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李维安:公司治理破解公司谜题


更新时间:2004/01/03 阅读次数:654

 企业需要管理,公司需要治理

记者:我们知道,管理学界对您有“李治理”之称,最近您以《公司治理》一书又获得第十届孙冶方著作奖殊荣,以您的观点,公司治理理论研究进展如何,实践中面临的热点问题是什么?

李维安:公司治理从英文的Corporate Governance翻译而来,有时也译作法人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它回答公司是谁的,支配公司的又是谁这样的基础问题。过去的研究认为股份制公司是出资人的,现在说不仅是出资人的,还是利益相关者的,研究的视野更宽了。近年来研究者把公司治理上升到制度设计的层面,提出管理是“术”,公司治理是“道”。公司之所以是公司,在于投资者作为股东不直接参与管理,要让出资人放心,就涉及到建立董事会、监事会,建立公司中的委托代理关系,但公司如果被内部人控制了,知道信息的经营者对外部隐蔽信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就派生出来公司治理的诚信问题。我有一句话,企业需要管理,公司需要治理,现代公司的治理问题尤为重要。

我们常被问到这样的问题,现在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很好,但股市为什么表现不好,股价上不去?原因在于投资人对上市公司不信任,因此投资者关系是目前在世界上被普遍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事实上,企业面对两块市场,就像是企业的左膀右臂。一边是产品或服务的市场,一边是投资人的市场,过去企业对产品服务市场非常重视,而更多把资本市场看做是来“捞一把”,而没有树立持续吸引投资者,投资者就是上帝的理念。像安然、安达信、世通这样好的企业,他们没有技术吗?没有市场吗?没有人才吗?都有。为什么一夜之间就垮掉了,这就告诫人们,在产品市场上失去诚信会垮掉,在资本市场上失去诚信一样会在短期内垮掉,这些公司倒掉直接原因是财务舞弊,没有正确披露信息,深层原因则是公司治理出了问题。

记者:安然等事件的曝光,是否对公司治理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

李维安:美国的这些问题曝光后,学术界非常震惊,国内也曾出现彷徨。因为公司治理的许多领域多趋向于导入美国模式。冷静下来我们的认识是,公司治理是一个过程,只能向更好趋近,而不能说哪天哪个国家就全搞好了。其实管理也是一个过程,泰国正大的老总曾说只允许自己高兴24小时,因为守业更难,就是这个道理。我认为解决公司治理问题的办法还是公司治理。在安然事件后,美国修改了对公司治理的立法,强化了公司治理。过去对董事会设立独立董事只是建议没有强制,这次强制规定董事会中50%以上的董事必须是独立董事,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走出治理困境。这不是个别企业垮台的问题,关系到社会对整个CEO阶层的信任。

记者:您刚才谈到,公司治理和管理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具体有什么不同?

李维安:公司治理是制度层面的问题,管理是运行层面的问题,通俗讲是一个“道”与“术”的问题。治理与管理同样讲监督、激励、决策,但治理主要针对高管人员以上,比如职工的薪酬是管理问题,而董事会薪酬委员会解决的则是高管人员的薪酬。以前企业搞不好,很多厂长、经理会说,别说解雇工人,就是少发一点钱工人也能跑到厂长家吃饭。现在上市公司搞不好,还能怨谁?只能怨激励不到位,战略决策不好,这些说到底都是公司治理问题。

记者:您对我国的职业经理人市场如何评价,怎样才能保证职业经理人有一个合理的流动机制?

李维安:我国的职业经理人市场近几年有所形成,国资委已经开始公开招聘中央直属企业的高管层。随着跨国公司的深度进入,猎头公司开始活跃,公司治理要求正确解决老板和经理人的关系。其实有职业经理人市场就要有流动,但我国一流动就是“恶性离婚”很少友好分手,一动就是一场“口水战”,包括创维集团、伊利集团等企无不为此苦恼。作为公司治理的一个方面,这种现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正由一个口头契约社会向书面契约社会过渡。上述的一些纠葛打来打去一般都不能上法庭去判断,原因是只有口头契约。未来社会一定是合同社会。职业经理的流动在西方比较好解决,聘一个职业经理,一定要有第三方中介机构出现,对于职业经理的费、权、利,走的时候不能带走什么,都有明文合约。联想集团目前正在这样做,跟职业经理人建立合同关系。公司本来就是一组契约,所以职业经理市场建设也要契约化,这样将减少很多口舌,降低交易成本。这里面还有一个文化和观念转变的问题,不要认为有书面契约就是不信任。

从治理结构到治理机制

记者:对于完整的公司治理而言,构建硬件的制度和软件的文化,步骤如何安排?

李维安:一个企业一个公司不可能像在实验室里,面对真空,每天都要有竞争要生存,往往是所有的步骤一起做,只是阶段不同有重点。在没有制度时要先建立制度,然后是建立治理机制,比如薪酬制度和MBO等等,再有就是管理运作和企业文化层次。我听到一位董事长私下里讲,他把一名独立董事辞退了,原因是此人“开董事会不懂规矩,乱讲话”。证监会规定在2003年6月30日前,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数量达到三分之一,按统计标准一些企业即使合规了,但独立董事却难以真正发挥作用,这里就有一个改善治理文化的问题。

决定企业经营后劲关键在于公司治理,而要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和公司的关系要从官本位向企业家本位过渡。

记者:现代公司的灵魂是什么,除了董事会、监事会这样的组织结构层面上的安排?为什么安然这样的公司,有了完善的治理结构还会出现惊人的问题?公司如何保持健康持续发展?

李维安:现代公司在治理结构以外,要想保持健康持续发展,还有两个重要问题要解决,一是诚信,核心问题是信息披露,即经理层要对董事会讲诚信,董事会要对投资人等利益相关者讲诚信;另一方面是创新,不光是制度创新,还包括机制创新,技术创新等等。美国哈佛商业评论在中国出中文版,发表耶鲁一位学者的评论说,按照公司治理的标准打分,安然公司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安然的致命之处在于团队建设和企业的治理文化。他们邀我点评,我同意这一观点。董事会建立后,功能不是开一两次会议,关键是如何让治理机制能有效运作起来。所以我提出公司治理要有血有肉,不能翻牌完事,光建立治理结构不行,要从治理结构到治理机制、到运作机制,再评估这套机制好不好,再到治理团队及文化建设。

至于国内我们不能因上市公司出了问题,就退回到计划经济的企业模式,国外公司出问题是因为披露不准确,我们是还不知道如何披露,在公司治理问题上,不能满足于“原始社会”的快乐。某种意义上,我认为中国的公司治理任务更重,人家是如何发挥好制度优势,我们是如何先建立制度。

记者:据我所知,您比较早地提出了网络型公司治理的问题,这方面的研究进展如何?

李维安:在国内我们对网络型公司治理的研究相对早一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和教育部社科博士基金2002年分别给我们的网络治理课题立了项。我们的研究方向有两个,一个是对网络型公司的治理,另一个是用网络手段治理公司。以前大家常举的例子是美国西部小股东买东部公司的股票,开股东大会机票价格比股票价格值钱造成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成本过高,而委托投票的不得已之举又为内部人控制提供了可乘之机。我们在国内最早提倡通过电子信息网络手段进行网上投票,降低参与公司治理的成本,写入上市公司治理原则中。现在我们策划的公司治理信息系统(CGIS)正在开发中。除了股东大会决策支持系统,这个系统还包括董事会决策支持系统,监事会决策支持系统,以同步信息改变过去经营层取得的信息支持过少的局面。这种信息网络手段的引入已有助于企业管理的扁平化。也将有利于公司治理的改善。

企业改革步入公司治理新阶段

记者: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股份制成为公有制主要实现形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您觉得企业改革下一阶段会有什么新的特点?

李维安: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提出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我认为,公司治理是我们企业改革下一步的重点。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了我们的企业改革进入了公司改革的新阶段,产权多元化、而不是一元化,个人、集体、公司出资都有,结果是混合所有制,表现为股份制,而股份制的先进形式或最高形式就是现代公司,而现代公司提升运作水平则离不开公司治理,所以下一步改革的重点隐含着公司治理问题。

我国公司治理改革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是从没有企业到有企业,从没有公司到有公司。日本经济学家小宫隆太郎于上世纪80年代初曾说过,中国没有企业只有车间。体制改革使企业有了自主权,但有了自主权的企业并末一定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司,企业要成为公众公司,既不能是老板一人说了算,也不能是经营者内部人控制,就要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关键是建立和完善董事会等运作有效的治理机制。

实际上,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所做出的产权多元化、混合所有制、资本市场改革等多方面决定都是和公司治理密切相关的,这说明中央非常重视公司治理改革。简单地说,我想下一阶段可以从五个方面来改善我国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状况:通过产权多元化,消解一股独大,从而切实保护中小股东权益,发挥机构投资者的作用;加强董事会的职能,进一步强化独立董事制度的作用;应用现代信息手段,改善信息披露,降低各类利益相关者参与治理的成本;构筑市场化、长期化的高管层激励约束机制;发展能够给予好的公司治理以奖励的资本市场。

记者:天津的公司制改革进展如何,有什么好的建议?

李维安:天津这几年发展很快,表现在经济投人上很明显。如何形成经济的良性循环,关键是企业怎样形成造血机制,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公司治理问题。现在天津有一部分公司如天士力、中新药业等,治理情况比较好,解决了“一股独大”等关键问题;另一些案例也因治理问题解决得不够好,表现为一些企业不能持续经营没有后劲。我认为决定企业经营后劲关键在于公司治理,而要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和公司的关系要从官本位向企业家本位过渡,包括经营者追求什么,政府管什么,经营取向和文化建设都要有所调整。暑期我专门研究下治理领域的“青岛现象”和“济南现象”,邀请了青岛的澳柯玛、青岛啤酒和济南的黄金集团、重汽集团等企业座谈。青岛经济的规模总量不大,但出了这么多品牌和企业家,而济南的5家上市公司全部ST、PT了。为什么同在山东大省的两个城市出现这样的反差?把青岛和济南放在一起比较,就可看到,青岛是企业家本位,而济南的企业家则倾向官本位。我认为我们培养MBA、EMBA其实最大的贡献就是教育学生要把企业当职业做。企业家首先是职业经理人,只有职业经理人中的优秀分子,具备创业精神、讲诚信的人才能成为企业家。

公司治理探索前沿

记者:如何使公司治理理论对现实更具指导意义?南开大学公司治理中心有哪些实证化的研究成果?南开治理指数的发展情况如何?

李维安:不局限理论,更重视与实践结合是南开大学公司治理中心的研究特色。具体讲我们的实证化研究涉及到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在宏观方面,我们率先组织制定了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原则,后来中国证监会等部门2002年制定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蓝本等部分借鉴了该成果。我们较早地界定了保护中小股东利益、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等相关问题。在中观方面,我们正帮助天津市筹建地方国资委,对其功能、如何运作提供理论支持,对于一些行业主管部门转制为企业集团,帮助制定治理方案,界定集团和单个法人之间的治理边界,母、子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前一段完成了天津市旅游集团的方案设计。在微观层面我们帮助中远散货、中集集团北洋集装箱公司等企业完成了规范化的公司治理设计。其中,中远的“虚拟股份制”在治理结构、激励机制方面的设计取得不错的效果,今年经营绩效明显提升。

南开公司治理指数是我们在中国率先推出的与国际接轨的治理指数。其发展分为三步:第一步是设立了公司治理的评价体系,分为6个维度、200多个指标;第二步形成反映公司治理状况指数就是南开治理指数(CGIS),现在这两个步骤已经完成;第三步,我们用治理指数对上市公司的状况进行分析,提出改善对策。目前,广州、江西等地主动找到我们要求作为试点,我们给天津上市公司做的治理评价也已完成初稿。南开治理指数是在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支持合作下,根据公开的信息和调查资料,对一千多个样本进行分析,力求更准确地反映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状况,对931个有效样本的分类评估将最终在明年年初公布。

记者:经济学者郎咸平曾就“民营企业长不大”有一些有名的论断,您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民营企业应建立怎样的公司治理,解决长不大的问题?

李维安:我们刚刚中标了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民营经济的制度创新与发展研究”,招标竞争非常激烈,对手包括清华大学、研究民营经济近水楼台的浙江大学、中山大学,我们中标的核心思路是我们认为民营经济的制度创新与发展并非现有模式的简单复制。长三角的温州模式,珠三角的闽南模式,这些成功经验能否拷贝到其他区域?事实上,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产业分布、文化渊源、固有经济在地区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都是不同的,比如,温州模式是以国有经济比重小为鲜明特点的。那么,广大的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如何发展民营经济,如果按照原来的参照系即国有企业,这些模式没有人不说好,但现在参照系变了,变成跨国公司这样具备现代企业制度的正规军。之所以民营企业长不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到了企业规模较大的时候,公司治理的作用更为重要,而我国民营企业在这方面往往比较欠缺,经验不足。我们认为,更有普遍意义的民营经济演进模式,应该是“多元互动、上下演进”,“多元互动”即国有企业产权裂变、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进行生产率竞赛并彼此互补、相互渗透,实现资本结构按效率标准优化重组的民营经济的演进方式。“上下演进”意味着民营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是强制性制度变迁(通过政府规制和法律)和诱致性制度变迁(民营企业自主创新)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