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我国,上市公司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一股独大”,二是“内部人控制”。“一股独大”是由于国有股占主导地位又不能流通而特有的国情,“内部人控制”则是现代公司制企业的普遍现象。但这两种现象结合起来,加上中国市场经济发育时间不长、游戏规则不成熟、企业的自律行为不够的现实,产生的结果远较国际上公司治理的情况复杂。因此,推进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路径,既要借鉴国际领先的做法,又要结合中国国情,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提出一套可行的解决方案,才能发挥有效的作用。
公司治理划分为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与外部治理相比,内部治理成本最低,“纠错”效果也最明显;如果内部治理没搞好,等到外部治理监督机制发挥作用,“最后补救”的性质就越强,公司不良行为给各利益相关方所造成的损失将会更大。在此,笔者提出改进上市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几点建议。
第一,建立一个职责分明、运作有效的董事会,是上市公司改进内部治理机制的关键一步。
在中国,董事会的这两大职能应分别由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来完成。非独立董事负责公司的重大战略规划和决策。董事会中余下的独立董事,完成董事会的第二大职能,即选择、评价和监督经营者。在这里,笔者给我国上市公司独董定位的职责是三个,一是监督经营管理人员,防止“内部人控制”;二是制约大股东,维护公司整体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三是充分有效地实施信息披露。如作形象比喻的话,就是独立董事应代表全体股东充当“警察”的角色。与其他董事一样,独董最终应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其过程涉及到两个环节:提名和选举。在这两个环节上,如何防止大股东和管理层的控制,成为大家关注的问题。
在这里,建议网上自荐,多方推荐,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核和提名,网上公示,引入过渡性的制度安排,以分类表决的形式,由流通股股东,或除第一大股东及其关联股东外的所有股东差额表决通过。“独立”选举出的独董在进入董事会后如何保持独立运作呢?除了独董市场的“记忆”功能外,建议以经济手段强化独立董事的责任心,要求独董个人必须自己花钱投资持有一个最低数额的公司股份,独董在任职期间不得转让其股份。这一最低数额的理论界限是:独董责任心的大小足以影响他们在公司投资的利益。
这样,一方面可以从经济利益上强化独立董事对公司事务的关注;另一方面,当独董的监督不力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时,其股份可以作为独董连带责任制度的一部分,执行对公司股东的赔偿责任。与约束机制相匹配的,是独董的激励机制。制定激励机制的原则是,在能保证充分吸引他们的前提下,使其报酬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具有风险性,即以股票期权等激励他们,使其目标同公司长远利益相统一。
第二,引入利益相关者,赋予监事会新的监督内容。
在实践中,有观点认为引入独董制度后,独董与监事会的监督功能重叠,使公司监督成本过高,并容易造成相互推诿责任,不妨取消监事会。笔者建议在监事会中引入利益相关者,赋予监事会新的监督内容。所谓利益相关者,是指所有那些向企业贡献了专用性资产,以及作为既成结果已经处于风险投资状况的人或集团,具体包括职工、债权人、供应商、客户和社区等。在现代公司制企业中,股东提供“资本”,搭建了“公司”这个平台,但公司要运作起来,平台上需要利益相关者的专门化的投入。“有限责任”和和约的不完备性决定了股东已经将一部分剩余风险转嫁给了职工、债权人和供应商等公司的利益相关者,职工、债权人和供应商等很可能因为其专用性的投资而承担了剩余风险,同时股东以其“有限责任”和通过投资组合的方式完全可以将自身风险降到最小,比其他利益相关者拥有更多的“退出”选择。利益相关者因为投入了专用性的风险资产,并分担了公司剩余风险,已有足够的激励去维护自己的权益,行使监督的权力。问题的关键是除股东以外的利益相关者以什么科学合理、可操作的形式,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公司治理。笔者认为,监事会有效发挥监督作用的前提在于明确自身的功能定位,在我国公司治理体系中,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保障制度功能缺位,但其利益与公司的相关性最大,最具有关心公司和参与监督的动机和能力,监事会应集中代表他们的利益。
第三,改进股东会投票表决机制,夯实股东民主的基础。
股东行使对公司的控制权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行使投票权,股东凭其持有的股份在公司的决策过程中拥有发言权;二是通过在资本市场上抛售其手中的股票来表达不满。我们形象地将这两种机制称为“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机制。股东基于投票权而拥有的对公司的控制,是实现股东民主的基础。但大量的事实表明,由于上市公司股权的分散,单个股东的影响力微不足道,以及中小股东获取信息、甄别信息及参与公司治理的成本较“用脚投票”,免费搭车,显得过高,股东民主的基础逐渐在削弱。
据了解,在我国上市公司的股东年会上,十人左右参加年会,是普遍的现象,但代表的股份数却能达到一半以上。事实表明,构成股东权的各种权利已经不在中小股东手中了。弘扬股东民主,是股份公司制度确立的基本宗旨。如果没有“同股同权”、“一股一票”、“表决权多数原则”做保障,公司制度就没有了基石。
于是大家提出应把希望寄托在以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身上。与个人投资者相比,机构投资者无疑在公司治理中拥有很大的发言权。机构投资者由于其资产规模大,持股数量多,用脚投票的困难和风险很大,所以其更有积极性去监督大股东和管理层。也即一旦他们发现行使监督权力的好处超过监督成本,他们就有足够的动力参与监管。去年年中基金联合反对中兴通讯增发H股,今年下半年,47只基金联盟反对招商银行发行100亿可转债风波,便是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弘扬股东民主的集中体现。
但从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以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的作用有限。第一,机构投资者认为自己并不是上市公司真正的所有者,只是机构资金的经营者,是为基金的所有者和受益者的利益来运作资金的,是赚了钱就走的短期谋利者,而不是注重公司长期利益的投资者。他们既不愿参加董事会,也无意改组公司或帮助公司改善经营。这与大部分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少、圈钱频繁有关,也与基金公司从投入与产出效益去比较有关。因此机构投资者缺乏介入公司事务的积极性。第二,因法规的限制,以及广泛采用组合投资分散风险,目前一只基金拥有上市公司的股票从20至100只不等,但拥有单个公司的股票有限,除了几只“重仓股”外,他们甚至很少参加股东大会,对投资组合中过半以上的股票,他们认为与用脚投票相比,参加股东大会既浪费时间又花费差旅费,且效果有限,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发挥得并不理想。第三,以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在市场上的影响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据不完全统计,到2003年中,在全国近1250余家A股上市公司中,近100只基金共持有340余只股票,占A股公司家数的27%,如果将其中仅一只基金持有的近80只股票剔出的话,基金投资的覆盖率不到21%,剩下的近80%的上市公司的股票主要有中小散户持有,他们的治理问题有谁来过问呢?股东会是股东主张权利的最重要场所,股东会权利定位的最终目标是实现股东价值。要真正实现股东价值,必须使广大流通股东积极参加到股东大会的决策中来。股东会权力的定位应体现在流通股东利益的保护,和参与对公司重大事务的决策权。目前我们过多地强调了前者,而忽视了后者,原因是不少人认为股东会对公司事务管理控制权也许只在理论上具有可行性。因为股东会作为一种非常设机构,不可能对瞬息万变的公司日常业务作出及时反应,股东会依靠一年一度的股东年会或是临时性的股东大会,不可能对公司事务实行有效管理,股权的日益分散也不可能使得单个股东对公司事务施加影响。
这种理论上的可行性与现实障碍的矛盾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和股权的日益分散,而日显突出,并不同程度地导致股东大会的形式化和“空壳化”。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放弃促进股东大会有效运作的努力,相反,笔者认为,消除股东大会的形式化和“空壳化”,促进股东大会有效运作,并非做不到。前面提到,流通股东选举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董事,实施对大股东和管理层的监督,是主张股东会监督权力的体现;这里我们再提出,采用委托投票制度,实施对公司重大事项的表决权,则是主张股东会决策权力的体现。创新并完善股东大会的投票表决制度,通过程序的规制来强化实体权力的保护,是公司治理机制成熟的表现。委托投票制度———委托投票制度是一种表决权的代理制度。公司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会,代理人向公司提交股东授权委托书,并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
股东亲自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两者具有同等效力。委托投票制在实际操作中主要有三种具体方式:一是股东间相互委托投票;二是股东将投票表决权委托授予董事会;三是股东将投票表决权授予专业中介机构。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和股东数量的增多,股东间相互委托投票,已经越来越困难了;股东将投票表决权委托授予董事会,哪怕授予独立董事,也会导致股东会功能弱化,变相成为董事会了;股东将投票表决权授予专业中介机构,只要这些机构有研究,有主见,能真正替流通股东表达意见,即使对机构投资人实行有偿服务,也无不妥。市场有这个需要,至少以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人有这个需要,笔者相信在机构投资人与中小投资人之间就会形成良性互动。
需要补充一点的是,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理论上能起到中小股东投票的力度和效果,防止大股东的垄断,但在实践中上市公司可以通过分期分批改选董事而轻易化解中小股东的影响力。
现代通讯投票制度———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为什么会形式化和“空壳化”,除了流通股东认为自己对公司的影响力有限外,一个重要原因,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就是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称。一位持有一万股深发展的广州股民,去深圳参加深发展的股东会,除了交通、食宿费自理外,还要花半天的时间坐下来,听董事会、监事会的长篇报告,但他拥有的表决权却只占全部表决权的二十万分之一,显然他会选择放弃参加,更不用说西北地区的股民了。现代通讯投票制度,可以缓解成本与收益不对称的矛盾。
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已使投资人采用电话和计算机网络进行表决或委托表决,通过交易所和中央结算公司核实身份和点票结果应无技术障碍。但这一现代通讯制度的采用对我国股东大会的投票表决制度来说是革命性的,因为只有这种方式,才有可能缓解中小股东参加股东会成本与收益不对称的矛盾,使他们有兴趣参与公司治理,在股东大会上能听得到自己的声音;流通股东投票选举独立董事、实行委托投票制度,才能有坚实的股东基础,股东民主才能得到体现。
来源:中国证券报 作者:朱文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