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内金融机构在控制金融风险方面存在明显的误区,即重视监管,忽视治理结构建设。实际上,在控制金融风险方面,金融监管无论如何重要,都无法取代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建设。
国内一些金融机构积聚的金融风险,主要是由治理结构方面的制度安排所致。如对于国有银行来说,产权属于公有产权,虽然名义上全民所有,但实际上不可分割,没有量化到个人,产权所固有的激励功能无法实现。国有银行经营者缺乏降低风险的激励,把贷款投向关系人或对自己有好处的客户,损失是国家的,获利是个人的,因此,难以克服道德风险问题。这样,控制金融风险只能诉诸外部监管。而外部监管机构难以获得金融机构行为的充分信息,因此,控制金融风险的作用是有限的。如果通过过于严格的惩罚措施来提高金融机构违规行为的代价,则会出现负面影响。如银行信贷的终身责任制推出后,一部分银行来说选择不贷款。众多的国有银行不贷款后就出现了"惜贷"和通货紧缩现象。如果外部监管不严厉,则金融风险的集聚难以避免。
国外很多金融机构的产权最初也为国有的,但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国有产权逐渐退出。这其实是经济效率的表现。私有产权能够产生激励与约束效应,降低风险所获得收益与产权所有者的收益是一致的,因此,所有者有积极性关心金融机构的风险。他们会主动采取行动降低金融风险。在这样的前提下,外部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与产权所有者降低风险的努力将互为补充。
经过比较,国有金融机构的制度安排有着天然的产生风险的"冲动",因此,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仅强调外部监管是远远不够的。国内虽然采取了诸多的防范措施降低金融风险,如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分别成立了银行、证券、保险业的监管机构,且不断增强监管机构的独立性等等,这些措施虽然与历史比均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由于改革起始于一种极端的情况,即100%的国有产权,因此,根本性的矛盾尚未解决。"债转股"虽然有效,但它只能解决存量问题,而不能解决增量问题。这一点已经说明了中国金融机构治理结构改革的迫切性。
有人可能提出疑问说,目前国内金融机构已经建立起了现代企业制度,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企业组织形式是国有独资公司,其他的一些金融机构(除合作金融组织外)也实行了公司制的企业组织形式,建立起了公司治理结构,在治理结构方面似乎不存在什么问题了。但实际上,中国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与国外金融机构的治理机构仍存在显著的区别。
国有独资银行是中国金融转轨过程中的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安排,从本质上说,在治理结构方面与改革前的纯而又纯的国有企业没有什么区别。因此,仍可能是产生金融风险的一个根源。其它国有绝对控股与国有相对控股的金融机构仍存在国有股权的所有者缺位问题,因此,引发金融风险的概率仍要高于一般的股份制金融机构。即使是私有产权占主导地位的一般股份制金融机构,其治理结构也存在很多不规范之处,如缺乏完备的信息披露,大股东容易侵犯中小股东的利益等。而对于合作金融机构来说,国内的合作金融既不同于纯粹的实行合作制的合作金融,也不同于商业性金融,容易引发和集聚金融风险。
良好的治理结构有利于金融机构降低和控制金融风险,不佳的公司治理结构会增加金融机构的运行风险。从已有的金融机构倒闭案例来看,几乎都可以从治理结构方面找到原因,如巴林银行、韩宝集团、香港的百富勤等等。因此,当务之急是改革中国各类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改革的办法是实行分门别类的改革措施。
国有独资公司类的金融机构治理结构改革方向是实现股权多元化,在此基础上,将股东及其代理人的经济利益与金融风险防范联系起来,使防范金融风险成为股东及其代理人的内在要求。上市是其实现股权多元化的一条可行的途径;国有控股公司类金融机构治理结构的改革方向是国家逐步退出控股地位,让民营资本参与国有股的减持过程,可以考虑允许适当比例的外资介入国有股的减持过程;民营公司类金融机构治理结构改革方向是通过强化董事会的地位、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加强信息披露、强化外部市场的竞争机制等方式来改善治理结构;鉴于在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合作金融普遍放弃合作制走上股份制,我国已经加入WTO,因此合作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完善措施。如适合保留合作金融的,应严格地按照合作制的内在要求完善治理结构。对于已经异化为商业性的金融机构,应当按照公司制的要求来完善治理结构。基金公司通过基金立法来确立基金发起人、董事会、投资顾问、经销商、经纪人、托管人和登记人之间的关系。基金的董事会与经理人需要分立,并且需要通过强化信息披露来约束基金经理人的行为。
来源:证券时报 作者:刘岩,于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