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商行:大股东进不了董事会


更新时间:2004/03/03 阅读次数:206

  一份来自人民银行上海分行2002年度重点课题的调研报告称,以浙江省为例,除了宁波、台州之外,地方财政依然“一股独大”,平均占比为32%,最高的达到60%以上,除了财政股以外,民营企业股普遍股权少、分布比较分散。

  离3月份没有几天了,济南市商业银行(简称“济商行”)即将召开的股东大会锁紧了所有民营股东的眉头。

  “如果这次股东大会进行董事会选举,我们希望按照公司法的规章来组阁。”力诺集团总裁办主任表示。

  从2002年开始,作为济商行的第一大股东,力诺集团虽然持股已经累计达到15%,但是在济商行董事会中依然没有其一兵一卒。如今,力诺集团一位高层表示,“对于这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安排还不知道,是否进行董事会选举也不知道”。至于“重新组阁”,也只能是力诺集团的“一个想法”而已。

  在今年的全国银行、证券、保险工作会议上,银监会表明态度鼓励民间资本入股现有商业银行。不过,民间资本入股后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问题,对力诺集团来说还是力不从心。

  大股东进不了董事会

  “(济商行的)现任董事会里没有力诺一个人,我们现在不参与它的经营管理。”力诺集团的一位负责人说。

  从力诺集团网站上得知,该集团2003年的资产规模和销售收入均达30亿元,主导产业为中西制药、生物工程、玻璃新材料等。出于对金融业的浓厚兴趣,力诺集团在济商行的第二次与第三次股份制改造中找到了切入金融业的契机。

  据力诺集团财务部负责人陈先生介绍,除该集团以外,济商行还有三位民营股东,分别为三联集团(入股金额约为4000万元,约占股比的4%)、济南中金投资有限公司(出资约为1亿元,约占股比的10%,主要股东为北京大地科技有限公司)、道勤理财有限公司(出资约为1亿元,约占股比的10%,最终控制人为自然人),它们也同样没有拿到董事会的“入场券”。记者就此向济商行求证,但截至发稿时为止,上述民营股东的出资情况尚未得到该行的确认。

  记者经过多方调查获悉,济商行的现届董事会中,多数成员与当地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董事长、书记王丕俊曾任济南市副市长,副董事长、副书记刘宝荣曾任人民银行济南市分行副行长。

  对此,济商行负责人的说法是,在第三次增资扩股的工作完成后,因为原有董事的任期还没有到,所以还没有重新选举董事会。民营股东们目前除了分红,还无法参与济商行的决策。

  力诺集团的一位财务部人士说,除了一些可以公开披露的信息,济商行的“机密”信息并不会让他们知晓,比如不良贷款的情况。

  然而,力诺集团等民营股东现在已经不愿意仅仅做一个等待分红的角色。2004年3月股东大会召开前,第一大股东已经放出话来,希望能拥有董事会席位。

  三次股改

  “市政府引进民资的初衷是让有能力的企业参与到济商行来,把它做大做强。”一位市政府的知情人士透露。此思想的指导下,济商行的股权遂由市财政的一股独大转变为以民营为主。

  参与济商行组建的一位济南市财政局的人士称,济商行的前身为济南市合作银行,刚成立时的股本金为2.5亿元,当时市财政是第一大股东,市财政局和区财政各出资2500万元(5个区财政各出资500万元,后有一个区财政没有出资,由挂靠市财政局的济南市经济开发投资公司出资500万元)。上述说法也得到了济商行的证实,该行负责人讲,其时当地财政出资2.5亿元,占总股本的20%,是济南市合作银行的第一大股东。

  1998年,济南市合作银行正式改名为济南市商业银行,在随后的五年里,财政一股独大的局面发生了巨大变化。

  济商行一直小心翼翼地回避“民营银行”的提法,而是以“完成股权多元化改革”相称。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经过2001年、20002年的两次增资扩股后,济商行总股本增加到8亿元,财政出资的部分占总股本的比例由成立之初时的20%降为6.25%。

  而民营企业力诺集团则在济商行2002年九、十月间的增资扩股过程中,出资1亿多元夺得该行第一大股东的交椅,约占当时总股本的12%。

  民间资本的输血为济商行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来自济商行的数据表明,经过两次增资扩股后,截至2002年年底,济商行注册资本金为7.6052亿元,下设65家支行。2003年12月,济商行再次广纳民资,进行了第三次增资扩股。而当地财政所占的股份在此次增资扩股中被稀释到5%。但没有改变的是,“财政时期”的董事会依然沿用至今。

  第三次股改后,至2003年年底,济商行总资产高达199.43亿元,实现存款余额135.9亿元,贷款余额106亿元,不良贷款率为5.53%,各项主要指标增长速度均达到30%以上。

  快速发展带来了可观的利润。2002年,在提取了11119万元坏账准备金、核销1806元坏账利息的基础上,济商行仍然实现了6044万元的利润。2003年度的税后利润为7722万元。

  利润也为股东带来了稳定的回报,截至2003年5月末,济商行累计实现利税6.45亿元,累计向股东分配达46%,年收益率约在4%左右。

  民营股东的苦恼

  不再满足于分红的民营股东,还在对跻身于济商行董事会做努力。其实,济商行民营股东的苦恼并非个案,民营股东在管理层中缺位的现象,也在其他几个城市商业银行中存在。

  西安市商业银行行长尹建宏就曾对媒体说,“我甚至连一个中层干部的去留都决定不了。”此前媒体报道称,贵阳市商业银行虽然在2001年完成了民营参股的工作,贵州神奇集团、西洋肥业等几家有民营资本背景的企业达到了分别持股近10%的份额,但现有董事会6名组成人员中,也没有一名民营股东的代表。

  目前,不少城市商业银行一面向民间资本放行,一面对地方财政控股持支持态度。一份来自人民银行上海分行2002年度重点课题的调研报告称,以浙江省为例,除了宁波、台州之外,地方财政依然“一股独大”,平均占比为32%,最高的达到60%以上,除了财政股以外,民营企业股普遍股权少、分布比较分散。

  对此现象,该调研报告明确指出:“制约城市商业银行进一步健康发展的根源即在于城市商业银行组建时的先天不足和后天改革不到位遗留的制度性缺陷,包括股权结构模式缺陷和组织模式的缺陷。”由于国有股比重大,而这些股东本身产权不清晰,因而存在“投资者缺位”,甚至可能出现侵蚀银行资产和小股东利息的严重道德风险;而地方财政处于一股独大的地位,则导致了银行经营的行政化。

  某商业银行发展研究部人士表示,吸引民间资本和外资的根本目的在于完善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控机制,但目前的多数城商行与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城商行虽然进行了产权改革但并没有建立起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市场化经营机制,因而也就背离了吸引民资的初衷。

  但现实的一些因素也表明了城市商业银行改制的难度。

  多数城商行从其出生的那一天起,与地方政府之间就具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其员工队伍基本是从原来的国有银行平级调动过来的,领导班子是政府任命的,虽然部分资本来自民间,但政府财政资金在其中往往处于大股东地位。浙江省某城商行的一位人士称,“现在虽然进行了股改,但政府并不情愿平静地让出管理权。”

  也有某城商行的一位管理人员表示,民营股东的水平各有不同,而银行作为一类特殊的企业,理应由具有专业管理经验的人来管理,并且民资入股商业银行的目的并不单纯。

  对此,记者从中国银监会监管二部获悉,对于民营股东的股权管理风险问题已经引起了监管层的高度重视。2003年9月30日,银监会就下发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关于加强城市商业银行股权管理的通知》,对于城商行的股东设立等问题进行了严格的准入规定,但该条理没有就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提出更加明确的要求。

  记者最新获悉,目前关于城商行股权管理的办法正在起草的过程中,预计今年有望出台。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