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报道 4月初的深圳春意盎然,小范围的“社会公众股股东表决机制座谈会”上,当沉稳的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范福春说出“大股东举手、小股东掏钱”这句话时,在座的专家们忍不住笑出声来。
“幽默”背后,是长期以来中国上市公司在再融资、分红等过程中盘剥公众股东的黑色事实;也表明当前证券监管部门意欲改变这种不公平现象的决心,诚如范福春铿锵之言:“证监会将从中国实际出发,使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工作从制度上实现一定突破。”
一石激起千层浪,以往只能被迫“用脚投票”的公众股东活跃起来。在北京复兴路华泰证券营业部炒股7年多的老王兴奋企盼之情溢于言表,“只要跟我们有关的事,我一定会去投票。多少年了,就等着能为自己投票的这一天,大股东凭什么随便掏咱的钱袋子?!”
“一元钱大爷”
有人戏称,非流通股东是“一元钱大爷”:一些非流通股东以一元钱的成本,坐享股票上市带来的资产增值;同股不同权的“优势”,为他们通过高价再融资垫高每股净资产、侵吞流通股东利益提供了便利。通过一次次的增发、配股、转债等再融资行为,流通股东权益被摊薄,至于再融资后业绩下滑的事实,他们尽可坐视不理,受损的却是众多流通股东。
于是,奇怪的一幕形成了:流通股出钱、非流通股坐收渔利,真正掏钱的流通股股东和中小投资者却连在股东大会上表决的权力也没有……矛盾在暗中累积。
直到去年,47只基金作为流通股东代表结成联盟,强烈反对招商银行百亿可转债方案,引发市场对流通股东利益保护的大讨论,也促使监管部门下决心尽快制定类别股东表决机制。招行转债风波的核心是基金试图纠正非流通股东通过扩容侵害流通股股东利益的行为。尽管持有3亿多流通股的基金显示出团结的力量,但最后还是在数量更多的非流通股面前“寡不敌众”。
南方基金总经理高良玉的观点或许颇具代表性,“我们基金作为机构投资者,在投资当中对于公众股东利益的保护感受是比较深的。我们感觉到投资人的权益经常受到侵犯。招行可转债风波,体现流通股东开始有一定力量的机构群体意识,这种意识也是证券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反映。”他呼吁,有关部门应出台带有强制性的保护公众股东的政策。
抗争毕竟唤起了市场各方的重视。范福春坦承,“由于中国资本市场是从计划经济环境中产生的,从其诞生的那一天起,在制度设计方面就存在某些局限性。而股权分置状况的存在,导致大股东和社会公众股东客观上存在利益矛盾和冲突,社会公众股东利益的保护难以真正落到实处。”
证监会首任主席、资本市场研究会主席刘鸿儒则明确表态,“随着社会公众股股东中的机构投资者队伍逐步壮大,制定解决方案的条件已经成熟。监管部门可在现有的法律法规范围之内,制定切实可行的解决措施。”
作为具体政策制定者,证监会上市部主任杨华的感受更为深刻,他说:“现代公司制度中‘资本多数决’的议事规则,使得非流通股东在表决权方面拥有绝对优势,经常通过所谓合法的程序和手段作出实际上不利于流通股东的决议。引入社会公众股东表决机制显得迫切而必要。”
据分析,在非流通股和流通股的关系上,两个问题最为突出,一个是上市公司的再融资,另外一个是与再融资同时进行的红利分配。
由于非流通股通常以净资产值为基础定价,非流通股股东会尽量提高每股净资产值。对净资产值最好的贡献办法是通过公司的利润积累,但是现在很少有上市公司能够做得到这一点,因为这要求有很好的经营业绩。因此很多上市公司采取溢价增发流通股的方式提高每股净资产值,而在目前制度下,拥有决策权的非流通股股东自己往往放弃认购增发的股票。净资产值的这种增加方式,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贡献是不一样的,对他们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因此,应采用类别股东表决机制,由流通股股东决定是否接受再融资,他们要有否决权。
在分配方面,一些公司一边在高分配,另一边却在增发。在分红利的时候,投资者是要交税的,但非流通股股东为什么还是愿意一边分红一边增发呢?问题还是出在非流通股与流通股的利益对立上。增发股票掏钱的是流通股股东,发放红利的时候,非流通股股东得的是大头。因此,在上市公司进行分红的同时推出的再融资方案,也应采用分类股东表决机制。
五大“话语权”
具体到哪些事项需要类别表决?表决机制如何启动?银河证券总裁朱利认为,要把社会公众股东最关心的事列在讨论和表决的范围之内,如果表决事项难以引起公众股东的关注,去的人很少,结果可能就是机制很好,但是实际效果要打折。
当前正在征求意见的《上市公司就有关社会公众股股东重大事项召开股东大会的指导意见》,从公众股东最关心的角度,提出五大原则,要求除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外,还须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公众股东所持公众股半数以上通过,才可实施。
据悉,公众股被赋予“话语权”的这五大事项包括:
——增发新股(已使用了公众股东表决机制),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或其他股份性质的权证,或按照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时设定的转股价格全部转换为公司股份,股份数量超过上市公司现有股份总数20%的;公司向股东配股,非流通股股东放弃50%以上认购份额的。
——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累计达到当次募集资金总额80%以上,或单个项目变更募集资金用途达到50%以上的。
——公司收购或置换入的无形资产评估增值达到账面值50%以上的。
——股东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权抵偿其所欠公司债务的。
——公司章程或证监会规定的对社会公众股股东利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参与上述政策框架讨论的专家指出,为保护公众股东权益的实现,监管部门在细节的可操作性上作了很多思考。比如,为方便公众股东投票,提高参会率,考虑提供网络投票方式。流通股东可在股东大会现场表决,也可通过网络投票表决。公众股东可向其他股东征集投票权。
其实,类别表决并不是个陌生词,此前,我国已在上市公司的一些重大决策上引入过流通股东投票表决制度。1994年有关部门就已明确H股股东为类别股东,在《赴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专设一章规定了“类别股东表决的特别程序”,要求公司在变更或废除类别股东的权利前,应经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经受影响的类别股东分别召集会议半数以上通过才行。2002年7月20日,证监会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增发新股有关条件的通知》第五条规定:“增发新股的股份数量超过公司股份总数20%的,其增发提案还须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
流通股股东的意志也曾偶有体现。去年10月,为重组银山化工,成都国贸引进了“郑百文模式”,流通股股东在用自己所持有的流通股按1:1的比例置换成都国贸法人股的同时,还应“赠与”成都国贸50%的股份。为避免郑百文重组时由于大股东说了算所招来的社会舆论压力,银山化工采取了尊重流通股股东意见的流通股股东类别表决方式。结果在10月28日进行的流通股类别表决上,参与表决的流通股股东以53.81%的反对票否决了成都国贸的这一股权置换议案,取得了流通股股东维权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胜利。
法不容情?
从法律上判断,有人担心,现行《公司法》中并没有对流通股东与非流通股东的权益差别提供任何直接的解决,而我国是大陆法系国家,条文中没有规定的不能滥用推定。即将出台类别表决政策是否会与《公司法》相冲突?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郭锋认为,从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性质看,我国事实上已形成不同股东权益的类别,如果还简单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来指导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流通股股东的权利将无法得到保证。只要不存在违反《公司法》和《证券法》基本原则和精神的内容,在一定空间之内创新是可行的。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刘俊海则把引入分类表决机制视为是一项“维权工程”,认为这将提升在经济和信用占有上处于弱势的流通股东地位,有利于预防“资本多数决”的滥用,真正实现股东之间的平等。他说,引入类别表决机制能找到一定法律依据:首先,《公司法》本身就蕴涵着股东平等的原则;其次,制度实现的积累也是有基础的。证监会1993年通过的香港上市公司的章程必备条款,以及1994年的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均提出了类别股东的概念。第三,制定类别股东单独表决机制也是证监会干预证券市场的一个重要职能。另外,从上市公司的角度来看,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有利于表决机制的设立。
此外,类别表决也与国际管理接轨,比如欧盟《公司法》第五号指令第40条就明确指出,如果公司的股份资本划分为不同的类别,那么股东大会决议要生效,必须由全体受该决议影响的各类股东分别表决并同意。
另一方面,上海证券交易所法律部总监陆文山指出,“应该对类别表决中的表决机制的适用范围进行一定限制”,从公平、效率及制度成本出发综合考虑需要表决的具体事项,重点强调对大股东相对有利、对中小股东的利益绝对受到侵害的行为予以治理,使其适应现有上市公司治理架构,并实现效率最大化。他建议在交易所上市规则中对类别表决机制予以明确,并辅之以上市公司章程的修订,多管齐下完善其法律效力。
面对保护公众股权益“情”与“法”的两难,杨华坦言,“出台这一机制需要在法律资源的稀缺性和问题的紧迫性之间找平衡”,不能坐等公司法修改完成以后再来解决问题,解决办法只能是在股东平等的条款中寻求更精确、更科学的解释,关键是要掌握好“度”。
专家进一步指出,监管部门还应考虑出台一个整体保护社会公众股东的办法,公众股东的权利不仅体现在股东大会,在董事会里也应得到体现。而要更彻底地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状况,保护公众股东权益,最根本的,是需要消除股权割裂,消除非流通股东与流通股东间的利益差别。
来源:中国证券报 作者:丁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