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深圳社会公众股股东表决机制座谈会的消息表明,决策层正考虑推出社会公众股股东表决机制,以解决上市公司再融资过程中出现的“大股东举手、小股东掏钱”的弊端。建立这一机制,对于防止“资本多数决”的滥用,树立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提高市场的诚信度,是有一定好处的。
去年某公司股东大会的一项议案虽然招致流通股东的强烈反对,但大股东却凭借表决权一意孤行。表决机器就这样成了大股东掏小股东口袋的帮凶,这引发了市场对流通股股东利益保护的讨论,如何更好地保护流通股股东的权益健全等等,无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在这种情况下,一种被称为分类表决的制度受到投资者的青睐。分类表决的意思其实并不是大股东和小股东你表决你的,我表决我的,而是说涉及流通股股东切身利益的有关议案,必须经流通股特别股东大会讨论通过后,才能提交股东大会讨论审议;流通股东特别大会对董事会提交的涉及流通股股东利益的有关议案有权行使否决权和修改建议权。
监管部门提交讨论的《上市公司就有关社会公众股股东重大事项召开股东大会的指导意见》表明,上下各方对引入社会公众股股东表决机制取得了共识,这对于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落到实处来说,无疑是一件值得高兴的好事。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目前拟推出的社会公众股股东表决制度究竟是仅仅针对再融资的“单打一”的利器,还是普遍适用于涉及流通股东利益一切问题的常规武器,还不是没有疑问的。大股东热衷于滥融资固然是一大危害,但大股东的滥用权力并不仅仅表现在再融资,许多重大的关联交易方案、控股权转让方案等,无不表现了大股东单方面的利益倾向,已经或有可能对小股东特别是流通股东利益产生不利的影响。但是,由于现有上市公司治理机制本质上是一股独大,如果没有分类表决制度的制衡,显然就无法制止大股东在这些问题上的我行我素。在这些问题上,“单打一”似乎管不了多少事。
问题在于关联交易以及控股权转让等的利害关系并不象再融资那样简单。再融资由于掏钱者和提案者利益的不同是摆在明处的问题,因此表决权应该交给由掏钱的小股东而不是提案的大股东,于情于理都是很说得通的。问题是同样的道理并不能简单地搬到另外的事情上。比如,关联交易的事虽然可以要求涉及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回避,但涉及会计损失准备的计提等重大事项的决定又叫谁回避是好?对控股权转让要求当事人回避显然就更说不通了。同样,国有股减持如果尊重流通股东的发言权,也许可以更容易推出有利于流通股投资者利益的方案,但一味让股权持有人听流通股东的,也未免有违一视同仁的原则。这说明,社会公众股股东表决机制虽然不失为公司治理的一种制衡机制,但如果“单打一”则难免与《公司法》所倡导的股东平等原则不尽一致。
事实上,我国上市公司制衡机制的失败,是内部制衡机制失调与外部制衡机制失灵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种“综合症”。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单打一”思维方式,则不免有钻死胡同的危险。上市公司治理的难题也就难在这里。一方面,必须突出重点,有针对性地采取各种有效措施达到使上市公司大股东和经营管理者对滥用权力行为“不敢为、不能为、不愿为”的制衡目的。这也是推出社会公众股股东表决制度的意义所在。另一方面,也不能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单打一”,而必须综合治理、逐步完善。除了有利于遏制过度恶意融资的社会公众股东表决制度之外,还必须加强监管和舆论监督,强化制度创新,进一步完善公司内部治理和市场机制的制衡约束功能,包括独立董事制度,监事会制度以及审计监督制度的健全等等,无一可以偏废。否则,再好的制度也会大打折扣。
来源:证券时报 作者:高煜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