追溯来有效保护中小投资人的合法利益。

  类别股东投票不能限制恶意圈钱

  而在我国,人们普遍认为,上市公司股权流通性割裂、一股独大是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圈钱行为的内在因素,同时,投资者诉讼机制没有建立,中小投资者利用法律手段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难度还很大,流通股股东处于法律上的相对弱势地位,所以有必要实施股东类别投票机制,保护中小投资人利益。但类别股东表决机制真能限制恶意圈钱行为吗?

  一些公司治理较差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圈钱动机显著,但股票市场上流通股股东本身的短期投机偏好也是不争的事实。众所周知,股票供应和资金规模对A股整体价格影响显著,具体公司股票价格受流通股本规模、行业概念等因素影响很大,而基本面价值因素只占A股价格的小部分。此外,尽管社会舆论认为上市公司“一股独大、圈钱、股权流通性割裂”为负面因素,但流通股股东在股票定价时并没有给予折扣,反而给予投机高溢价。高溢价导致大多数流通股股东偏好短期资本收益,形成交易获利的盈利模式,喜欢转增送股,而不是现金红利,往往反对对股票价格利空的监管政策和上市公司行为(尽管这些监管政策或上市公司行为有利于股票市场发展或公司发展),欢迎对股票价格利好的监管政策和上市公司行为(尽管这些监管政策或上市公司行为不利于股票市场发展或公司发展)。

  股票市场本身是各种价值取向的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在规则明确的条件下相互博弈和自由选择的场所。上市公司向投资者明确自己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偏好,投资者为自己的评价和投资行为负责。采用类别股东投票机制,使大股东意志转为小股东意志,将迫使真正关注公司长期发展的控股股东被迫采取迎合流通股股东偏好、但明显损害其他股东和利益相关者合理权益的举措——例如,更多地采用价格低的配股方案,难以向短期投机的流通股股东说“不”。也给那些公司治理差的机会主义控股股东创造了迎合流通股股东短期投机偏好、损害公司长期价值的合法机会。

  在股票市场短期投机力量主导的环境下,类别股东投票机制恰恰给短期投机的流通股股东,特别是庄家大户提供了补偿自身应该承担的定价高估带来的投机损失的机会,保护的是非理性(或不合格)投资人的短期利益。不利于投资者自身增强投资理性。实际上,这类流通股股东的利益证监会是不应该保护的。说得难听点,他们是一群不合格的股民,是因该被市场淘汰的。

  从以往股票市场对上市公司再融资反映来看,流通A股股东并不简单地反对再融资,只是反对对自己投资的股票价格产生即期负面影响的再融资行为。而且,流通股股东往往是在股票供应增加,资金面紧张时才反对上市公司再融资的。配股因价格低而长期受到流通股股东欢迎;转债和增发一度也受到欢迎,但很快遭到情绪化的普遍反对。在招商银行转债争议中,一开始,基金情绪化地指责招商银行圈钱,随后承认招商银行融资本身合理,只是认为融资规模偏大,转债融资方式不合理。基金建议向老股东定向配股,并以同股同权名义,要求招商银行非流通股股东也参与配股。

  类别股东投票机制不能真正限制公司治理差的上市公司的“圈钱”行为,反而会限制公司治理好的上市公司合理的商业行为。在以往上市公司再融资中,恰恰是公司治理差的控股股东不在意股权稀释,采取迎合流通股股东的融资行为。流通股股东也普遍欢迎这些公司的融资行为和转增送股的股利政策。例如,峨眉山旅游(000888)属于天然垄断资源公司,门票、索道收益稳定增长,而宾馆和餐饮业务亏损,该公司2002年资产负债率为21%。公司本应重组亏损业务,并以长期债务支持收益稳定的新索道建设,增加财务杠杆和股东内在投资价值。但公司管理层却声称,不少流通股股东要求公司配股,因此,公司决定配股建设新索道。但这些上市公司往往只给部分短期投机者创造高价出售获取厚利的短期高收益,非流通股股东、长期投资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例如嘉宝集团。公司治理良好、真正对公司具有长期责任的控股股东的圈钱行为反而少,中长期投资者从中获益良多,例如佛山照明。

  迎合流通股股东的监管不利于优秀公司

  由于缺乏有效的证券民事诉讼机制,媒体社会舆论往往把矛头指向监管机构。为平息股票市场及媒体舆论的不满,稳定股票市场,监管机构往往采取对流通股股东一味迎合、对上市公司一味限制的政策取向,出台了一系列上市公司监管政策,弥补法律诉讼机制的缺失。不少法规政策对股票市场发展和规范起到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矫枉过正现象。对上市公司的监管条件日益增加,实际上,国内对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限制条件大大超过境外。例如限制首发融资规模,提高再融资门坎。这些政策的实际功能是通过限制股票供应规模,减少对股票市场短期价格的负面冲击,缓解股票市场流通股股东的怨言。而当一些达到融资政策门坎的大盘绩优公司提出增发或转债融资方案,再次引起股票市场负面反应和社会舆论反对,再融资高门坎依然失效。这种监管政策取向实际上是保护股票价格短期不下降,维护股票市场短期投机者的既得利益,化解流通股股东自身应该承担的价格风险。限制了诚信经营的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正常商业抉择和合理权益,将继续迫使优秀公司转向境外上市和再融资。

  有效解决中小投资人保护问题有多种措施。例如,再融资时可以赋予老股东优先认购权。投资者可以在公司再融资时要求在融资方案中设置限制条款,把股票价格保护落实在具体融资方案的条款安排中,例如,可转换债券的价格调整条款,向下修正条款等。相比而言,通过多种力量,形成有效的上市公司治理机制更为重要。包括增强上市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诚信守责的法律责任;建设有效的投资者法律诉讼制度;改造股票市场的投资者结构,增强流通股股东自身评价功能;增加大盘蓝筹股,改造股票市场上市公司结构等。

来源:证券市场周刊    作者:朱武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