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激励机制越来越成为一个亟待破解却又歧见纷呈的难题。如果它迟迟得不到完善,将对上市公司的发展造成严重羁绊;欲解决,却又动辄触网,敏感而繁杂。不能忘却的安然、世通等桩桩丑闻,又树起了醒目的警示牌。怎么办?沐浴过“欧风美雨”的王欧提出了他的见解。
现状不能令人满意,但显示了良好的发展趋势,相关探索一直在进行
记者:我国上市公司激励机制的现状如何?
王欧:激励机制要解决的是代理人问题,如偷懒和机会主义。我们面临的问题又有中国特色:理论上13亿人都是国有资产的主人,但现实中又往往无人真正行使所有者权利。随着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化、股份化,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就显得更加紧迫。从世界范围看,这个问题也一直是上市公司力图解决的难题,探索不断,但总不能彻底解决,总有新的矛盾冒出来。上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上市公司的长期激励以现金为主,结果公司高管享受了越来越多的“没有正当理由”的额外报酬,让投资者非常反感,加上“.com4时代”的来临,长期激励逐渐转变为非现金形态为主,其中最主要的形式是期权,没想到又爆出了安然、世通等丑闻。为了应对这一新形势,近来美国、欧洲出现了期权成本计入公司会计成本,以及以期股代替期权的趋势。
我国上市公司激励机制的现状总体上仍不令人满意,但显示了良好的发展趋势。经过不懈探索,已经初步形成了几种模式。在期股方面,有仪电、武汉、桑达等模式,在虚拟股票方面,有贝岭模式,在股票增值权方面有中石化模式。
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提案里提出设立管理层和员工激励机制,短期、中期、长期不同时段的激励手段越来越具体、细化。截至4月1日,沪深两市已披露年报的726家上市公司中,公司高管最高薪酬的平均值是21.58万。前一年1221家上市公司的这个数字是15.57万,仅从这个披露的数字看,高管薪酬提高的幅度是相当大的。这726家公司中,披露已经实施长期激励计划的有31家,即将实施的有40家,但需要说明的是,没有一家做的是严格意义的期权。有的用了股票期权的名称,但股票来源、资金问题、行权条件,都与标准期权不符,甚至没有行权的概念,而是直接将股票升值的部分折合成现金作为对高管的奖励。前面提到的几种模式中,只有中石化模式是比较接近于经典定义的期权。据我所知,大多数H股公司都有这方面的安排,与A股上市公司相比,已经算是先进了。
在股权分置问题解决之前,大面积推广股票期权的条件不是很成熟,但又不能坐等某一黄道吉日
记者:这些“衍生产品”显然是变通的产物,为什么股票期权一直推不出来呢?
王欧:没有一条法律法规明确禁止以期权作为激励的方式,但现实当中确实存在若干法律障碍,例如《公司法》规定,“公司董事、监事、经理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并在任职期间内不得转让。”这使高管人员行权后的出售受到限制,无法达到预期的激励效果,实际上阻碍了期权的推行。
记者:是否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推出?
王欧:我个人认为,在诸如股权分置等体制性、结构性以及法律方面的问题解决之前,大面积推广股票期权的条件不是很成熟。
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坐等条件成熟,何况在实践中已经有很多变通的办法了,比如上海贝岭等上市公司采取的影子股票:我没办法给你流通股票,就造出一种虚拟股票来,跟踪流通股价。
记者:在我国,股价并不能有效反映信息和公司基本面,推出股票期权能取得理想的功效吗?
王欧:国外资本市场也仅仅达到了中强有效状态(强有效市场目前还只在理论上存在),但对激励机制的探索与应用从来就没有停滞不前过。例如美国正在讨论今年12月15日以后,将期权计划列入会计成本,这将对中小企业构成沉重的成本压力。这个重大转变是对现行期权制度缺陷的反思结果。我们的市场还只是弱有效的,期权的效果就更难预测,但我们又不能因噎废食,不做这方面的尝试,等到某一黄道吉日再推出。我们的工作应有一定前瞻性。
我特别想强调的是,现在总提激励机制,这是片面的,完整的提法是激励和约束机制,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缺了其中任何一个,另一个就不能正常发挥作用。
记者: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离不开完善的董事会薪酬委员会。
王欧:在美国,非执行董事在薪酬委员会中的作用举足轻重,最近两年出现了委员会全部由非执行董事组成的趋势。在我国,独董应在薪酬委员会中占相当大的比例,但前提是独董不会被收买。国际经验还难以得出非执行董事一定比执行董事独立性更强的结论。因为提名独董的人还是公司高管,日常工作中高管对独董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说到底,公司内部体制的系统建设还是非常重要的,要健全“三会”。股东大会如果还是橡皮图章,约束机制必然无从谈起;国企所有者缺位问题不解决,完善公司治理也必然是画饼充饥。
高管薪酬应由市场来决定,隐含的条件是,存在一个成熟的职业经理人市场
记者:美国大公司CEO与生产工人的平均薪酬之比,1980年是40倍,1990年是85倍,2002年约是400倍。在我国,这个比值多高才合情合理?
王欧:没有一个科学的、广泛接受的公式可以计算这个比值,只能通过不断试错、微调的过程,由市场机制来决定。如果你对薪水不满意,可以跳槽,让市场评定你的价值。这里隐含的条件是,存在一个成熟的职业经理人市场,来吸纳、储存过渡的经理人。
记者:长期而言,这个比值呈现出单边向上的特征,有点像艺术品拍卖价。
王欧:这反映了美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明星制”观念。如同娱乐界和体育界一样,成功的高管就是明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受美国文化影响较大,经理人“明星效应”开始显现。同时,许多人又认为,在有些上市公司里这个比值已经过高了(这里指包括所有灰色收入在内的总收入,而不是单指薪水),这种矫枉过正背后,一定是机制出了问题。高管自己给自己确定薪酬标准是相当常见的现象。
记者:国际上,公司经营者的薪酬=工资+短期激励(如奖金)+长期激励(如期权)。三部分比例大致在1:1:X,怎样确定这个“X”?
王欧:这牵涉到经理人价值问题,即公司业绩的好坏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经理人个人,还没有一个理想的模型来测定。比如,我国有的国企扭亏为盈,这是由政策倾斜造成的呢,还是你个人的经营能力发挥的结果?许多时候说不清楚。现在我们的制约机制很不到位,如果把杂七杂八的灰色收入加进来,许多高管的绩效是对不起他的总收入的。但即便是这个问题,也不能诉诸行政手段来解决,经济学原理和实践反复证明,那样只能适得其反。最终还是要让市场作主。
还有业内外议论纷纷的职务消费。它含有正当的成分,我们反对的是滥用,手段主要是要尽量提高违规成本,高到让大多数人自觉地避免违规行为,而不是单纯依靠事后追究,因为能揪出的总是少数。另外,立法还要兼顾可操作性,如果一部法律法规造成大多数人或者是很多人违法,那它一定是低效率的(因为法不责众)。这里讲的是立法的艺术性。
记者:监管方面应注重哪些环节?
王欧:监管的重点应放在防止激励手段被滥用上,防止非法收入合法化。据我了解,有关部门正在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尽早推出适合我国国情的长期激励机制。
来源:中国证券报 作者:杨哲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