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WTO协议的要求,2006年外资将全面进入中国金融市场,与国内银行展开近距离的“巷战”式竞争。随着金融业全面开放的时间越来越近,加快国有银行改革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
考察一下中国的改革进程,可知深层的关键问题是在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之中,如何把国有企业办成“真正的企业”和把国有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而这两方面又相互缠绕,相互制约,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我国加入WTO使大范围的配套的改革成为更加迫切的、无可回避的事项,客观上也使我们得到了促进国有银行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良性互动的契机。
一、国有银行改革:实施股份制改造,优化产权结构和明晰产权关系
现阶段,国有银行改革需考虑的一个现实的操作性前提问题,是如何弥补国有银行资本金不足以及如何处置大量的不良资产,进而方能实施改制方案。提高资金充足率的可能方式和途径有几种:一是通过国有银行自身加强管理提高效益来补足自有资本:二是由国有银行发行长期次级金融债券筹资;三是由国家适当注资以增加国有银行资本金。我国主要采取的是第三种方式。
今后对于不良资产的处理,可考虑采取银行自身剥离、由银行不良资产处理专门机构承担、国家财政予以适当援助,或者采取由商业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之间以市场原则为基础的商业化剥离方式。相对于由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直接进行政策性剥离来说,以上两种方式更符合市场经济原则,不至于给国家造成更大的压力,同时也有利于避免道德风险。当然,如有必要也可以考虑由四大资产管理公司适当剥离一部分,比如划清某一段时间,在此之前由资产管理公司剥离,而此后产生的不良资产由银行自己承担。在银行资本充足的基础上,国有银行才有可能成功引入战略投资者,并实现整体上市。这将显著地促进我国大银行的产权关系明晰化和产权结构优化。
国有银行实行股份化改制后,可考虑设立集团公司、新的股份制银行和处理不良资产银行的方式实现上市。即通常所说的,建立一个新的银行控股公司,将优质资产注入好银行并实现上市,同时成立专门处理不良资产的“特殊银行”。随后必须通过改善公司治理、完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来形成上市银行的持续发展机制,并促进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金融业的发展,这也是实行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所要解决的一大根本问题。
在股份制改造和上市的准备期中,可允许国有银行适当自主收缩其营业网点,通过优化组织结构体系,整合业务和管理流程,实现机构扁平化和业务管理垂直化,来减轻上市的难度和提高经营效益。
二、在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的基础上健全和完善治理结构
(一)组织控制与市场控制并重:健全国有银行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机制
目前,我国国有银行的改革计划已经比较清晰。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要引进国内外战略投资者,改变单一的股权结构,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在此基础上实现公开上市。根据这一思路,我们可以勾画和分析未来我国国有银行内部治理的框架和控制机制。我国国有银行的公司治理应当是以组织控制和市场控制并重的结构。
目前建立符合世界发展趋势的现代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最为重要的一项内容是如何打破国有银行行政化的运作方式,而这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又是远远不够的。引入战略投资者来形成改善公司治理的新生力量,将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在我国传统的股份制改造和上市融资方式表现出明显弊端的情况下,战略投资者的作用将显得十分重要。如果国有银行能够成功引入战略投资者,那么其内部治理问题首先就面临如何解决好组织控制的问题。如果能够实现在国内或海外资本市场公开上市,则又面临着市场约束。因此,组织控制与市场约束并重将成为健全我国国有银行现代公司治理所要形成的核心机制。而组织控制与市场控制作用的发挥,将直接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战略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的股权结构以及流通股与非流通股之间的关系,二是资本市场规范程度对于上市银行所产生的激励与约束效果。实现组织控制与市场控制的优势互补,将是决定未来我国商业银行治理机制的核心内容。
(二)在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首先,在国有银行实施股份制改造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上,需打破原有的行政化运作方式,并实现银行管理人员的职业化,使其成为真正的银行家,从而有效解决高级管理人员目标与银行经营目标偏离的问题,切实降低委托——代理成本,提高经营效率。
其次,建立、健全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完善公司治理的组织体系,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对于母公司而言,不应参与上市银行的经营活动,主要职责是做好监督管理,发挥董事的作用强化上市银行的内部控制,确保监事的独立性,强化监事会功能,以此来增强对银行董事会和经理阶层的监督和提高公司治理的效率,抵补国家控股可能带来的效率损失。
第三,要明确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职责和权利,合理确定董事的任职资格和构成,尤其是要引入独立董事,并实行董事责任追究制度,形成国家控股、独立董事充分发挥作用的机制,以抵补国家控股可能带来的效率损失。
此外,还需特别强调的是,在构建银行治理机制的过程中,有两个方面的利益关联问题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一是股东与银行之间的关系,即母公司的投资者与上市银行的关系。应通过制度规定、三会之间的权利制衡以及强化内部控制等多种手段,切断其中的关联交易,尤其是套取上市银行存款的活动。二是消除上市银行的董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在信贷合约中的利益相关性,应强化上市银行的内部控制,强制披露相关交易过程中的个人利益,避免董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为追求个人利益而损害银行利益。
三、国有银行改革需要与国有企业改革相互呼应、相互促进
改革前国有企业主要由国家财政提供资金支持,银行只是扮演结算和办理部分短期融资的角色。改革开放使国有企业的融资结构呈现多元化趋势,并使银行成为融资主渠道。但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企业的软预算约束和国有银行的软预算约束互为因果,互相传染,竞争和优胜劣汰的压力迟迟不能强化到位,形成国企改革与国有银行改革“两位一体”的难题。入世后,既然新一轮金融改革和国有银行改制已经启动,我们完全有理由对原来的两者“互相拖曳”变成“良性互动”抱有信心和寄予希望,并应制定可行措施,使两方面的改革在动态中相互呼应和相互促进。
(一)国有银行伴随着自身的改革,应在对多种经济成分“一视同仁”思路下实现业务经营多元化的战略转型,提高效益并更好地为企业服务。
第一,要大力推进财务顾问业务。利用大银行客户众多、信息丰富的特点,积极为企业提供信息、咨询,充当财务顾问,尤其是在企业兼并重组中,为其牵线搭桥,在选择中介机构、制定方案等方面出谋划策。
第二,积极探索银行资产证券化业务。一方面,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已相继产生了许多新的投融资需求,其中有些国家已经允许由银行来满足,有些则会随着条件的成熟而逐步放开。这些需求为银行提供了很好的效益增长点。应当抓住这一机遇,积极拓展新业务,如与券商进行债券回购交易,通过全国拆借市场向券商拆出资金,利用股票抵押等向券商发放周转贷款。另一方面,债券投资历来是商业银行的重要资产和收益来源。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将导致我国逐步出现一个规模适度、结构合理(国债、公司债和金融债)的债券市场,银行要进一步提高债券投资的比重,扩大盈利资产规模,并且同步调高公司债券和金融债券在债券投资中的比例,努力提高债券投资的收益率。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将极大地改善银行资产的流动性,并有利于将未来不确定的市场风险转移到银行体系之外,通过风险的流动和转移,可以全面改善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为实现盈利最大化奠定基础。
第三,利用资本市场的发展,加速清收转化不良资产。随着资本市场发展、融资渠道拓宽和企业的资本金充足以后,对于间接融资的需求会相应减弱。但企业资本充足、实力增强之后,抵押能力和偿还能力相应提高,商业银行应该充分利用这一时机,加速清收转化不良资产,发展优质客户,促进银行资产质量的快速提升,同时提高对企业客户的服务水准。
(二)国有企业应在“战略性重组”中实行“抓大放小”、“搞好搞活”的改革,形成公平竞争大环境下正常的银企风险共担机制,使激励和约束相对称,改革实质性深化。
第一,国有企业在以股份制为公有制主要实现形式的新一轮改革中,要从原来“较多享受贷款重点支持”的身份,调整演变为以公平竞争姿态和预算约束硬化的运营机制参与金融资源的市场化配置过程,不论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都应依靠市场导向,规范进行。
第二,企业兼并重组和破产清算涉及的银行债务,应当根据相关规则作规范处理,企业不得以兼并、破产之名逃废银行债务,银行则需按债权债务处理的合理顺序获取应得的份额。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在银行改制前与改制后可以分别对待,“老账老办法,新账新办法”,关键是实现运行机制的转轨,总体的不良资产比重就可望逐渐降低。
第三,少数国有企业由于特定原因,确需由政府给予政策倾斜支持的,要在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实施“保值增值”底线监管的框架中,在国资管理机构直接目标之外,实行相关政策当局间有效的统盘协调,制定合理、可行办法,并且其中的政策性金融支持手段,必须与商业银行、商业金融分道扬镳,脱离干系,由政策性金融机构另行操作,并接受应有的多重审计监督。
总之,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与国有企业的改革都属于中国改革的“攻坚”内容,两者的良性互动,在时机和相关配套条件方面看,都正在趋向成熟,我们应当居高望远又脚踏实地把握好这种互动关系,实质性地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开创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来源:经济参考报 作者:贾康,阎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