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产权关系的转轨成本不容忽视


更新时间:2004/03/08 阅读次数:172

  在关于经济转轨与制度安排的讨论中,说到新的产权关系,人们很容易把视点集中于如何努力发展民营经济,或者是国有部门跟私人部门之间的比例在未来将要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但这样的问题已经不是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前沿。实际上,在1999年中共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企改革的决议中,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国有企业也要进行多元化的产权制度改造。这个多元化,就包括外资和私人的进入,也包括到国有资本的市场化改革。在2000年中共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五计划的建议”中同样明确地提出,在今后5到10年内,国有经济系统的规模本身还会扩大,但在全社会经营性资产中所占的比重会趋于缩校

  我认为,在中国的改革中,新的产权关系将出现国有资产的资本化、产权的市场化以及全社会产权构成方式调整等等的新兴变化。而中国的改革进程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谁来承担经济转轨的代价。应当注意到的是,改革成本不能靠分摊到经济运行过程的经常性支出里面的方式化解,例如我们不能把“有偿解除劳动合同”的代价摊入企业的经营成本,也不能靠一两年的财政支出满足完善社保体系的需要。

  那么转轨成本都有哪些呢?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大的方面:

  有偿解除劳动合同。在过去20年的改革进程中,我们在物质要素如何与原有体制告别上做出了很多努力。到21世纪初,如何让人的这种要素和旧体制告别,也就是有偿解除劳动合同的问题提上日程。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那些国有经济职工如果不能在劳动关系上退出国有经济系统,国有经济的转轨改造实际上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他们实际占有和支配着这个系统中的所有资源。有偿解除劳动合同的代价是不可能包括在企业和国家经常性支出的预算项目中的。而在我们的改革安排中对此也还缺乏战略性考虑。1.2亿国有职工,每人有偿解除劳动合同的代价哪怕只是1万元,总量就需要1.2万亿元。化解这个转轨代价也和新的产权关系发展密切相关。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职工的福利或者社会保障问题是全部包含在企业成本中的。现在我们要全部外化到社会统筹这样一个符合市场经济制度的方式中去,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谁来把以前扣除的那部分积累补足。这也是一个转轨代价问题,我们需要通过创新的方式来承担这个代价。

  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在旧体制下,银行不过是政府的一个出纳部门。旧体制和改革程中的一些缺陷导致了现在银行大量不良资产的问题。这并不是银行作为一个企业在自身经营活动中的无能导致,或者说不完全是。例如“拨改贷”形成的不良资产、政府通过种 行政干预让银行发放贷款导致的不良资产等。现在要靠银行通过市场化经营来化解这些不良资产,这实际上办不到。改革就是要寻找一种制度性的安排把这个代价承接下来。

  回赎国有资产的支配权。中国的一个特殊性是,国有资产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在中央政府手里,而是被形形色色的既得利益集团实际支配着。实际上在我们改革的初始阶段,中国就已经存在着“条条”、“块块”的个别利益,并不是私人部门发育起来之后,我们才有了推进市场经济的个别利益、局部利益。我们在过去两年中讨论的一个国有股减持问题以及相应的其他问题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不可能是让国有资产变成现钱锁在人民银行的保险柜里。所有国有资产最终都是要以资本的形式参与到国民经济运行中去的。

  这些改革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是要赎回那些名义上归国家所有的,实际上是由地方、部门甚至是为一些“国企老总”实际占有,为他们的局部利益最大化服务的那部分产权。现在看来,要让国有经济真正融入市场体系,我们可能不得不对那些依靠旧体制实际占有着国有资源的利益群体支付一个“回赎”的代价。

来源:证券日报    作者:陈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