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在运营状况、盈利、资本结构和市场评价四大绩效方面的表现都优于非民营企业。但是,由于民企的素质良莠不齐,潜在的风险也较高。民企和非民企在绩效上的差异主要是由其公司治理机制效率的差异造成的。因此,仅仅从控股权上将现有国有企业改制成民营企业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改变企业的治理结构。
自1992年6月2日第一家民营企业华源实业(000014)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始挂牌交易以来,民营上市企业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尤其是1998年之后,其增长不断加速,截至2002年底,我国的上市公司中的民营企业已经接近200家。但与此同时,证券市场关于是否"一民就灵"的争论却是旷日持久且至今尚无定论。民营上市企业在绩效表现方面是否一定优于非民营上市企业?如果是,原因又是什么?
民营化运动席卷全球
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世界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的标志之一就是席卷全球的"民营化"运动。顾名思义,民营化就是指将政府控股的企业(一般为颇具影响的大型企业)的股份售予民间个人投资者,使其产权更加清晰化,以充分调动企业各方的积极性。
其实,世界民营化运动由来已久,早在1961年,前西德阿登纳政府就已经进行了所谓的"非国有化"的尝试。他们于1961年和1965年先后两次将原先由政府持有的Volkswagen和VEBA的大部分股份出售给个人投资者,且主要是小投资者,但是由于股市整体滑坡的拖累,最后不得不由政府出面解救那些陷入困境的小投资者。这样,由于此次非国有化尝试的效果不理想,所以并没有引起其它国家的注意。
十多年后非国有化运动再次重现,在1979年撒切尔夫人当选英国首相后不久,就开始了大规模地出售国有企业的政府股份,其中以出售英国航空和英国电讯等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最为成功,此时非国有化政策才逐渐得到原本持怀疑态度的公众的认可。于此同时,由管理学大师彼德·德鲁克提出的"民营化"的名称也正式取代了原先的"非国有化"的名称。
英国民营化运动的成功,向全世界展示了民营化众多诱人的正面效应。若设计和执行得当,民营化确实可以带来政府、企业、消费者和投资者四方共赢的局面。对于政府,民营化减轻了其财政负担、增加了收入并促进了国民经济效率的提高;对于企业,民营化使企业的绩效明显好转;对于消费者,民营化带来了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对于投资者,民营化则使得他们获得了丰厚的资本回报。
随后,民营化政策渐渐被多国政府所接纳。在法国,希拉克总统在1986至1988年间进行了22家企业、约12亿美元的民营化资产转换。意大利、德国、西班牙和日本等国自90年代以来也开始实行了大规模的民营化活动。除了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之外,民营化的浪潮也遍及了拉丁美洲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同时,在前计划经济国家,如独联体国家和东欧国家,民营化已成为其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转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根据亨利·吉本编撰的《国际民营化》记载,截至1999年底,全球的民营化金额超过1万亿美元。
尽管民营化运动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其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也出现了不少失败的例子,尤其是在独联体国家和部分拉美国家。这充分说明了民营化运动本身的复杂性,它是整体经济转型的一个较长期的过程,并非一个单纯的事件或政策,不可能一蹴而就、迅速实现人们所期望的高效率和低成本等脱胎换骨式的转变,而是需要因地制宜,要有宏观经济环境和法制基础相配套,只有这样民营企业才可在适宜的环境中发挥其特长。因此,人们最为关心的两个问题是:1、相对于非民营企业,民营企业是否确实具有绩效方面的优势?2、如果民营企业具有优势,其原因何在?
我国民营化运动成绩斐然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里民营化运动的先驱者,也是最成功的国家之一。众所周知,我国民营经济发展是经济改革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过去二十年间使中国经济和社会旧貌换新颜。据统计,从1989年至1999年间,民营经济所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以28%的高速增长,远高于同期国有经济的增长率,且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已超过了国有经济部门。另外,从1994年以来民营经济每年平均增加就业达820万人,是唯一能够吸纳从国营企业下岗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经济部门。
上市民营企业正是我国民营经济迅猛发展的一个缩影,所以对上市民营企业的争论不仅是证券市场的一个重要问题,也事关整个国民经济。正因为如此,我们就上述两个问题对1999-2001年间我国A股市场中的民营企业做一个全面的分析。我们首先比较民营企业与非民营企业在经营绩效上的差异,然后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深入分析导致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以期望我们的发现可以对证券市场监管者、投资者、上市公司管理者、乃至宏观经济决策部门有所帮助。
首先,我们对上市公司中的民营企业进行了确认。以第一大股东是否是自然人、民营企业或职工持股会为标准,我们对沪深两地的上市公司进行了逐一的筛选,最终我们确定了截至2002年底,沪深两市中共有197家民营上市公司。
民营企业上市的方式可以简单归为以下三类:IPO、MBO、买壳上市。在所有的197家民营企业中,通过IPO直接上市的有71家,占总数的36%;通过管理层收购(MBO)而间接上市的有6家,占总数的3%;通过买壳上市的有120家,占总数的61%。民营上市公司分布在14个不同的行业。其中,综合类的民营上市企业最多,达到50家,占总数的24%;其次是电子和通讯行业,总共有34家,占总数的16%;第三是医药行业,共20家,占总数的10%;第四是轻工业,共18家,占总数的9%。
上市民企的绩效特点
对上市公司中的民营企业进行了确认之后,我们将比较民营上市公司与非民营上市公司之间的绩效。除了对民营上市公司与非民营上市公司整体的比较之外,我们还做了分地区(东、中、西)和分行业的比较。绩效主要由四个主要方面反映:(一)运营状况,包括三个指标: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效率和主营业务人均收入。(二)盈利状况,包括四个指标:销售回报率、净资产回报率、资产回报率和人均净利润。(三)资本结构,包括两个指标:长期财务杠杆比和总财务杠杆。(四)市场评价,指标为托宾Q值。
我们发现,非民营企业的平均主营业务收入都是民营企业的两倍以上。但是,众所周知,主营业务收入一方面取决于企业规模,另一方面取决于企业的运营效率,所以需要使用其它指标来进一步分析民营和非民营企业的效率。从另两个指标─成本效率和人均销售收入来看,成本效率二者基本相似,民营企业略好于非民营企业,可在人均销售收入方面,非民营企业则大大高于民营企业。显而易见,非民营企业在主营业务收入方面的优势主要是由于其规模大大超过民营上市企业所致。相比之下,民营企业的优势在于管理效率比较高,体现在人均销售收入方面,民营企业大大好于非民营企业。
在反映盈利能力的在四个指标上,民营的平均水平都高于非民营企业,显示出其较强的盈利能力。在长期财务杠杆方面,民营企业大大低于非民营企业,而在总财务杠杆方面,民营企业则要高于非民营企业。这说明非民营企业的长期财务风险要大于民营企业,且从这一差异我们可以推断,民营企业通过短期的借贷形式进行融资的比例高于非民营企业。换言之,非民营企业更容易得到长期信贷的支持,这在某种程度上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民营企业长期融资瓶颈的存在。
托宾的Q是反映投资者对于上市企业总体评价的指标,Q值越高则表明市场对于该上市公司的市场评价和预期越高。在A股市场上,民营企业的Q值大大高于非民营上市企业。这说明,平均而言,市场上的投资者对于民营企业的市场评价和预期均高于非民营企业,这一结果与之前这两类企业在运营状况、盈利能力、财务杠杆(财务风险)方面的差异是一致的,表明市场对这两类企业的评价是比较理性的。
总而言之,上市民企在绩效表现方面呈现出四大特点:(1)规模虽小但效率高;(2)盈利能力强;(3)短期负债比例高、长期融资难;和(4)市场评价高。
西部上市民企表现优异
从分地区的比较看东部地区的上市公司,无论民营和非民营,运营效率都比较高,民营企业的人均销售收入略高于非民营企业。中部地区的民营和非民营上市公司的运营效率普遍比较低,民营企业甚至劣于非民营企业;西部地区的民营企业与非民营企业的差异非常大,民营企业在运营效率方面远优于非民营企业。其中,最令人意外的是,西部地区的民营企业表现优异,其运营状况接近于东部水平。
除了简单的比较之外,我们还使用的更加复杂、严格的统计计量方法检验了两类企业的绩效,结果与上述结论完全一致。研究结果表明,西部地区的民营化步伐远较中部地区为快,体现在民营上市公司的数量、质量、经营规模和效率诸方面。从另一个侧面来看,它向我们展示了西部大开发必须走"国退民进"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缩小目前东西部之间的巨大差距。
民企治理结构的四大优势
如上所述,民营企业与非民营企业在绩效方面出现了颇大的差异,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两类上市公司在治理机制方面的差异。为了验证这一看法,我们选取了五个主要治理指标: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前五大股东持股赫芬戴尔指数(各股东持股平方之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比例和董事会中外部董事比例。
众所周知,公司治理的目的即在于解决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即代理成本问题)以及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即"隧道行为"问题)。我们选取的这五个指标正是关系到这两大利益冲突的最为重要的治理机制。前三个指标主要反映了股权的集中程度。股权集中程度越高,大股东对管理层实行监督的积极性就越高,代理成本也就越小;但同时股权集中程度越高,大股东进行"隧道行为"的可能性也就越高。从这三个指标也可以看出其他大股东(如第二至第五位)对第一大股东的制约作用。制约力越强,则大股东的积极作用越容易实现而消极作用越不容易体现。管理层持股比例反映了公司的代理成本,管理层持股越多,对其激励就越高,企业的代理成本也就越小。外部董事占董事会比例越高,对大股东的制衡就越强,企业发生"隧道行为"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的平均值民营企业略低于非民营企业。具体而言,民营企业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约为52%左右,而非民营企业则为60%左右。民营企业的赫芬戴尔指数也要低于非民营企业。这说明民营企业的股权集中程度低于非民营企业,此乃民企治理结构的第一大优势。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可以看到,民营企业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要少于非民营企业达10%以上,因此我们得出进一步的结论,民营上市企业较非民营上市企业大股东持股集中程度较小,尤其体现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少;而在第二到第五位大股东持股方面两类企业基本相当,因此在民营企业中其他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约力更强。后者为民企治理结构的第二大优势。
虽然高级管理人员大量持股这一现象在我国目前尚不普遍,但民营企业的这一指标略高于非民营企业,这说明民营企业在对经理层的激励-约束机制设计方面优于国有企业,此乃为民企治理结构的第三大优势。对于董事会中外部董事所占的比例,民营企业的外部董事比例普遍高于非民营企业,显示民营企业相比非民营企业更加注重这一公司治理机制,此为民企治理结构的第四大优势。
治理优势转化为优异绩效
比较告诉我们,民营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较非民营上市公司更加合理。但是,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效果如何,即不同的公司治理水平是如何导致不同的企业绩效的,这个问题还需要使用更加复杂的方法去研究。我们通过回归分析的方法对上述几个主要的公司治理机制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
结果显示,对于非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持股集中度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着"U"型关系,即随着股权集中程度的提高,企业绩效先下降,然后在到达最低点后转而上升。这个结果和发达国家市场的情况恰恰相反,在这些成熟市场中,企业绩效与股权集中度之间呈现一个倒"U"关系。根据经典的公司治理理论,出现这一差异的原因是因为在发达市场中的市场规范、法律保护比较完善,而新兴市场在这些方面则比较欠缺。大股东对企业的作用实际上是一柄双刃剑,既有积极的又有消极的因素。两种因素孰大孰小则取决于市场规范、法律保护的完善程度。在成熟、发达的市场环境中,由于法律保护比较完善,大股东的股权大量集中弊大于利;而当法律保护较不完善时,股权集中则利大于弊,成为一种"次优选择"。研究发现,在发达市场中,股权集中超过适宜的程度之后就对企业绩效产生负作用;而在我国A股市场中,需要股权的大量集中才能够增进企业绩效。
虽然民营上市公司和非民营上市公司都有着"'U'型曲线",但是对于两类上市公司,相同的公司治理机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力是不同的。我们发现,对于民营企业,随着股权集中程度的提高,企业的绩效会急剧提高;而对于非民营企业,尽管股权集中度的提高也会带来绩效收入的提高,但是提高的幅度相比民营企业要小很多。也就是说,同样程度的股权集中度提高,对于民营上市公司的作用大于非民营上市公司。
尽管目前在我国证券市场上,股权集中对企业有着正面作用,但我们绝对不能忘记第一大股东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有正面的监督管理层的作用又有负面的隧道效应,因此它对企业价值的提升则取决于两种效应的相对强弱。实证检验表明,上市公司的隧道行为在我国相当普遍,民营上市公司也不例外,只是它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非民企一般通过另一国有母公司转移共用资源,民企则基本上将共用资源转移至背后的自然人。对于这一问题,我们认为就公司治理本身而言,发挥其他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监督是有效的选择。政府主管部门也应该通过制订和完善相关的条例及法规来限制第一大股东不利于企业和小股东的负面行为,引导其积极作用的发挥;同时也需要杜绝其他大股东与第一大股东形成在利益上的垄断联盟。
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和外部董事这两个治理机制与企业绩效关系并不显著。前者的原因在于与国际比较,高级管理人员持股这一机制在我国尚不普遍,因此如何设计出更加合理有效的方法来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将是一个意义非凡的任务。而外部董事这一措施,在目前看来并未实现原先期望的监督作用,因此有必要对外部董事职能、责任、专业知识以及道德水平作出进一步的规范,以充分发挥其作用。
改善治理结构重于简单改制
从研究结果来看,我们认为,仅仅从控股权上将现有国有企业改制成民营企业远远不够,更为重要的是改变企业的治理结构,要设立一个合理的股权结构,充分发挥大股东和董事会监督高级管理人员的机制及经理层的激励-约束机制,同时将大股东隧道行为的负面效应降至最低。尽管大多数民企仍属于家族企业,有许多治理上的薄弱环节,但实证结论表明至少在现阶段这种形式还是相当有效的。长期以来,社会上流行着只强调改制而忽略治理结构的观点,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不全面,研究中部地区民企绩效逊于非民企的实证证据支持了上述观点。
香港大学课题组课题
主持人:张俊喜
课题协调人:上海证券交易所张卫东
课题组成员:张俊喜、张华
民营化运动席卷全球
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世界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的标志之一就是席卷全球的"民营化"运动。顾名思义,民营化就是指将政府控股的企业(一般为颇具影响的大型企业)的股份售予民间个人投资者,使其产权更加清晰化,以充分调动企业各方的积极性。
其实,世界民营化运动由来已久,早在1961年,前西德阿登纳政府就已经进行了所谓的"非国有化"的尝试。他们于1961年和1965年先后两次将原先由政府持有的Volkswagen和VEBA的大部分股份出售给个人投资者,且主要是小投资者,但是由于股市整体滑坡的拖累,最后不得不由政府出面解救那些陷入困境的小投资者。这样,由于此次非国有化尝试的效果不理想,所以并没有引起其它国家的注意。
十多年后非国有化运动再次重现,在1979年撒切尔夫人当选英国首相后不久,就开始了大规模地出售国有企业的政府股份,其中以出售英国航空和英国电讯等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最为成功,此时非国有化政策才逐渐得到原本持怀疑态度的公众的认可。于此同时,由管理学大师彼德·德鲁克提出的"民营化"的名称也正式取代了原先的"非国有化"的名称。
英国民营化运动的成功,向全世界展示了民营化众多诱人的正面效应。若设计和执行得当,民营化确实可以带来政府、企业、消费者和投资者四方共赢的局面。对于政府,民营化减轻了其财政负担、增加了收入并促进了国民经济效率的提高;对于企业,民营化使企业的绩效明显好转;对于消费者,民营化带来了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对于投资者,民营化则使得他们获得了丰厚的资本回报。
随后,民营化政策渐渐被多国政府所接纳。在法国,希拉克总统在1986至1988年间进行了22家企业、约12亿美元的民营化资产转换。意大利、德国、西班牙和日本等国自90年代以来也开始实行了大规模的民营化活动。除了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之外,民营化的浪潮也遍及了拉丁美洲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同时,在前计划经济国家,如独联体国家和东欧国家,民营化已成为其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转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根据亨利·吉本编撰的《国际民营化》记载,截至1999年底,全球的民营化金额超过1万亿美元。
尽管民营化运动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其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也出现了不少失败的例子,尤其是在独联体国家和部分拉美国家。这充分说明了民营化运动本身的复杂性,它是整体经济转型的一个较长期的过程,并非一个单纯的事件或政策,不可能一蹴而就、迅速实现人们所期望的高效率和低成本等脱胎换骨式的转变,而是需要因地制宜,要有宏观经济环境和法制基础相配套,只有这样民营企业才可在适宜的环境中发挥其特长。因此,人们最为关心的两个问题是:1、相对于非民营企业,民营企业是否确实具有绩效方面的优势?2、如果民营企业具有优势,其原因何在?
我国民营化运动成绩斐然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里民营化运动的先驱者,也是最成功的国家之一。众所周知,我国民营经济发展是经济改革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过去二十年间使中国经济和社会旧貌换新颜。据统计,从1989年至1999年间,民营经济所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以28%的高速增长,远高于同期国有经济的增长率,且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已超过了国有经济部门。另外,从1994年以来民营经济每年平均增加就业达820万人,是唯一能够吸纳从国营企业下岗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经济部门。
上市民营企业正是我国民营经济迅猛发展的一个缩影,所以对上市民营企业的争论不仅是证券市场的一个重要问题,也事关整个国民经济。正因为如此,我们就上述两个问题对1999-2001年间我国A股市场中的民营企业做一个全面的分析。我们首先比较民营企业与非民营企业在经营绩效上的差异,然后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深入分析导致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以期望我们的发现可以对证券市场监管者、投资者、上市公司管理者、乃至宏观经济决策部门有所帮助。
首先,我们对上市公司中的民营企业进行了确认。以第一大股东是否是自然人、民营企业或职工持股会为标准,我们对沪深两地的上市公司进行了逐一的筛选,最终我们确定了截至2002年底,沪深两市中共有197家民营上市公司。
民营企业上市的方式可以简单归为以下三类:IPO、MBO、买壳上市。在所有的197家民营企业中,通过IPO直接上市的有71家,占总数的36%;通过管理层收购(MBO)而间接上市的有6家,占总数的3%;通过买壳上市的有120家,占总数的61%。民营上市公司分布在14个不同的行业。其中,综合类的民营上市企业最多,达到50家,占总数的24%;其次是电子和通讯行业,总共有34家,占总数的16%;第三是医药行业,共20家,占总数的10%;第四是轻工业,共18家,占总数的9%。
上市民企的绩效特点
对上市公司中的民营企业进行了确认之后,我们将比较民营上市公司与非民营上市公司之间的绩效。除了对民营上市公司与非民营上市公司整体的比较之外,我们还做了分地区(东、中、西)和分行业的比较。绩效主要由四个主要方面反映:(一)运营状况,包括三个指标: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效率和主营业务人均收入。(二)盈利状况,包括四个指标:销售回报率、净资产回报率、资产回报率和人均净利润。(三)资本结构,包括两个指标:长期财务杠杆比和总财务杠杆。(四)市场评价,指标为托宾Q值。
我们发现,非民营企业的平均主营业务收入都是民营企业的两倍以上。但是,众所周知,主营业务收入一方面取决于企业规模,另一方面取决于企业的运营效率,所以需要使用其它指标来进一步分析民营和非民营企业的效率。从另两个指标─成本效率和人均销售收入来看,成本效率二者基本相似,民营企业略好于非民营企业,可在人均销售收入方面,非民营企业则大大高于民营企业。显而易见,非民营企业在主营业务收入方面的优势主要是由于其规模大大超过民营上市企业所致。相比之下,民营企业的优势在于管理效率比较高,体现在人均销售收入方面,民营企业大大好于非民营企业。
在反映盈利能力的在四个指标上,民营的平均水平都高于非民营企业,显示出其较强的盈利能力。在长期财务杠杆方面,民营企业大大低于非民营企业,而在总财务杠杆方面,民营企业则要高于非民营企业。这说明非民营企业的长期财务风险要大于民营企业,且从这一差异我们可以推断,民营企业通过短期的借贷形式进行融资的比例高于非民营企业。换言之,非民营企业更容易得到长期信贷的支持,这在某种程度上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民营企业长期融资瓶颈的存在。
托宾的Q是反映投资者对于上市企业总体评价的指标,Q值越高则表明市场对于该上市公司的市场评价和预期越高。在A股市场上,民营企业的Q值大大高于非民营上市企业。这说明,平均而言,市场上的投资者对于民营企业的市场评价和预期均高于非民营企业,这一结果与之前这两类企业在运营状况、盈利能力、财务杠杆(财务风险)方面的差异是一致的,表明市场对这两类企业的评价是比较理性的。
总而言之,上市民企在绩效表现方面呈现出四大特点:(1)规模虽小但效率高;(2)盈利能力强;(3)短期负债比例高、长期融资难;和(4)市场评价高。
西部上市民企表现优异
从分地区的比较看东部地区的上市公司,无论民营和非民营,运营效率都比较高,民营企业的人均销售收入略高于非民营企业。中部地区的民营和非民营上市公司的运营效率普遍比较低,民营企业甚至劣于非民营企业;西部地区的民营企业与非民营企业的差异非常大,民营企业在运营效率方面远优于非民营企业。其中,最令人意外的是,西部地区的民营企业表现优异,其运营状况接近于东部水平。
除了简单的比较之外,我们还使用的更加复杂、严格的统计计量方法检验了两类企业的绩效,结果与上述结论完全一致。研究结果表明,西部地区的民营化步伐远较中部地区为快,体现在民营上市公司的数量、质量、经营规模和效率诸方面。从另一个侧面来看,它向我们展示了西部大开发必须走"国退民进"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缩小目前东西部之间的巨大差距。
民企治理结构的四大优势
如上所述,民营企业与非民营企业在绩效方面出现了颇大的差异,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两类上市公司在治理机制方面的差异。为了验证这一看法,我们选取了五个主要治理指标: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前五大股东持股赫芬戴尔指数(各股东持股平方之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比例和董事会中外部董事比例。
众所周知,公司治理的目的即在于解决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即代理成本问题)以及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即"隧道行为"问题)。我们选取的这五个指标正是关系到这两大利益冲突的最为重要的治理机制。前三个指标主要反映了股权的集中程度。股权集中程度越高,大股东对管理层实行监督的积极性就越高,代理成本也就越小;但同时股权集中程度越高,大股东进行"隧道行为"的可能性也就越高。从这三个指标也可以看出其他大股东(如第二至第五位)对第一大股东的制约作用。制约力越强,则大股东的积极作用越容易实现而消极作用越不容易体现。管理层持股比例反映了公司的代理成本,管理层持股越多,对其激励就越高,企业的代理成本也就越小。外部董事占董事会比例越高,对大股东的制衡就越强,企业发生"隧道行为"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的平均值民营企业略低于非民营企业。具体而言,民营企业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约为52%左右,而非民营企业则为60%左右。民营企业的赫芬戴尔指数也要低于非民营企业。这说明民营企业的股权集中程度低于非民营企业,此乃民企治理结构的第一大优势。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可以看到,民营企业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要少于非民营企业达10%以上,因此我们得出进一步的结论,民营上市企业较非民营上市企业大股东持股集中程度较小,尤其体现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少;而在第二到第五位大股东持股方面两类企业基本相当,因此在民营企业中其他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约力更强。后者为民企治理结构的第二大优势。
虽然高级管理人员大量持股这一现象在我国目前尚不普遍,但民营企业的这一指标略高于非民营企业,这说明民营企业在对经理层的激励-约束机制设计方面优于国有企业,此乃为民企治理结构的第三大优势。对于董事会中外部董事所占的比例,民营企业的外部董事比例普遍高于非民营企业,显示民营企业相比非民营企业更加注重这一公司治理机制,此为民企治理结构的第四大优势。
治理优势转化为优异绩效
比较告诉我们,民营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较非民营上市公司更加合理。但是,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效果如何,即不同的公司治理水平是如何导致不同的企业绩效的,这个问题还需要使用更加复杂的方法去研究。我们通过回归分析的方法对上述几个主要的公司治理机制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
结果显示,对于非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持股集中度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着"U"型关系,即随着股权集中程度的提高,企业绩效先下降,然后在到达最低点后转而上升。这个结果和发达国家市场的情况恰恰相反,在这些成熟市场中,企业绩效与股权集中度之间呈现一个倒"U"关系。根据经典的公司治理理论,出现这一差异的原因是因为在发达市场中的市场规范、法律保护比较完善,而新兴市场在这些方面则比较欠缺。大股东对企业的作用实际上是一柄双刃剑,既有积极的又有消极的因素。两种因素孰大孰小则取决于市场规范、法律保护的完善程度。在成熟、发达的市场环境中,由于法律保护比较完善,大股东的股权大量集中弊大于利;而当法律保护较不完善时,股权集中则利大于弊,成为一种"次优选择"。研究发现,在发达市场中,股权集中超过适宜的程度之后就对企业绩效产生负作用;而在我国A股市场中,需要股权的大量集中才能够增进企业绩效。
虽然民营上市公司和非民营上市公司都有着"'U'型曲线",但是对于两类上市公司,相同的公司治理机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力是不同的。我们发现,对于民营企业,随着股权集中程度的提高,企业的绩效会急剧提高;而对于非民营企业,尽管股权集中度的提高也会带来绩效收入的提高,但是提高的幅度相比民营企业要小很多。也就是说,同样程度的股权集中度提高,对于民营上市公司的作用大于非民营上市公司。
尽管目前在我国证券市场上,股权集中对企业有着正面作用,但我们绝对不能忘记第一大股东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有正面的监督管理层的作用又有负面的隧道效应,因此它对企业价值的提升则取决于两种效应的相对强弱。实证检验表明,上市公司的隧道行为在我国相当普遍,民营上市公司也不例外,只是它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非民企一般通过另一国有母公司转移共用资源,民企则基本上将共用资源转移至背后的自然人。对于这一问题,我们认为就公司治理本身而言,发挥其他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监督是有效的选择。政府主管部门也应该通过制订和完善相关的条例及法规来限制第一大股东不利于企业和小股东的负面行为,引导其积极作用的发挥;同时也需要杜绝其他大股东与第一大股东形成在利益上的垄断联盟。
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和外部董事这两个治理机制与企业绩效关系并不显著。前者的原因在于与国际比较,高级管理人员持股这一机制在我国尚不普遍,因此如何设计出更加合理有效的方法来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将是一个意义非凡的任务。而外部董事这一措施,在目前看来并未实现原先期望的监督作用,因此有必要对外部董事职能、责任、专业知识以及道德水平作出进一步的规范,以充分发挥其作用。
改善治理结构重于简单改制
从研究结果来看,我们认为,仅仅从控股权上将现有国有企业改制成民营企业远远不够,更为重要的是改变企业的治理结构,要设立一个合理的股权结构,充分发挥大股东和董事会监督高级管理人员的机制及经理层的激励-约束机制,同时将大股东隧道行为的负面效应降至最低。尽管大多数民企仍属于家族企业,有许多治理上的薄弱环节,但实证结论表明至少在现阶段这种形式还是相当有效的。长期以来,社会上流行着只强调改制而忽略治理结构的观点,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不全面,研究中部地区民企绩效逊于非民企的实证证据支持了上述观点。
香港大学课题组课题
主持人:张俊喜
课题协调人:上海证券交易所张卫东
课题组成员:张俊喜、张华
来源:中国证券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