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司治理政策对话会”发言摘要


更新时间:2004/02/29 阅读次数:207

借助资本市场改善银行治理结构
前中国证监会主席、资本市场研究会主席 刘鸿儒

随着今年1月6日,国务院决定以450亿美元外汇储备注入中国建设银行与中国银行,补充其资本金,进行股份制改造试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市计划也终于进入实质性的启动阶段。对于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而言,上市并不是改革的最终目的,如何通过资本市场的运作平台,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改善其治理结构,才是我们需要认真加以讨论的课题。

  一、从学习和借鉴国际经验入手,将改善国有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作为其实施股份制改造的重点

  完善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不是只有处于改革攻坚阶段的中国商业银行所面临的问题,事实上,它是全球银行业发展的共同主题。亚洲金融危机给人们的教训之一,就是脆弱的公司治理结构会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同时,一些国家的金融机构由于在公司治理中存在各种问题,从而加剧了这场危机的严重性。因此,对金融机构的治理已引起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国际经验也表明,银行业改革与股权多元化之间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善于利用资本市场的运作平台,可以有效地提升银行的改革与治理结构的完善。

  二、改善治理结构是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重中之重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普遍存在不良资产比率过高、资本金不足和公司治理不善等问题,是阻碍其上市乃至长远发展的主要障碍。如果决定不良资产居高不下的制度方面的原因不解决,恐怕再来一次剥离不良资产和注资也不能解决银行的根本问题。

  所谓的制度性问题,就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化运作以及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产权制度等等。因此必须从公司治理入手,实现银行的再造,实现资产结构、财务结构和业务流程、管理流程的根本性改变。改善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目标是建立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的现代金融企业。

  三、改善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关键在于政府职能的分离与管理架构的再造

  作为国有商业银行建立高效治理结构的前提,政府职能的分离显得格外重要。完成这一任务,一是要分离政府公共管理宏观调控职能与所有权管理职能;二是要单独建立专门的国有商业银行所有权管理职能部门,从政府诸多管理机构中分设出专司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职能机构,专门行使国家对国有银行的国有金融资本的所有权管理,并对国有金融资本的保值增殖负责;三是要对国有商业银行实行单一经营目标约束,使其不再承担公共管理和宏观调控等政府职能,真正实现政企分开,实现经营目标单一化和经营机制市场化。

  四、对于上市在改善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中的作用要一分为二地去认识

  上市是国有商业银行开辟资本金的有力来源、提高资本充足率的有效途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合理平台以及改善资本结构和管理结构的强力推进器。

  目前,在发达的市场体系中,银行上市已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如纽约证券交易所约有900家上市银行,占上市公司总数30%;在美国纳斯达克市场上市的银行也有900多家,占上市公司总数19%;东京交易所有160多家上市银行,香港也有40多家上市银行。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该清醒地认识到,上市只是为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改善创造了条件,而并非这样的改善就一定可以通过或惟有通过上市来实现。股份制改造与上市不是国有商业银行的终极目标,只是改制转轨实现市场化的一个工具或路径。国有商业银行的问题绝不是经过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就能自动解决的,关键仍是要通过资本市场这一平台,改善银行的治理结构,使国有商业银行改造为现代金融企业。



                   规范控股股东行为

            ■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邵 宁

  借鉴国际经验,商讨中国公司治理对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国资委关于公司治理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意见:

  一、从规范控股股东行为角度,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

  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和股票上市,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方式。十多年来,大量国有企业实行了公司制改革。其中,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宝钢、中国铝业等一批资产总量以千亿元计的国有大企业先后成功地实现了国际、国内上市,筹集了发展资金,引入了新的体制和机制。但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还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在股东平等和中小股东利益保护方面,少数上市公司受大股东控制、缺乏独立性,严重损害其他投资者利益;在信息披露与透明度方面,存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不真实问题;在上市公司内部董事会、监事会与经理层之间的分权与制衡机制不到位,“内部人控制”等。

  在股权相对集中、上市公司中国有控股占大多数的情况下,国有控股股东的行为与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密切相关。因此,我们致力于约束国有控股股东不规范的行为,并将其作为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重要工作和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比如2003年8月份,和证监会联合下发了《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并计划通过建立失信惩戒制度等,促使国有控股股东成为上市公司遵守诚信、依法负责的控股股东。

  同时,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明确了国有企业整体改制的要求:要求具备条件的企业尽可能实行整体改制,不再留存续部分;如果暂时不得不留存续部分,要探索将剥离部分与新公司彻底分开的方式,以保证新公司不受存续部分的制约与拖累,能够独立、规范运作。另外,还考虑在国有独资公司设立职工董事、职工监事。

  二、建立和完善董事会,健全国有独资公司的治理结构。

  目前,一些国有独资企业或国有独资公司大多数不设董事会,实行总经理负责制。这种体制存在的问题一是公司的决策职能与执行职能合一,权力高度集中,决策缺乏制衡。二是国务院派出的监事会对国有独资企业经理人员履行职务的合法性包括企业财务会计报表的真实性的监督比较有效,但监事会不能通过直接参与重大决策来防止“内部人控制”。三是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是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如果公司不设董事会,监管机构直接面对经理层,这样不仅要投入大量的监管成本,而且还会造成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越权干预企业生产经营的不良后果。

  为建立集体决策、个人负责并确保责任可以追究的机制,保证董事会对股东负责,在《公司法》有关规定的基础上,我们下一步计划重点加强和改善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将董事会的职能具体化,并强化董事的责任。要依据各公司的不同情况,对重大决策的范围、内容作出具体的、可操作的规定。要明确董事会、董事长与总经理的职权划分,充分发挥董事会在战略管理、风险控制等方面的作用。董事应当忠实、勤奋、谨慎、细致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并承担相应的责任,最大限度地维护股东的利益。

  二是建立外部董事制度。实践表明,董事会成员全部由企业内部人担任、董事与经理人员高度重合,董事会就难以真正发挥作用并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因此,一定要引入外部董事,由外部董事和内部董事(也可称为非执行董事和执行董事)共同组成董事会,外部董事要有相应的工作经历或专业知识,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自己的义务。

  三是在董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健全董事会工作规则。专门委员会要充分发挥外部董事的作用。建立健全董事会会议制度,设立董事会办公室作为董事会常设工作机构并设董事会秘书负责办公室的工作。

  另外,还考虑在国有独资公司设立职工董事、职工监事。

  为与上述改革措施相配合,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作为股东,依照《公司法》和《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对所出资的国有独资公司的监管,就体现为对公司董事会和董事履行职权。这是一个重大变革性转变。为此,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要建立一套内部运作制度,把履行出资人职责与董事会的工作结果相衔接,并对该结果进行评价或审议批准,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董事选聘、评价、考核、奖惩制度。同时对具备条件的公司,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授权公司董事会行使出资人的部分职权。

  公司治理问题归根结底是要在出资者、经营者、劳动者、相关利益者之间寻求利益的平衡,这是一道永无止境的课题。世界上也许不存在一种统一的、完美的、或一成不变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事实上,由于经济、社会和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各国公司的所有制模式和公司治理模式有很大差异,但是公司治理还是存在一些普遍的规则。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中国市场的逐步开放,中国国内企业在借鉴国际规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自己的公司治理,既是一个必然选择,也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希望通过今天这样的研讨会,能够有助于加快这一进程。



                   发展控制权市场

              ■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 张新

  控制权市场主要是指进行控制权竞争的并购重组市场。控制权市场理论认为控制权市场中的公司接管行为及其带来的接管威胁作为外部控制机制,能够降低代理成本。反对的观点则认为控制权市场不能解决委托代理问题,并购重组反而是代理行为的表现,会加剧管理层和股东的矛盾。

  我国的企业控制权交易活动从1984年在保定、武汉等城市开始,其发展可分为起步阶段(1984~1987年)、第一次控制权交易活动高潮(1987~1989年)、控制权交易活动低谷期(1989~1992年)、第二次控制权交易活动高潮(1992~1996年)、第三次控制权交易活动高潮(1997年至今)五个阶段。自1997年以来,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交易的规模逐年扩大,交易目的以买壳和套利为主,收购主体以国有企业居多。

  2002年《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配套的《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以充分信息披露为基础,促进上市公司收购重组、保障投资者权益的收购法律框架基本形成。

  依照积极鼓励的立法基本原则,《收购办法》有许多创新之处。例如,对收购主体没有限制,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抑或外资都可以平等地参与到上市公司收购活动之中。又如,支付手段多样化,允许采用现金、依法可以转让的证券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支付方式,支持了定向增发、换股为并购重组的支付手段。在程序上力求清晰明确,减少不确定性,减少收购成本,同时保护所有股东的合法权益。

  在这样的背景下,可以预见,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市场未来将更加活跃。并且在收购方式、收购主体和收购目的上都将有所变化。在近期,协议收购仍将是买方获得上市公司控制权的主要手段,但从长远看,随着资本市场的规范和发展,通过公开竞价这种市场化手段收购上市公司将成为主流。在收购主体上,将出现国企、民企和外资企业并存的多元化局面,国有企业在收购市场占绝对优势的状态将被打破。从收购目的看,收购法规的完善和实施将使纯粹的套利性并购重组的获利空间越来越小,产业并购重组将逐渐步入正轨并成为主流。

  对于非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市场,亟须立法规范产权交易市场,明确规定产权交易主体的审批机构、产权交易的主要规则、交易程序、交易收入的使用以及向外商出售国有产权等内容。在建立全国统一的产权交易市场的问题上,目前分歧很大。

  可以预见,在我国国有资产逐渐退出竞争性行业的环境下,以及逐渐向民营资本和外资开放的过程中,控制权市场的作用正在被认同。随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关于上市公司及非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我国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市场也将逐步走向规范和成熟。



                 完善上市公司治理十五项对策

              ■ 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主任 胡汝银

  大量理论研究和实践表明,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是决定企业运作和发展质量的重要因素。毫无疑问,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存在的诸种问题,已严重影响上市公司下一步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必须从根本问题入手,且多管齐下,才能有效地完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机制,从根子上解决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的种种问题。

  一、实质性推进国资管理体制改革。下一步的改革任务仍然非常艰巨。在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管理的同时,还要同时完成“国有资产战略性退出”的任务;政府所有者职能与其他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必须分离;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减少行政干预;新的国资机构必须做到“到位”又不“越位”;确保国有企业的经营目标单一化、商业化,重视资本回报;依靠董事会治理国有企业。

  二、逐步实现上市公司股权全流通。上市公司股票全流通是当前中国证券市场面临的重大问题,其核心是定价和确定转让对象问题。这一问题实际上也涉及对流通股股东“潜在的”资产损失进行补偿和如何实现股市稳定发展的问题。已有上市公司存量非流通股以合适的价格配售给流通股股东,将会是一个可兼顾各方利益的可行方案。对于新增的上市公司,原则上应在确定国有股减持方案后一定时期内,直接按照国际通行做法,实行新上市公司所有股份以全流通方式上市,并可考虑同时引入禁售期制度等。

  三、改善司法救济与法律实施机制。为了强化董事、管理人员和控股股东的法律责任,促进企业按照投资者的最佳利益运作,在司法救济方面需要尽快引入股东集体诉讼和代表诉讼制度。在引入民事责任和“刺穿公司面纱”等机制的基础上,应相应建立个人破产制度,使民事责任的追究能够落实到最终责任人身上。

  四、强化股东权利和控股股东的法律责任。当前急需采取的措施包括:完善股东投票制度;完善股东的知情权、质询权和提案权;强化控股股东的法律责任等。

  五、加快董事会改革。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增强董事会的独立性。可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绝大多数的董事会成员应为外部董事,并且独立董事应控制董事会和关键委员会;独立董事制定有关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业绩标准和薪酬计划,并据此对首席执行官的业绩进行定期评估。二是建立董事会的自我评价体系,包括:董事会对其运作制度应形成书面文件,并定期重新评价;确定董事任职标准,选择最适合公司的董事,并定期对单个董事的任职情况进行评估。三是加强董事会运作的有效性,强化董事会的战略管理功能与责任,完善公司的内部控制机制和监督制衡机制。

  六、明确监事会职能。在中国独立董事制度得到充分发展、走向成熟之前,监事会仍将有发挥作用的空间。但在时机成熟时,撤消监事会,或允许公司自行选择是否设立监事会,将有助于理顺公司内部的错综复杂关系,使独立董事、股东等承担起有关的监督责任。

  七、发展公司控制权市场。在推进上述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同时,进一步推动外资和民间资本通过并购国有股进入上市公司;实质性地改善有关收购兼并的法律环境,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公司控制权市场健全发展的制度规则和法治秩序;构建以价值创造为中心的微观市场运作机制和监管机制,抑制通过市场操纵、内幕交易、关联交易等途径不择手段地追逐私人收益和毁灭价值的并购活动,

  八、发挥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必须逐步消除阻止机构投资者发挥作用的各种制度缺陷,建立有利于机构投资者参与改善公司治理的制度环境;必须完善机构投资者自身的治理机制、监督和激励约束机制,使机构投资者能遵循较高的行为标准,按照其投资受益人的最佳利益勤勉、合规地行事,保持高度透明,更好地履行受托义务,不滥用股东投票权和其他资源;发展更多的具有长期投资需求的机构投资者,包括各种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合格的外国机构投资者等,促使它们更加重视“用手投票”而非“用脚投票”。

  九、健全债权人治理机制。在制度和实际做法上,具体、完整、合理地确立债权人在公司治理中的直接参与权、参与程度和各种有效的参与形式;推进相关的法律制度建设,建立完善的偿债保障机制和债权人法律救济机制,强化公司控股股东和其他内部人的偿债责任;加快作为最大债权人的银行部门的改革,对国有银行进行公司化和股权多元化改造,完善银行的信贷风险控制机制,完善银行自身的运作机制和治理结构。

  十、促进经理人市场迅速成长。建立完全市场化的经理人资源配置机制,即以市场为基础,以经理人的企业家才能和综合素质为标准,在操作上完全由公司董事会根据透明、合理的程序和公司的内在需求独立地选聘公司经理人。

  十一、建立动态化、长期化的公司董事与高管人员报酬机制。形成健全的报酬决定机制;形成合理的公司董事与高管人员报酬结构。

  十二、进一步发挥中介机构和自律组织的作用。必须大力改善中介机构执业和自律组织运作的外部制度环境;在中介服务行业中制定严格的、可实施的执业标准;在中介机构内部建立良好的内控机制和治理机制;在上市公司内部,强化公司董事会下设的审计委员会在负责聘用、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等方面的权力,为外部审计的独立性提供进一步的保障。

  十三、完善信息披露制度环境与实施机制。首先在于构建完善的、可操作的信息披露责任机制,强化上市公司执行层对公司信息披露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的责任,包括足够的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对财务欺诈行为形成有效的法律约束机制。其次,通过增强董事会的独立性,增强由独立董事主导的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在内部审计、聘选外部审计机构等方面的职能,在公司内部建立健全的信息披露操作程序和制约机制。此外,需要在进一步改善会计标准,提高会计准则质量,限制公司盈余管理空间的同时,推进有关的制度建设。

  十四、加大新闻媒体监督力度。需要对媒体的社会功能进行准确定位,增强媒体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形成相应的法治秩序,制止外部在没有任何合理的法律依据的情况下随意对媒体进行不当干预。

  十五、建设良好的公司治理文化。在制度建设上,需要为经济行为主体创造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制度环境:第一、不能干坏事,建立恰当的公司运作机制和操作程序。第二、不敢干坏事,建立完善的法治秩序,使干坏事者面对很高的惩罚成本和强大的威慑力。第三、不愿干坏事,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文化,形成良好的道德秩序和自我道德约束机制。



                  国家股东应力推公司治理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书记 陈清泰

  当前,在中国,公司治理是微观经济领域最重要的制度建设;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关系国有企业改革的成败;公司治理水平影响经济增长和金融安全;公司治理影响企业的决策机制和风险水平、盈利能力和融资能力,是企业竞争力最重要的基础软件。

  通过股票上市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必须明确无误地确定两个目标:一是使确有良好前景的企业有机会募集资本金,实现更快的发展,并使投资者受益;二是通过股权多元化,改变政企关系,建立和规范公司治理结构,转换经营机制。必须改变一些政府部门在热衷于利用公司融资功能为国有企业解困的同时,却并不在意建立有效公司治理、转换经营机制,更不愿意按《公司法》约束自己的权利的现象。

  为使国家股东成为推进建立有效公司治理的积极力量,我们将从五个方面加以推动。

  首先,应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国家股东包括国资部门和国有控股公司,他们不仅掌握一般股东无法相比的巨额资源,而且又有政府背景,在我国建立公司文化的起步阶段,他们应有良好的股东行为,成为推进建立有效公司治理的基本力量,而不是扭曲公司治理因素,作出好样子具有重要意义。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将国资部门建造成严格依“公司法”行使股东权利的、负责任的“国有老板”。国资部门设立之初就必须明确,他没有行政权力,但必须承担产权责任,而且除特殊公司外,严格考核资本回报。国资部门保障国有资本的投资收益的主要手段,除通过资本的进入和退出进行必要的资本布局调整外,就是促进投资和拥有股份的公司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形成国资部门只有积极参与公司治理,才能保障资本收益的机制。

  第二,国有资产管理应划分两种形态。

  国家毕竟是特殊的股东,国有资本毕竟是特殊的资源。政府投资并不完全为了资本增值,更重要的是保持国家的控制力,是行使政府职能的一种补充手段。不可否认,出资人机构管理和运营国有资本要承担两方面责任:一是在支撑国民经济增长、保障国家安全方面实现政策目标;二是提高国有资本运做效率,实现保值增值。由此,出资人机构对监管对象,可以分作两类,一类是在某些特殊行业,承担或部分承担公共责任的特殊公司,对这类公司出资人机构应直接持股、控股或独资经营,国有资本不能轻易撤出,保持对这类企业的控制力。即进行企业形态的监控;另一类是竞争性公司,以盈利为目标,由“管企业”,逐步转换为“运营资本”,追求投资回报。划分两类形态监管,目的是严格区分各自的监管目标、监管理手段和治理机制,两者不能混淆。

  第三,推进股权多元化。

  通过调整股权结构防止和矫正国有股东的非正常行为,把企业目标集中于经济效益,是国有企业改制的一条重要经验。实践证明,国有企业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或国有股“一股独大”,有诸多弊端。“使股份制为基础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重要的由国家控股”已经成为共识。也就是说,国有企业不仅要改制为“混合所有制”公司,而且对一般企业国有可以控股,也可以不控股。引入多元股东,包括另外的国有股东、特别是非国有股东、外资股东,有利于所有权到位;有多元股东的制衡,易于实现政企分开,形成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

  第四,探索新的改制形式,推进国有企业整体上市。

  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必须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使国有控股股东有正常的股东行为并与上市公司建立正常关系。国有企业一分为二,将核心业务、优质资产包装上市,存续部分的棘手问题留下由控股公司直接处理的改制方案有许多弊端。要积极探索国有企业的存续部分剥离,交由托管公司处置,其余整体上市的方案。国有股东对存续部分的处置不是当事人,而是处于监管地位,有利于产生正常的股东行为。

  第五,政府为建立有效公司治理创造环境。

  要积极探索适应公司制度和法律要求的选人用人新机制。党管干部原则应与依照《公司法》股东会选聘董事、董事会选择经营管理者以及经营者行使用人权的法规相一致。建立有效公司治理的许多基本条件必须由政府提供:一是应进一步完善“公司法”,健全有效公司治理的法律基础;二是健全资本市场功能,严格信息披露制度、非流通股全流通应提上议事日程,建立公司控制权转移机制;三是发展中介服务机构,发挥公证、监督、信息传递和服务作用;四是发展经理人市场,为股东会、董事会行使用人权创造条件。五是完善破产机制和股东诉讼机制,设立惩治不良公司治理的最后一道防线。

来源:证券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