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去年,招商银行发行百亿可转债方案招致以基金为代表的流通股东的强烈反对,从而再度引发了市场对流通股股东利益保护的讨论。如何更好地保护流通股股东的权益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为了落实《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发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有关精神,推动对保护社会公众投资者合法权益问题的研究,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与资本市场研究会日前在深圳举办了“社会公股股东表决机制座谈会”。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范福春、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陈耀先、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主任杨华等业内权威人士悉数出席。
与会人员围绕监管部门草拟的《上市公司就有关社会公众股股东重大事项召开股东大会的指导意见》进行了深入讨论。大家就引入社会公众股股东表决机制取得了共识,一致认为,建立这一机制,有利于防止“资本多数决”的滥用,有利于树立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提高市场的诚信度。
值得注意的是,与会法律专家也给出积极评价,认为社会公众股股东的表决机制与现有的法律法规并不冲突,与《公司法》所倡导的股东平等原则是相一致的。而且,该制度与国际惯例,如欧盟的相关制度是接轨的。如此看来,引入社会公众股股东表决机制已几近水到渠成。
现将座谈会上有关人士发言摘录刊登,以飨读者。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范福春:目前在上市公司再融资过程中出现的“大股东举手、小股东掏钱”的现象,社会公众股东除了用脚投票之外没有更多的发言权。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一直是证监会非常关注的。
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资本市场研究会主席刘鸿儒:随着社会公众股股东中的机构投资者队伍逐步壮大,制订解决方案的条件已经成熟。监管部门可在现有的法律法规范围之内,制订切实可行的解决措施。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资本市场研究会副主席陈耀先:国务院《若干意见》中指出要积极稳妥解决股权分置问题。但是,解决问题并不能一蹴而就,需要一段时间,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一个过渡性的制度安排。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局长罗更生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财经处处长余贤群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童道驰
本报社长兼总编辑、资本市场研究会副主席武凤仪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监局局长张云东
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张育军
最高人民法院高级法官贾纬
嘉实基金总经理赵学军
银河证券总裁朱 利:引入社会公众股东表决机制很好,能够让社公众股股东有一个保障。
上市公司的重大事项,必须与社会公众股东商量。上市公司应该把引入社会公众股东表决机制写进公司章程,规定一些重大事项必须要有流通股股东表决同意。
到底是哪些重大问题需要启动这个机制,如何启动,这还需要政府监管部门的指导。在表决的事项方面,要把社会公众股东最关心的事列在讨论和表决的范围之内。如果表决事项难以引起公众股东的关注,去的人很少,结果可能就是机制很好,但是实际效果要打折。所以,要把这些事项规定好,并且写进公司章程里面。
国信证券董事长胡关金:我感觉这个《指导意见》的出台有重大的意义。这是落实国务院九条意见、保护社会公众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一个重要举措,是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同时,也是在目前的股权分置等现实条件下的较好办法。
关于表决的具体事项,我认为与社会公众股东利益密切相关的再融资、利润分配等都应该列入进去。现在的普遍现象是,流通股股东参加股东大会的积极性不高,应该想办法加以解决。从表决成本来说,如果由上市公司来组织搞网上投票,这个成本可能会太高。如果由交易所、登记公司来组织,效果可能会好。
TCL公司董事长李东生:订立相关条文,对长期稳定发展资本市场、树立投资者信心、规范相关操作很有帮助。如果动得太大,涉及到立法,则耗费时间过长。因此如何在现行法律框架内解决问题,订立一些规定、指导性意见,这种做法很好。
关于订立规定的几个方面,主要是再融资、分红等热点问题。对于分配问题,可以考虑进行一些规范。中小股东利益能否得到保护,分红是一个重要环节。能否考虑公司分红若低于一定比例,就应该做出说明。若不分红进行再融资,应该取得中小股东同意,这样才比较公平,体现对中小股东的保护,和再融资监管的精神一致,也能杜绝一些企业在财务上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郭 锋:从法律上判断,有人过多担心《指导意见》是不是和现行公司法有冲突,对于这个因素不应过重去看待它。从流通股和非流通的性质上看,事实上我国已形成不同股东权益的类别,只要不存在违反公司法和证券法基本原则和精神的内容,在一定空间之内创新是可行的。
从理念上说,涉及流通股的权益的问题可分成三种,第一种,纯粹涉及流通股东权益的事项,比如重组过程中流通股转让的问题;第二种,涉及到所有股东权益的问题,比如破产退市等;第三种,主要对非流通股东有利,可能会对流通股东不利,比如关联交易等。法律上,对前面两种可以采取类别表决,对后面一种可以采取利害股东回避表决。
上证所法律部总监陆文山: 应对《指导意见》中的表决机制适用范围进行一定的限制,从公平、效率及制度成本出发综合考虑需要表决的具体事项,重点强调对大股东相对有利、对中小股东的利益绝对受到侵害的行为予以治理,使其适应现有上市公司治理架构,并实现效率最大化。
关于《指导意见》的法律效力,可以确定为证监会的部门规章或规范指导意见,另外,建议在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中予以明确,并辅之以上市公司章程的修订,三管齐下完善其法律效力。此外,指导意见作为一项事前的防范措施,仍需要对事后救济途径予以一定的重视。
万科总经理郁 亮:我觉得《指导意见》非常好,对于保护公众流通股股东利益,提高社会公众股东积极参与上市公司的积极性,都有非常好的作用。在制度设计方面,这个意见抓住了主要问题。现在来看,保护公众股股东利益的问题是当前更为突出的问题,选择这个作为突破口是很好的。
这次提出的网上投票的方法非常好。像万科有25万A股股东,2万多B股股东,用其他的方法很难开全体的股东大会。由交易所和登记公司来举办这样的投票是非常好的。当然,网上投票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跟股东沟通的问题。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如何和广大的中小投资者进行沟通和推荐,这依然还是一个挑战,但这并不会影响这个机制的运行。
引入社会公众股股东表决机制迫切而必要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主任杨华
中国证监会历任领导对保护社会公众股股东合法权益十分重视。尚福林主席在今年的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研究建立进一步保护流通股股东权益的有关制度,把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工作落到实处。范福春副主席也多次指出要研究类别股东大会以及类别股东权益的保护问题。现在,拟出台的社会公众股股东表决制度正是贯彻落实国务院《若干意见》和会领导指导精神的具体行动。
现代公司制度中“资本多数决”的议事规则,使得非流通股股东在表决权方面拥有绝对优势,经常通过所谓合法的程序和手段作出实际上不利于流通股股东的决议。因此,引入社会公众股股东表决机制显得迫切而必要。
但出台这一机制需要在法律资源的稀缺性和问题的紧迫性之间找平衡。一个大的前提是,公司法现有条款中并没有对流通股东与非流通股东的权益差别提供任何直接的解决,我们是大陆法系国家,条文中没有规定的不能滥用推定。但我们不能坐等公司法的修改完成以后再来解决问题,解决办法只能是在股东平等的条款中寻求更精确、更科学的解释,关键是要掌握好“度”的问题。
好在中国证监会已在上市公司增发新股中采取了流通股股东表决的做法。当前应该将此做法进一步完善,以更有效地保护社会公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指导意见》对社会公众股股东表决事项的范围、程序及监督机制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引入分类表决机制有法律依据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刘俊海
引入分类表决机制是一项维权工程,提升了在经济上和信用占有上处于弱势的流通股股东的地位,有利于预防“资本多数决”的滥用,真正实现股东之间的平等。此外,这也是一项规范工程、发展工程、诚信工程、形象工程和教育工程。
尽管目前我国对类别股东尚未出台相应的规定,但引入类别股东的表决机制仍能够找到一定的法律依据。首先,公司法本身就蕴涵着股东平等的原则。第二,制度实现的积累也是有基础的。证监会1993年通过了香港上市公司的章程必备条款,以及1994年的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均提出了类别股东的概念。第三,制定类别股东单独表决机制也是证监会干预证券市场的一个重要职能。另外,从上市公司的角度来看,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有利于表决机制的设立。
与国际管理接轨方面,包括欧盟公司法地第五号指令第40条、台湾地区的公司法159条都有类似制度的规定。第五号指令第40条就明确指出,如果公司的股份资本划分为不同的类别,那么股东大会决议要生效,必须由全体受该决议影响的各类股东分别表决并同意。
提高流通股东参与表决积极性
□南方基金总经理高良玉
我们基金作为机构投资者,在投资当中对于社会公众股东利益的保护感受是比较深的。我们感觉到投资人的权益经常受到侵犯,其利益也没有更好地得到保护。招商银行可转债风波,体现了流通股东比较有一定力量的机构群体的一种意识,这个意识也是证券市场发生到一定阶段的一种体现和反映。我们呼吁能出台保护社会公众股东的意见或办法。
我们希望《指导意见》必须有一定的强制性。同时,监管部门应该考虑出一个整体保护社会公众股东的办法,社会公众股东的权利不仅体现在股东大会,在董事会里也应该得到体现,因为有些项目不需要通过股东大会决定的,比如说财务的预算决算、分红的问题。特别是在流通股比例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应该考虑到流通股东进入董事会。关于流通股东参与表决的积极性不高问题,一方面是流通股东觉得自己的比例不够,更重要的是,办法才刚开始做,流通股东的意识需要培养。越是好的公司,越是机构投资者比较多的公司,表决效果越好,效应体现得也越充分。其实公司只要与投资者很好地沟通,投资者应该能够对于公司的经营决策、分红给予谅解。
来源:证券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