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国企公司治理


更新时间:2004/02/07 阅读次数:273

  各级国资委面对的一级企业大部分仍然保持国有独资企业的原状。
  这些国有独资公司即使设有董事会,其董事和经理人员也都是由党委组织部门委派的,其法人治理结构并未建立,由此产生的公司内部人控制、信息不透明以及内部关联交易等问题日益突出。
  张春霖
  下一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彻底放弃放权让利加监管的思路,一心一意地致力于在那些国家计划长期持有较高股份的企业中推行现代公司制度。
  最复杂的代理
  国有企业面对的代理问题是最复杂的一种。假设一个全资拥有其企业的私人业主聘用经理,他所面临的代理问题比较简单。但在一个大型上市公司,一边是成千上万股权分散的股东,一边是企业管理层,代理问题复杂得多;如果还有成千上万的投资者投资于养老基金或投资基金,而这些基金又成为某一大型上市公司成千上万股东中的一部分,问题就会更复杂,因为不仅基金和公司管理层之间存在代理问题,而且在投资者和基金管理者之间也有代理问题。
  代理问题不仅存在于作为所有者的国家和国有企业管理层之间,而且存在于作为最终所有者的全体人民与作为代理人的国家之间。到目前为止,国有企业改革基本上还没有触及后者,即全体人民和国家之间的代理关系,而只是集中于国家和国有企业管理层之间的代理关系。
  现代公司制度的解决代理问题的办法,是由所有者挑选自己的利益代表进入企业,即通过董事会实现对公司的治理。下一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彻底放弃放权让利加监管的思路,一心一意地致力于在那些国家计划长期持有较高股份的企业中推行现代公司制度。
  未解决的内在问题
  1994年以来,国企改革在建立现代公司制度和公司治理机制方面取得了相当的进展。目前大部分大型国企已经实行了公司制度,最近两年,1000多家从国有企业改造过来的上市公司在公司治理方面也有了很大进步。但由于国
  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应当说根本性的、内在的问题还远没有解决。
  在国有企业中实行现代公司制度,首先要求国家这个所有者的行为名副其实,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司所有者或股东。简单说就是尽可能接近商业性的私人股东的行为。在过去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下,国家至少在三个方面不同于商业性的私人股东。
  第一,经营国有企业时目标多元化。商业性股东集中追求的目标是投资回报率,而国家对国有股权的回报率很少关心,至多只是关注企业的盈利总额和亏损总额,似乎国有资本是没有融资成本的“免费资本”,可以不计成本、不计投入,只要盈利增加就是业绩改善。除外,国家在国企上还有大量其他经济的和非经济的目标。
  第二,国家的股东职能不是统一行使的。一个商业性的股东自己统一行使所有法定的股东权利,而在国有企业,则有众多的党政部门事实上都可以分散行使这些权利当中的某一种或几种,而不必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三,私人股东通常主要依托董事会治理其企业,而在国有企业,主要依托董事会进行治理在大多数场合至多还只是一个目标。应当属于董事会的经营决策权或者由党政机关行使,或者由管理层行使。
  国资委只是良好开端
  国资委的成立,为进一步在国有企业中建立现代公司治理机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机构的成立终究只是组织结构层次上的变化,属于“硬件”。更重要的是“软件”,即国资委的行为目标和行为方式。下一步改革的关键任务可能是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必须通过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困难国有企业的重组和退出,大大收缩国有经济的规模,三级国资委长期集中关注的应当主要是大型优势国有企业。
  第二,必须有坚定的政治决心,使国家股东商业化,在大多数国有企业中只追求商业化的单一目标,使国有企业在经营目标上最大限度地接近私人企业,成为商业实体。
  第三,必须大力强化董事会的作用,严格依据公司法,通过董事会实现对国有企业的治理。从长远来看,为了保证董事会的有效性,必须在公司法中引入董事个人的受托责任以及相应的处罚规则,同时在破产法中引入自然人破产的规则。
  在此基础上,各级国资委可以考虑其持股的企业进行分类管理。需要继续掌握控制权的企业,可以开放股权结构,引入非国有股东的投资,实现股权多元化。对于不一定要由国家控制的企业,应当尽快引入战略性投资者,创造条件使自己尽快退居财务投资者的地位。其中有一些企业国资委可以只持有少数股份,但保留类似于“金股”的否决权,以保护国家战略性利益免受损害。
  目前绝大多数大型国有企业都属于一个企业集团,实行母子公司体制和多级法人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国资委和集团母公司之间再设立一级控股公司或资产经营公司,只能是再增加一个层次,把几个集团网罗进一个更大的集团。
  因此,在国资委持有大宗股份的企业为数很少的市和省,应当尽量避免再增加新的层次。国资委可以将现有集团母公司改造成与其下属公司保持更大距离、主要通过董事会治理企业的控股公司和资产经营公司,也可考虑将母公司与国资委合并,由国资委亲自在原来各集团的二级企业充当股东。在国资委管理的企业数目比较多的地方和中央层次,改造现有的集团母公司而不新设一个层次,也是可行方式。在国资委成为财务投资者的公司,所属股份可以转移到社会保障基金,也可以集中在一起设立基金,公开招聘专业资产管理公司进行管理。
  吴敬琏
  国资委的成立并不意味着国有经济的改革已经大功告成,而是意味着这一关系重大的改革将在一个全权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权威机构的领导下更加有力地向前推进。
  切实加快公司化改制
  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除极少数需要由国家垄断经营的企业外,绝大多数原有的国有企业都应改造成为多元持股的公司制企业,并建立起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
  然而,由于在国企改革中不少大型企业采取了“剥离”核心资产改组为股份制公司,而把包括富余人员在内的非核心资产(又称“存续企业”)保留在原来的国有独资企业中,并由政府“授权”原来的国有独资企业全权行使国有股权的做法,直到目前,各级国资委面对的一级企业大部分仍然保持国有独资企业的原状。
  而且,这些国有独资公司即使设有董事会,其董事和经理人员也都是由党委组织部门委派的,其法人治理结构并未建立,由此产生的公司内部人控制、信息不透明以及内部关联交易等问题日益突出。
  与此同时,许多“授权投资机构”并未与它所控股或参股的上市公司真正实现中国证监会所要求的资产、人员、账目三分开,而是把后者当做自己的“下属企业”来管理,交叉任职,往往使上市公司的法人独立性得不到切实的保证,非控股股东的权益受到损害。
  有些作为“授权投资机构”的集团公司还采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方式,将优质资产转移出去,甚至转到某些个人名下,而将债务集中在集团公司,最后由集团公司申请破产,逃废债务,将风险转嫁给政府或银行。
  “授权”某些企业或企业集团代行出资人职责,使所有者职能与经营者职能合而为一,这是在国有企业公司化改制初期产权关系不清晰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权宜性的国有资产管理方式,有不小的副作用。国资委成立以后,这种国有资产管理方式应当尽快退出历史舞台。
  对国资委所属一级企业,或者继续保持它们“授权投资机构”的地位;或者将其作为企业进行公司化改制,使之能够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上做强做大。
  继续保持“授权投资机构”地位的单位不再是企业,而应该是一种为进行国有经济改革而设立的国资委派出机构,要由国资委任命的公务员来领导。
  这些“授权投资机构”可以自己主持所属国有企业的重组和改制,也可以在中外资产管理公司的托管下进行。原来的“授权投资机构”和它们下属的“子公司”实现公司化改制以后,可以成为进行生产运作的运营性公司,也可以成为专司资本运营的控股公司。不论属于哪一种情况,都要改成一个,“放飞”一个,由国资委依照《公司法》直接对它们进行股权管理。即使其中的国有独资公司,也应按照《公司法》的要求设立董事会,国有股东要在《公司法》的框架内行使自己的权利。
  依照《公司法》行使所有者权利
  《公司法》是规范公司制企业行为的基本法律,国资委在已经实现公司化改制的公司中代表国有股东行使“管人、管事、管资产”的职权,也必须在《公司法》的框架内进行。
  以“管人”来说,《公司法》规定,股东拥有“选择管理者”的权利。这里所说“选择管理者”的权利具体是指,在股东会中投票“选举和更换董事,决定有关董事的报酬事项”,而并不包括“聘任或者解聘经理(总经理),根据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决定其报酬事项”,后者乃是董事会的职权,不应由股东直接干预。
  以“管事”来说,《公司法》规定股东在公司中享有“重大决策权”。所谓“重大决策权”,除上面讲到的在股东会中投票选举、更换董事和决定董事报酬的权利外,还有以下10项,分别是:
  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选举和更换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决定有关监事的报酬事项;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审议批准监事会或者监事的报告;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做出决议;对发行公司债券做出决议;对公司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解散和清算等事项做出决议;修改公司章程。
  对于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法》还规定了股东的另外一项职权,这就是“对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做出决议”。
  至于企业的其他决策,则应当由董事会或者由董事会授权经理人员做出。
  以“管资产”来说,国有资产以资本金的形式投入公司后,依法形成该公司的“法人财产”,公司的“法人财产权”受到法律的保护。出资人(股东)只有在公司治理框架内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不能直接干预公司法人财产的运作。

来源:深圳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