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沈阳的姜天恩在沈阳轻工局的主持下取得了“双喜”压力锅制造公司61%的股权,这也许是他在中国第一个吃MBO这只螃蟹的人。
2年前,粤美的公司通过MBO方式,使公司管理层及工会持有10761万股权并一跃成为第一大股东,恐怕是在中国吃MBO这只螃蟹最成功的人。
2003年,虽然财政部联合多个系统对MBO喊停,但MBO丝毫没有“退烧”的迹象——MBO的燎原之势孰人能挡?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新一轮市场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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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中西MBO——淮南为橘,淮北为枳
美国经济学家曼昆在其《经济学原理》的开篇,阐述了“经济学的十大原理”,其中之四是“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企业制度其实就是一种激励形式。企业的经营者会根据激励的不同,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MBO(管理者收购)就是一种选择。说到MBO,我们有必要追溯MBO的起源。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为了支撑好的创意并促进知识技术产业化,在美国中小企业局的支持下,风险投资渐成规模,而风险投资达到目的以后,必然会考虑退出问题。作为风险投资退出机制的一种,管理者收购是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KKR公司发明,并在很多公司得到了实施。国外规范的MBO一般收购目标公司90%以上的股权。
风险投资要变现投资收益无非几条出路:第一是上市,这是最好的出路,但比较困难。所有风险投资中,真正能够上市的是少数,所以风险投资者必须设计其它退出机制,包括卖给战略投资人,或卖给管理者。从美国来看,MBO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到20世纪80年代渐趋完善。管理者不是职业投资者,他本身有可能缺乏资金,所以金融机构必须发挥重要作用。需要说明的是,在MBO的发祥地美国,情况是显著有别于中国的,因此美国的MBO对象通常都是一些未上市公司。因为对上市公司来说,它不存在这个问题,你想买股票就买,所有股票都是流通的。
我们现在是公司老总们(包括上市与非上市公司)自己去把国有股或法人股买断,显然我们正在在尝试用美国人发明的手段去解决更多的问题。追溯更长久的历史我们可以知道,原来的企业是所有者和经营管理者合二为一的家庭企业,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生产力的发展,企业需要专业化分工,所以在上上世纪中期开始有股份制、公司制,其中解决的问题就是管理的专业化(职业化)。职业经理人是上百年历史培育出来的,而一旦社会分工变成了现实,新的问题又随之出现:内部人控制,所有者与经营者信息不对称,美国大公司CEO、高层管理者开着专机出差、旅游、度假、花公司的钱,这迫使所有者反过来要制约经营者。管理者和所有者的利益不一致,人们最先寄希望于期权制。期权曾经火过,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也促进了企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繁荣,这是好的一面,但是同时又存在一个大的问题,就是期权计不计成本的问题。现在的造假现象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此。表面上看起来一些大公司盈利很多,效益很好,为什么一审计就有问题?另外,期权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到一定阶段才可以卖,这有可能鼓励造假者虚增盈利以推高股份。投资是一种长期的、谋利的活动,活动有多种方式,首先就是实业投资的方式,通过做具体的事业获得未来的收益,这是一种基本的方式;在这种方式基础上派生出第二种方式,就是金融投资,或者叫股权投资、债权投资。当然股权做到一定程度,投资人实现了控股,他就变成了产权投资。优秀的投资者,都是把这三种方式结合起来进行运做。需要强调的是,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发展的潮流是,投资采用收购兼并的方式,这是建立在世界经济生产过剩的基础之上:不需要什么事都从头开始,只要把资源重新调配就可以了,这样才产生若干次世界收购兼并的浪潮。
笔者认为以上这些便是MBO产生的背景。那么细看MBO在中西方的表现:
在西方MBO必须是真实交易。无偿量化资产到个人、奖,励股权、赠送股权、继承股权、股票期权、划拨期权、配给股权、打折优惠股权等都不是MBO的内容。而且MBO必须是买断股权,从而达到控股,不同于一般性的管理层持股,更不同于虚拟股份持有和虚拟股票期权。
再有,MBO必须是融资购并和承债购并,即必须利用内外部融资方案和多种金融手段,包括金融衍生工具和金融创新工具等进行MBO购并,从性质上讲是杠杆购并的一种,从而与早就存在的一般性企业购并与重组相区别。这也是MBO的创新价值所在。一般的企业买卖和资产重组,强调的是收益权,即买卖价差和资本运营的增值,而MBO的实施除了收益权外,还有控制权、共享权和剩余价值索取权等。
当然,国外的MBO既可以对企业整体进行收购,也可以对企业的子公司、分公司甚至一个部门进行收购,如对航空公司整体实施MBO很难,但不等于对其机场、油料供应公司、配餐公司、宾馆、后勤服务公司等不可实施MBO。然而MBO在中国已经悄悄发生嬗变,具体来讲,中国的MBO与西方的MBO有以下的不同:
动机不同。西方实施MBO的最主要的原因是降低代理成本。通过MBO,管理层实际拥有或控制公司,管理层利益与公司股东利益汇聚,代理成本便能大幅度下降。西方的MBO常常意味着高杠杆安排,其相关利息一般在所得税前支付,因此公司可享受税收效应。中国的MBO也能起到降低代理成本的作用,但最主要的作用是增加对管理层的长期激励,从而提高公司效益。虽然中国的MBO同样意味着大量的借款,但由于借款主体和管理层持股公司一般不同,税收效应并未得到体现。
MBO的对象不同。中国MBO的对象主要是面临改制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管理层通过持有部分企业股份,增强对企业的控制能力,分享企业改制、效益提高的成果。西方MBO的对象主要集中在上市公司和多元化经营集团剥离的资产上。上市公司可能由于披露成本过高而寻求退市,管理层收购股份并使其成为非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集团可能出于战略考虑而剥离非主营业务或退出某些行业,该项剥离资产的经营管理团队可能成为收购方,这便是MBO。
控股比例不同。西方企业实施MBO后,管理层通常持有公司全部或绝大部分股份。而在中国,由于管理层支付能力不足、筹资能力有限和收购对象资产规模较大,管理层很难成为MBO企业的绝对控股股东。出现这种现象的另一原因是由于企业还未能完全割裂与政府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中外MBO最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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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角色不同。在中国的MBO中,政府可能是MBO推动者、支持者和交易者。同时,政府还充当立法者。西方政府在MBO中极少充当如此多样化的角色。因此,与政府部门的沟通是在中国成功实现MBO的关键。
MBO定价的基础不同。由于缺乏激励机制,公司管理层对公司的贡献未能在以往的薪酬中得以体现。因此,中国企业在MBO定价时除考虑企业本身价值外,还考虑管理层以往对企业的贡献。西方企业的激励机制较为完善,因而在MBO过程中较少顾及管理层以往的贡献。中国MBO收购的股份基本上是不流通股份,这些股份较难定价。根据现行政策和实践,净资产是一个重要的定价基准。西方企业由于实现股权全流通,股份价格完全市场化,比较容易得到公允的价格。
收购资金来源不同。西方MBO的资金来源广泛,银行、基金、保险公司、风险投资机构等都可能提供资金。MBO企业还可发行高收益债券,从中小投资者融资。中国MBO融资渠道单一,融资限制很多。
因此不难发现中国实施MBO的外部环境与市场理性程度与英美相比差距很大。“外来的外尚会念经”——今天我们没请洋和尚做住持,自己直接念洋经,可到底念得怎样呢?笔者的评价是淮南为橘,淮北为枳。
问题多多,困难重重
橘变成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
产权空洞——国有资产怎么买卖
搞MBO最主要涉及的是国有资产如何公正“退出”的问题。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十多年来,由于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历史问题造成了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最明显的反映就是由于所有者代表虚化直接导致了“内部人控制”问题。理论上讲,解决的办法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将所有者与经营者的身份合为一体,即通过一定的方式使得国有企业经理拥有其所在企业的一部分股权,甚至取得控股地位,从而至少缓解“一股独大”的问题。从这一角度考虑,MBO成为当然首选,因为这一购并形式的推行,是使所有者与经营者一体化,从而一定程度上解决前面提到的内部人控制问题。
然而,目前国有资产的管理形势能让我们放心的将数以万亿的资产装进公司管理层的钱包吗?
在中国,MBO主要用来完善两个内容:“红帽子”民营企业的产权虚置和传统公有制企业的转型。这就必须经历“国退民进”的局面。如今国有股能否减持已经不是问题,但国有股如何公正地“减持”,仍然会引起尖锐的矛盾。随着国有资产分级管理,各级政府有了明确的处置权。人们普遍预料国有资产“退出”的进程会加快。但正如“减持风波”表明的,国有资产能否“退出”也早已不是问题,但如何公正地“退出”?这个问题恐怕比“减持”之争更尖锐。
过去国有资产管理权属不清,哪级政府可以具体处理什么资产是一笔糊涂账,这自然流弊无穷。如今明确了国有资产分级管理,各级政府有了具体的资产管理权限,这当然是一大进步。可是,不要以为因此某级官员任意处理属于某级管理权限范围内的国有资产都可以实现“交易权利得到公认”,不要以为“分级管理”可以成为一把尚方宝剑,拿到它就可以实行公共资产转让过程中的“一长制”了。因为:从本质上讲,市场经济中“交易权利得到公认”的基础与其说是自成文法的合法性,不如说是来自自然法的法性。常规市场经济中一个人卖出他的资产的权利之所以得到“公认”,本质上并不由于官方专门颁布法令让他这么做,而是由于他卖的是他自己的东西,他自己承担交易责任。然而,一个官员决策出售他管辖下的一笔公共资产时,他卖掉的不是自己的东西。这一点并不会因国有资产“分级管理”政策的出台而改变。国有资产的管理权限由中央下放到地方,并不等于过去的皇帝把自己的私产分赐给诸侯,充其量可以理解为把原属于全体国民的资产“量化到”某级行政及其首长,仍然只是这些资产的看守者,是公民们的“管家。”一般而言,人们都会公认:该级负责官员如果把这些资产中的某些部分攫为己有,是构成贪污之罪的。那么,根据同样道理,他们如果过于“大方”地把这些资产处理给他人而收不回应有的资金,也就不能说是具有合法性的行为。换言之,国有资产分级管理并不能自然而然地给“某级官员处理某级资产”创造“交易权利得到公认”的充分条件。因此如今的一种说法是大可质疑的,这种说法把最近出台的“国有资产分级管理”称为:各级政府“分级行使产权”。我们知道,过去国有资产被认为是“产权不明晰”的,这当然不是因为那时没有实行“分级管理”。否则如今“分级管理”了,产权不就“明晰”了吗?那还要搞什么“产权改革”?可见,所谓产权不明晰,首先是指这些资产的法定所有者(国民)与实际看守者之间的委托授权与选择代理关系“不明晰”。“分级管理”之后这种状况并未改变,它只是给“产权改革”创造了条件,而不是产权改革本身。因此,所谓分级管理实际上只是提出了分级建立委托代理关系的任务,而这种关系在现有条件下依然是“不明晰”的。
另外,产权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使产权“可交易”。如果产权已经可交易,资源自可优化配置。如果产权不可交易,又怎样改革呢?从逻辑上讲,要交易必先有“卖方”,而卖方就是原所有者。国有资产法理上属于“国民”(如果分级管理,就是属于该级行政区内的全体公民),决策官员只是看守这些资产。但如今条件下产权改革却是一场国民无法参与的“看守者交易”,看守者出售归其看守却非其所有的东西,那么此交易的合理性与公平性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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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MBO中另一个关键问题是调和产权问题与激励的密切联系:如何为国企管理层确定一个公平合理的价格、如何创造性地设计出对国企管理层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尤其是在即将大规模展开的国企民营化浪潮中,类似健力宝李经纬与政府之间物化企业家自身价值的谈判与博弈还将不断出现,这需要所有者拿出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改革现有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做出精巧、细致的制度安排,同时也需要所有者和企业管理层双方共同的妥协。
笔者认为若产权问题不解决,激励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但是产权问题与激励问题又有区别,因为产权问题解决了,激励体系中的治理结构、激励、“菜单”和科学标准这三大问题并没有自然解决。股份制明晰了产权,并没有改变产权的行政性,行政单位握有较大股权,其各种决策,包括资产、经营、激励等,必须带有很强的“行政性”。排除产权结构中的行政性成份,是在股份比基础上进行产权重组。管理层收购是产权重组的有效工具。它是由管理层和收购伙伴投入基础权益资金,以企业资产做抵押大量借贷,收购全部股权,实现产权重组。但是,使用MBO收购进行产权重组是有局限性的。这是因为,杠杆收购动用的资金量很大,不适用于大型企业。历史上,《财富》500家公司中,只有纳比斯科等两三家排名靠后的企业被杠杆收购过,那还是在收购泡沫中才实现的。因此,在中国企业产权重组中,管理层收购起不了太大作用,还需要考虑其他重组形式,例如产权金融化。尽管如此,管理层收购如果运用得好,可以帮助中国大中小企业及次大型企业解决产权问题,走出产权陷阱。
但是,还有比产权问题更难办的:
定价与融资——烫手的山芋谁来捧
在MBO过程中不管是谋求部分股权还是谋求控股权都存在一个交易和行权的问题。那么,交易、行权又都存在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定价的问题。管理层收购者所购买的不是停留在某一时点上的资产,而是购买拥有支配这些资产并使其在这一时点以后的相当长时间里产生的效益的权力。作为收购者的管理者和作为出让者的公司股东,由于各自所处的地位及专业程度的限制,很难确定一个比较公平的价格。
由于中国MBO收购的股份均为非流通股,其价格的确定多以协议方式,因此公平地确认MBO中股权的转让价格,是防止出现国有资产流失、成功完成MBO的关键。具体价格的确定必须严格按照规范的资产评估过程和国有资产的管理规定进行评估和量化。而目前中国中介机构的执业水平尚存在一定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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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低于每股净资产的价格出售国有股是否属于国有资产流失?粤美的管理层对此的看法是,转让价格较低是考虑了内部职工对公司的历史贡献等因素,并不违反现有关规定。但由于中国长期存在着产权主体缺位问题,如何界定管理者对原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贡献就成为确定收购价格的关键,同时,在确定收购价格时,如何保证对管理者原有贡献积累进行补偿,同时又不损害其他股东的权益就成为监管收购价格的重要关注点。
从现已实施的管理层收购案例看,不少公司有贱卖国有股之嫌。佛塑股份实施管理层收购的转让价是2.95元/股,低于公司2002年6月30日的每股净资产3.187元;深圳方大实施的价格分别为3.45元、3.28元及3.08元三种,均低于每股净资产3.58元;粤美的管理层收购先后分两次,前一次收购价为2.95元/股,后一次为3元/股,均低于公司2000年每股净资产4.07元;特变电工管理层收购的转让价格,均低于协议签定时最近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折扣率分别为0.78、0.92、0.37。
再有,因为历史的原因,中国国有上市公司的股权被分割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两者发行的价格不同,市场成本自然也不同。由于有一部分非流通股,每股净资产就不能完全反映出流通股本的真正水平。而要让净资产代表公司股票的价值,就必须使股票全流通,这就又会涉及到国有股减持和流通这只颇受非议的“拦路虎”。可以预见,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国有上市公司股票全流通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事,MBO转让价格失真的现象将依然存在。“收购价格的净资产情节更多显露出的是各方的无奈”,一位市场人士道出苦衷。
对于非上市公司的MBO来说,大多采用的是企业管理层与政府部门按共同签订的协议收购,协议收购不可避免地带来内幕交易、黑箱操作,这个价格同样有可能是不真实的,因为它不是在公开、透明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产生的。没有一个真正MBO市场,就形成不了一个合理的转让价格。
问题还不仅仅如此。
即使是定了收购的价格,管理层还需要拿出相应数量的资金来最终实现交易,但目前各方面对MBO最大的困惑就是——管理层到哪里搞钱?由于分配的局限,管理层的收入并没有很好地体现出其自身价值,即使管理层费尽周折把企业先搞亏,降低收购标价,也很难用自己那三瓜俩枣钱买下企业。“庙穷,方丈也确实不太富”,怎么办?只有靠融资来弥补巨大的缺口,就中国目前的金融环境而言,MBO的融资渠道并不畅通,国内商业银行禁止将贷款用于股权性质的投资,企业之间的资金拆借也受到限制,而作为战略投资者的MBO基金发展滞后。这些客观现实都使管理层只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从MBO在中国运行的实例来看,其“中国特色”还表现在主角们一律对收购资金的来源讳莫如深。上市公司亦然。根据证监会去年下半年出台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上市公司不能为收购方提供任何财务支持。据报道,在已经MBO的上市公司中,只有佛塑股份(000973)在公告中明确提到,收购资金“拟通过股东出资或向金融机构融资解决”。其他公司在公告中对收购资金来源问题均避而不提。这一现象引起了投资者的极大关注,并对收购者的资金来源是否正当、合法,是否有能力支付提出了质疑。另外以粤美的为例,2000年,粤美的管理层通过设立美托公司先后受让上市公司1.07亿法人股而成为第一大股东。美托公司是由粤美的工会、何享健(董事长)等22名股东出资设立,注册资本1036.87万元。按两次收购价格计算,收购粤美的股权共需3亿多元。以中国目前高管层的年薪计算,就算这所有22名股东只喝西北风恐怕也无法承担这笔巨额收购费用。所以粤美采用的是将所持上市公司股权向当地信用社进行质押贷款的方法筹得资金,但这种变通仍旧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
实际上MBO所以在西方盛行一时和它“借鸡生蛋”的融资方式不无关系,即便是在英美,高级管理层们也必须借助资本市场融资完成收购。但在中国,MBO没有配套的融资体制,高管们只能通过各种不公开的渠道融进资金,甚至促成种种关联交易想方设法利用上市公司的资产为自己的收购“买单”,这些资金和交易的合法性着实令人担忧。也正是由于这种非正常渠道的融资,使得管理层背上了巨大的还款压力,这可能使得他们在分红等重要决策过程中,更多地体现持股较多的经营者个人倾向。实施过MBO的上市公司一般都在实施MBO的当年即推出了派现的分配方案,在“铁公鸡”如林的中国股市上可谓奇迹。以宇通客车为例,2001年实行MBO即推出每10股派现6元(含税)的分配方案。明眼人可以看出,无节制的高派现无异于“杀鸡取卵”,对企业未来的可持续经营将产生不利影响,到最后还是由中小股东为MBO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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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尽快进行金融体制上的配套改革使MBO融资合法化已是当务之急,这有赖于相关主管部门从政策面给予支持。,
那么,是否还存在更需要关注的问题呢?
信息披露与监管——效率与公平的支撑点
MBO最大的风险是内部人交易问题。解决内部人交易问题首先要规范信息披露。所谓内部人交易就是由于管理者为了获得最大利益而利用自己获得的信息,利用对自己企业架构的控制权,利用自己选择中介机构职务的方便,利用自己在董事会上的话语权,作出一个对自己有利的企业定价。然后将企业在缺乏社会监督和竞争机制的情况下,不适当地把资产转移到自己的部门。
由于收购者身份、价格以及资金的种种不公开性,使得MBO在运行过程中总是给外界以雾里看花的感觉。笔者至今不能确定中国到底有多少家企业进行了管理层收购,因为不仅是已经实施MBO的上市公司的信息(尤其是价格等重要信息)没有得到及时披露,还有相当一部分企业以变相的方式完成了管理层收购后却没有将事件的真相披露给投资者。这种暗箱操作加大了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既加大了监管难度,也不利于保护中小投资者,更无益于资本市场的建设和完善。
从已经发生了MBO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情况来看,有的没有披露交易价格,有的在收购的原因(意义)方面的阐述过于简单、笼统,没有针对上市公司各自的具体情况说明此次收购活动的原因(意义),有的虽然披露了收购价格,但对收购价格的确定依据未能作进一步说明。
另外,在收购资金的来源披露上,一般都是披露为由受让方自筹或自行解决。我们知道,管理层收购所需的资金量是比较大的,一般来讲,这个收购活动的完成是需要管理者通过融资方式来解决,这也是管理层收购属于杠杆收购的一种的原因所在。为此,应要求上市公司加强这方面的信息披露,详细披露收购原因、收购价格、收购价格的确定依据、收购资金的来源等问题。
诚然,国有资产的转让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尤其是转让给个人,单纯靠企业高级管理层和地方政府的三分钟热度,而无政策法规的指引,MBO的主角们很容易被戴上侵吞国家资产的帽子。这恐怕也是大多数高管们宁愿低调进行MBO的原因之一。
基于我国目前资本市场监管不力,上市公司高管人员与国有股、集体产权的名义代表和广大中小投资者之间本来就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若无政府相关部门的严格监管和相关交易信息的及时披露,高管完全可以做假账扩大上市公司的账面亏损,然后利用账面亏损逼使地方政府低价转让股权。一旦MBO成功后再调账使利润合法出现,从而实现年底大量现金分红以缓解管理层融资收购带来的巨大财务压力。如此操作最终吃亏的是国家集体和中小股民。因而,高管们雾里看花的交易尽管有其自身的苦衷,但是从长远来看,MBO要想健康发展下去,取消暗箱操作,明明白白地交易是必须的。否则就无法确定这桩交易中有没有不道德甚至不合法的行为。
这世上是很少人会自觉地把内幕告诉你,要想保持住信息披露这个效率与公平的支撑点,就必须要强化监管实体的作用,国资委的成立似乎是一段福音的开始。表态固然必要,但关键是要有行动,至少要有行动能力。
笔者以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集“管资产、管人、管事”于一身,与国际惯例相去甚远,是将企业微观管理嫁接到国有资产管理上来,这种状态并不利于其发挥监管优势。当资产管理、业绩考核、统计评价、发展规划、人事任命等职能都集合到国资委的时候,谁能保证国资委不会与下属MBO企业之间沆瀣一气,大搞“内部人控制”?还有哪个机构有能力真正来监督国资委以及监管MBO呢?国资委与下属MBO企业形同“父子”,“儿子”是自己任命的,资产是自己的,分配要真正实现公平可谓难矣。因此笔者以为国资委若想达到对MBO的监管最佳效果,就必须先符合权力制衡的政治要求,决不能又管人又管事,最后出了问题只能不了了之。“中国目前的MBO更多还是一种私下勾兑的产物,是政府和管理层之间的交易,没有规则,没有中介机构参与,没有公开竞价,全凭人情世故,黑箱操作。”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巍十分担忧地对笔者说。
根据目前已有资料统计,转让价格不低于净资产的仅占所有MBO成交案例的50%以下。也就是说,管理层通常能够以远低于市场转让的价格拿到股权。而且翻遍上市公司的MBO公告,也找不到管理层的巨额资金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计划如何归还。
笔者曾经试图联系被广为宣传的恒源祥,但很快就被对方告知“我们和政府有个君子协议,关于收购定价等方面事情还不方便说。”
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博士、凯寿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符迎曦认为,在西方相关法律法规已经很成熟的条件下,可以先全盘照搬他们的经验,以便尽早拿出一套成形的《国有资产管理法》。待条件成熟后,再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进行调整。法律保护监管机制也亟待到位,以保护债权人和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受损害。比如广遭诟病的收购定价,今后就应交由没有利益冲突的专业中介机构来评估。同时企业一定要发布公告,让有兴趣的外部竞争者都能参与投标。
要有一个成熟的管理者群体出现在市场上。
中国目前的MBO不是管理者收购(Manager Buyouts),而是内部人收购(Insider Buyouts)。因为大多数国企的管理层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管理者,他们只是所有者的代表。究竟什么样的人适合相关的MBO企业就必须进行全面的信息披露。
对此,笔者只能点到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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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MBO之路——摸着石头过河
我们谁也没有经历过今天这样躁动的市场,谁也没有走过MBO之路——过河的垫脚石在哪呢?
首先要选对企业,哪些企业合适MBO,哪些不合适,一定要分辨清楚。目前,国资委要求,MBO目标公司应为非上市小公司。如果涉及到上市公司,管理层个人筹资决策势必成为市场各方关注的焦点,从而使资本市场发生波动的可能性急剧加大。与此同时一度致力于MBO的推广,并成功操作了恒源祥MBO案例而名声大噪的上海荣正投资咨询公司的总经理郑培敏认为,MBO并非一剂通药。“并非绝大多数上市公司都适合MBO,适合MBO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都只会是企业全体的一个少数。”他说MBO适合这样的企业:从所有制的体征来说,比较适合国有、产权不清晰的企业和公有制资本控股的公司和上市公司。从能力资本特征来说,适合于人力资本很强的企业。官员党政的企业。不具有企业家才能的领导人的企业,这种企业不适合做MBO。从管理效率空间特征而言,适合于管理效率弹性比较大的企业,在中国现阶段绝大多数垄断型行业,石化、电力等基础设施等行业不适合做MBO。从管理效益的空间而言,适合可以提高管理效益的企业。这四个特征都具备的,是最适合做MBO的。除了这四个特征,还要求这个企业有很好的现金流量,资产负债率不能太高。因为买方是高负债买的,如果购买高负债的企业,双重负债,经营风险很大。MBO的企业应该是买企业家的价值被低估的企业,完全有能力把这个企业做得更好,现在由于体制的问题,所有制的问题做得不好,所以应该MBO。
郑培敏的观点是从一个操作者的角度来谈的,而国资委窦晴身处于监管者的角度,他认为:MBO并不是所有国有公司特别是大中型和上市国有公司改革的方向。必须对MBO的目标企业类型进行严格界定。首先要对国有资产进行分类。所谓对国有资产进行分类,就是要根据国有资产所在行业的性质,确定国有资产的退出与否。MBO的目标企业主要应在国有资产决定要退出的领域内进行。
“不能把公司改革中重视公司管理层的作用,提高高层经管人员的待遇和完善包括股权、期权在内的激励机制,与MBO、自己做老板等概念混淆起来。因此,针对目前MBO在我国的变异及其产生的严重问题,必须对其进行规制。”国资委窦晴身这样对笔者说。
由此可以看出,市场操作的反应与政府的意见仍有较大差距——但差距意味着更大的沟通空间,现在的当务之急便是由国资委确定出真正符合市场要求的MBO目标企业标准。
当然,有了标准可以收购,也要有相应的融资渠道。很多学者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表示——由MBO所带来的融资活动将造成新一轮金融风险及企业诚信危险。因为MBO所涉及的股权收购对资金的需求并不是一个小数目,往往会达几千万甚至几个亿,如此规模的资金非一般管理层所能支付的,这也是MBO亮相以来在市场上被人指责的地方。事实证明,融资瓶颈这道坎上充满了风险。
最近完成的上证联合研究计划一项题为《管理层收购融资体制的国际比较与借鉴》的研究报告称,目前中国管理层收购的融资存在三个方面问题:第一、融资结构不合理,表现为缺乏机构投资者和高财务杠杆、高负债的激励和约束民间资本对个人大量融资存在潜在风险;第二、可利用的管理层收购融资中介、功能和融资工具单一;第三、管理层收购融资的退出途径单一。
因为涉及庞大的资金需求,MBO的融资必须需要借助些社会资本,据有关学者介绍,在境外,MBO的融资有两种方式,一是银行贷款,一是发行债券。由于中国商业银行的改革比较滞后,有非常多的限制,中国的债券市场很不发达,所以这两种主导的境外常用的举债方式在中国不具有现实可操作性。
“在中国和境外有一个共性的,就是可以借助MBO基金来进行融资。”郑培敏如是认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企业融资总部业务董事吴志峰博士也持有相同观点,他认为:在中国来说,金融市场不是很完善,融资环境有一些法律障碍。根据贷款通则的规定,金融企业的贷款不能用于股权投资。公司法也规定,企业对外投资不能超过净资产的5%。这些规定都是限制。另外市场的融资也不成熟,在美国可以发行垃圾债券,在中国国内是不可能进行的。“所以融资怎么安排是一个非常难的地方。现在很多企业都准备做MBO基金、信托代理这些工作,这是一个可取的方向。”
那么,借助于专项的MBO基金以及信托机构的中介服务,是否就可以解决管理层收购的融资瓶颈与收购主体合法性问题?通过市场定价、竞标等方式,让管理层以高于账面每股净资产价值的溢价收购,就会使MBO在中国实施中所产生的诸多问题迎刃而解呢?
在我国,利用MBO基金进行收购在法律方面还存在障碍。运作MBO基金时也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怎样确保管理层的转让是基于公平合理透明的操作?怎样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MBO基金怎样监控管理层在MBO后的经营过程中的行为?万一管理层在MBO后没有能力履约赎回其所质押的股权,或者企业在MBO后经营不尽理想时,MBO基金怎么善后?如果承担这一角色的是私募基金,这样的问题可能会更明显。这些问题到现在并没有解决的方案,因此对于MBO基金而言,潜在的风险不可忽视。
目前,国内MBO基金一般均通过信托平台进行操作,但实际上,通过信托,极有可能使MBO的信息披露更加朦胧与迷离,也会使MBO在信托的平台下产生新的问题。
就在国资委挂牌后的第三天,也就是4月9日,伊利股份发布公告称,金信信托协议受让伊利股份。2802.8743万国有非流通股已获财政部批复,股份受让后由国有股变更为社会法人股,金信信托从而成为伊利股份第一大股东。业内人士称,财政部之所以批复得如此顺利,是因为金信信托称其收购为“自营投资”。但另有业内人士直接称:由非国有控股的信托公司受托收购,当收购行为将国有股合法地变更为社会法人股时,MBO就成功了一大半。由此看来,信托平台已经成了国内一些企业MBO暗渡陈仓的一个隐蔽通道,其中的问题与风险,不可少瞧。
■(此处有公式或插图)
而对于银行而言,MBO这块烫嘴的肥肉不能吃但心里直痒痒,因为没有什么能像MBO那样广泛覆盖银行业务的方方面面。摆在台面上的并购贷款和个人贷款姑且不论,仅MBO前期涉及到方案设计、投资银行业务、财务顾问、资金监管等一系列中间业务;后台还有大量的结算、代收代支、转账等业务做支撑。所以,尽管已被央行的政策封死,但银行依然对MBO的巨大商机垂涎欲滴。为了吃到这块蛋糕,银行大致有三种态度:一是等待着政策之冰融化的一天。二是频繁地对央行展开游说,三是采取金融创新的手法绕过监管层的政策壁垒,介入MBO业务。
令人担心的是,由于MBO实际上已经被许多管理层视为合法地将国有及公众财富转为私有的合法通道,在其中利益与权力的勾结已经根深蒂固,一旦有违规信贷产生,风险将传导到银行,从而增加新的坏账。
MBO之路如此艰难。但危机与机会并存。两年前的风云人物仰融和李经纬已经在MBO中倒下去了,下一个反面教材会是谁呢?用“摸着石头过河”来形容目前暗流涌动的MBO真的很合适。的确,对于这种在中国尚算新生事物的并购方式而言,武断的下结论说好还是不好都是不负责任的。事实上已实行了MBO的粤美的和宇通客车在2001年年报中显示,净利润分别同比增大了3.11%和23.17%,而同样实行了MBO的深方大则滑坡47.84%。可见决定企业命运的不是一种购并方式,长远来看市场才是真正的“话事者”。MBO既不是企业的“救命草”,也不是产权改革的“良药”。相反,在资本市场不成熟、金融宏观环境不完善和监控机制不得力的中国,勉为其难,一哄而上搞MBO的结果只能是让别有用心者利用职务之便,以权谋私,侵吞国有资产,变成典型的“穷庙富方丈”。对于这种新的经济领域的腐败行为,我们应给予相当的重视。
编后语:
中国今天已经产生了一大批高素质经理人。如果一定要把中国最好的企业卖给管理层,那么就不一定是卖给现在管理的管理层,而应卖给最有能力的管理者。这意味着必须允许外部管理者参与竞价。如果不给予机会,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内部人驱逐管理层。
另外,我们还曾要关注的是MBO后怎么办,国有资产通过MBO退出后,一时找不到增值的投资领域,而这是普遍存在的现状。福建省建设银行的一位行长曾经告诉笔者,商业银行目前在生产经营领域难以找到回报可期、风险较低的投资项目。鉴于此,有关人士指出,“国有资产退出某个竞争性领域后,却又找不到新的投资领域,然后坐吃山空,这恐怕未必是一种优化资源配置的选择。”相对于国有资产增值来说,这又是一种国有资产的流失。
总之,MBO不管是剑走偏锋,还是顺理成章,我们都祝愿它能驶上安全的快速路。
来源:国际融资 作者:周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