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有企业在产权制度改革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需要研究和尚待解决的问题,如何管理好国有大型企业,也是当前各界关注的焦点。
近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了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锦华,与这位专家型管理者进行了一次关于企业管理的对话。
中国经济时报:您认为,企业的所有制和管理制度到底谁优越?大亚湾这次改革,在产权制度方面是否理顺关系了?
刘锦华:没有。由于大亚湾核电站建设初期是以核养核、滚动发展,所以利润留给了广东核电,这就把广东核电限制住了,本来出资人应该拥有对剩余价值的索取权和对资产的监督管理权。但现在谁来索取,国资委从来不收取,红利也从来不交给国家,这是一个到现在也没解决的问题。
中国经济时报:这次国企改制也没解决这个问题吗?
刘锦华:有改变,但没有解决。比如委托经营,红利在哪儿,谁是出资人,这是个大问题。作为法人公司所拥有的财产储备权还不完整,现在的资产都在集团公司,但能不能完全自己支配?如果核电的利润投到别的产业,别人就有意见,因为大亚湾建设初期是以核养核,资金只能用于核电。总体上说,现在最大的问题仍然是产权不清,公司治理仍是一个最基本问题,也是企业的生命基点。
当初,合营公司的港方第一任常务副总经理,是香港的第一任廉政公署署长,使公司的控制制度比较严,所以广东核电合营公司非常规范。但产权问题不解决,公司就不能成为真正的独立法人,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中国经济时报:有专家说,中国在目前的大型建设项目管理上,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思考和解决,您怎么看?
刘锦华:首要问题就是体制。必须明确一个制度的存在,首先是为了创造效益。
中国经济时报:过去您做审计,而且专业是水利工程,对经营管理是个门外汉,怎么想起写《管理随笔》,而且内容也与其他管理专业书不太一样,是想来论证一下你的管理思想?
刘锦华:我曾在西北某研究院当副院长,到了大型国企后又搞审计。其实审计也是建立一套内部管理体系。在做审计的过程中,我接触了较多的公司治理结构,我认为,管理就是建立一个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我也很希望通过一个工程为国有企业的管理想出点儿东西来。
中国经济时报:我们注意到岭澳核电工程的建设,比国家批准的概算节约了15%,这与你的管理思想正好吻合吗?
刘锦华:我比较喜欢一种观点,即30%是决策、40%是执行、30%是机遇,在决策上应该说上级领导做了很多的基础工作,我只是在后面有些作为,主要作为是在上级,执行上则是整个团队的努力,但同时还要有一个很好的机遇。而计划与合同是质量控制的一个自然结果,但决策、执行、机遇不能摆在一个水平上。
中国经济时报:您曾说过您遇到的机会好。
刘锦华:有个故事,一个人被淹在水中,绝望中看见了一条船,他没有喊救命,以为上帝会来救他。后来又有一根木头从他身边漂过,他仍然坚信上帝会来救他,所以他还是没有伸手去抓。死后他见到上帝,并责怪上帝不去救他,上帝说,我已给了你两次机会。
1995年后,全世界面临通货膨胀的危机,如果还是用固定的通货膨胀率计算购买设备,等于我们没去抓那根木头,也不可能节约将近九千万美元。1996年,欧元一路下滑,如果静态地控制动态的管理,等于“老天爷给的”汇率差没抓住。企业要学会把债务也当成一种资源,因此我们又赚回了8000万美元。
中国经济时报:在您的书里提到了“大团队精神”,这个与其他团队精神有什么区别?
刘锦华:几年前,我也深入思考过,其实这是讲人和人之间、人和组织之间的关系。我归纳出三个要素,就是要有统一的目标、统一的运作规则和一个大家认同的文化。但集体主义不需要一个明确的目标,运作规则也谈不上,也不需要一个共同的文化。
中国经济时报:团队精神与企业领袖的个人素质和综合能力是不是相互矛盾?
刘锦华:作为一个企业领导者,需要的是团队管理,就是如果得不到团体冠军的话,任何的单项冠军都会黯然失色。对整个企业来说,如果能够创造出一个团体冠军,大家都感到很光荣,作为领导者要把这个团队汇合到一个共同的目标、共同的运作规则,然后在运作中提取大家能接受的一种文化,单枪匹马不会变成领袖人物,也不会达到无为而治的目标。
中国经济时报:您的管理思想有句话,让企业的坏消息畅通无阻。一般企业都是封锁坏消息,因为对企业内部的员工来讲,坏消息有时候会影响员工情绪;对外部来讲,企业的形象受损和品牌,不知道您的含义指的是什么?
刘锦华:坏消息基本上涉及到安全和质量的缺陷与隐患,必须让大家都知道。比如核安全文化,当时法国人就说,如果一个人不知道消息,发生了事故,这个事故造成的损失是很大的,假如造成了停堆,一停堆再起堆,一天就损失100万美元。
因此,我们鼓励员工把自己的错误及时报告上来,道理很简单,他不报告,你去查,可能要两三天才能查出来,特别是对核电站来讲,这样的损失更大。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作者:徐滨,李希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