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务院出台《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以行政法规的形式明确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基本框架,标志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取得重大突破的同时,也意味着有一定的风险。在法规的实施阶段,正确认识和有效防范体制改革风险,对顺利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鉴于《条例》是规定国有股东的职责和“权力”的行政法规,因此,《条例》必将对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条例》确立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对上市公司独立性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董事该向谁负责
首先,《条例》对董事独立性的影响关系到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正确实现。
《条例》第22条规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有权依照公司法的规定,派出董事,参加国有控股的公司、国有参股的公司的董事会。并且国有控股的公司、国有参股的公司的董事会决定公司的分立、合并、破产、解散、增减资本、发行公司债券、任免企业负责人等重大事项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派出的董事,必须按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指示发表意见、行使表决权。事后,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派出的董事,还有义务将其履行职责的有关情况及时向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报告。
显然,根据这些规定,董事必须向派出他的股东负责,即国有股东派出的董事向国有股东负责,“其他股东”派出的董事当然也要向“其他股东”负责。然而,这个结论却不符合公司法规定,虽然事实上董事在表决时会考虑,甚至是主要考虑推荐自己的股东利益。
第一,董事作为公司的受托人和代理人,应对公司负责,而不能对个别股东负责。
选举董事,可能是某些股东的意志,但这些股东的意志最终体现为了股东大会的决议,而股东大会的决议即是公司的意志。也就是说,他们担任董事是由公司的意志决定的,因此,董事与公司的法律关系是:对内作为公司的受托人管理公司事务,对外作为公司的代理人代表公司进行商业活动,其作出的任何行为都必须以公司或所有股东(而非单个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为了保证董事能够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特别是小股东)利益,各国的公司法和证券法都规定了董事对公司须承担一定的义务,即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从公司法规定的董事义务看,均是要求董事对公司承担义务,而与具体的股东无涉。
如果按照《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董事遵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指示发表意见、行使表决权,并有义务将其履行职责的有关情况及时向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报告,那么,意味着董事须向“派出”他的股东负责,并根据“派出”他的股东利益为标准进行表决。
然而,董事是公司的董事,并非某个股东的董事或代表,并且部分股东(包括控股股东)的利益并非总与公司的利益相一致,如果允许股东大会选举出的董事根据个别股东,特别是推荐他的股东或控股股东的利益进行决策,其他股东的利益可能就无法得到保障。
第二,董事根据个别股东的利益表决并报告,违反了股东平等的原则和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股东平等原则和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是各国公司证券法普遍承认的一项重要原则。
例如,我国公司法第4条规定,公司股东作为出资者按投入公司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第130条第一款规定,股份的发行,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必须同股同权,同股同利。证券法第3条也规定,证券的发行、交易的活动,必须实行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因此,作为股东,无论是持股多少,上市公司都必须公开、公平、公正、平等的对待,特别是在公司经营信息披露方面,不应该有任何差别。而《条例》规定国有股东“派出”的董事必须向国有股东汇报履行职务的情况,无疑违反了这些规定。同时也会导致董事陷于不利境地,因泄露公司秘密而违反忠实义务。
第三,董事根据个别股东的利益表决并报告,与证监会和经贸委2002年联合颁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形成冲突。
现在“一股独大”已经导致上市公司的经营者实际上受命于或受制于公司的控股股东,特别是国有股股东,使得公司不具有真正的独立性,损害了其他投资者的利益。很多上市公司无力或不愿与其控股股东在人员、财务和资产分开,上市公司成为控股股东的化身,缺乏自己独立的意志。而大股东则通过与上市公司形形色色的关联交易肆意侵占、挪用上市公司资产、操纵股价和利润,严重损害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和市场存在的基础。因此,如何规范控股股东的行为,保障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一直是证券监管机关面临的挑战和努力解决的首要问题。
为此,证监会陆续颁布了若干规定或规章,希望能逐步解决国有股“一股独大”给上市公司带来治理结构不合理的问题。然而,在国有股东控股的上市公司中,《条例》规定国有资产管理机关派到国有控股公司的董事按照自己的指示发表意见、行使表决权,无疑是强化了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控制,直接对上市公司的独立性构成了威胁。鉴于条例是行政法规,而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相当于部门规章,效力等级低于条例,这将给上市公司带来如何适用的困惑。
自主权:道德还是法律
公司的自主经营权对于一个企业的健康发展尤其重要,这也是现代企业制度重要内容,国资委的领导也一直在不同场合强调国资委作为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机构,绝对不会变成企业的“老板加婆婆”。对此,《条例》在总则中第10条作了规定。
不管是国有出资人还是民有出资人、自然人出资人,其实身份相同,都是公司的股东。作为股东,无论持股多少,都享有公司法规定的受益权、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权、股份或出资的转让权、知情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优先认股权等权利。然而,国有股东通过自己立法,给自己规定了全面、详尽而庞大的,甚至超出其他股东权利的“管理职权”,这无不让人担心企业经营自主权能否真正实现。例如,《条例》没有对国有独资公司和控股参股公司的监管作明确区分,而是概括规定了一系列的职权。
首先,《条例》规定了做“老板”的职权,即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享有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权、薪酬决定权、重大经营事项的决定权、资产处置权、收益分配权、战略规划权。
其次,《条例》还详细规定了一些做“婆婆”的权责。如规定国有资产管理机关负责制定管理规章、制度;进行产权界定、产权登记、资产评估监管、清产核资等基础性的管理;安置下岗职工;派出监事会;进行财务监督。这样,不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可能会沦为一种道德性的约束。
上市公司该听谁的
任何法律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条例》亦如此,但有一些不合适规定或者与效力等级高的法律法规的不协调,则会影响法律的实施,给被规范的主体造成适用的困难。
《条例》与其它法律不尽一致的地方:其一,国有独资公司只有一家国有股东,而国有控股公司、参股公司却存在除国有股东外的其他所有制性质的股东,已经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国有公司,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对这两类公司的监管理应有质的不同,否则极易侵犯被监管公司的独立人格和其他股东的利益。然而,条例实际上并没有严格区分对这两类公司的监管。实践中可能会导致国有资产监管部门“严格”依据《条例》规定,不加区分地对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实施同样监管手段的危险。
其二,《条例》第40条规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企业负责人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造成企业国有资产损失的,国有股东有权对其依法给予纪律处分,并要求其赔偿国有股东的损失,这都不符合公司法理,也不是股东所应该拥有的权力。实际上是企业和所有股东的损失,如果处分或赔偿的话,也是由企业和所有股东来处分或赔偿,企业负责人没有义务接受国有股东的处分,也不应向国有股东赔偿,否则,对其他股东就有失公平了。
其三,公司法第57条规定对公民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等企业负责人的限制是:因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五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五年;或者担任因经营不善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并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三年。而《条例》第41条则规定“对企业国有资产损失负有责任受到撤职以上纪律处分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企业负责人,5年内不得担任任何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企业负责人;造成企业国有资产重大损失或者被判处刑罚的,终身不得担任任何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企业负责人”。《条例》和《公司法》的规定显然不一致,上市公司应该听谁的?
法律法规的冲突,一方面会增加公众运用法律的难度,公众不仅要掌握同一问题涉及的所有法律法规,而且还须防止落入法律法规冲突造成的“制度陷阱”;另一方面,它还可能给某些人带来“寻租”的机会,加速国有资产的流失!因为法律的不统一必然扩大执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总之,不管是“制度陷阱”还是自由裁量权的不正当扩大,都可能给上市公司的独立性造成影响,不利于上市公司建立合理的治理结构。
不过,值得欣喜的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李荣融6月12日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国资委要与证监会联合进行推动国有企业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首先从上市公司开始规范,通过检查等手段发现的问题,要积极努力加以整改。在未来三年内,国有企业都将按照上市公司要求加以规范。同时,鉴于条例原则性和过渡性的特点,国资委下一步将细化条例,制定有关规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履行出资人代表职责的具体办法。我们相信国有资产管理机关在依据《条例》制定的细则中,一定能够充分考虑管资产和管人、管事如何恰当结合以及国有资产管理机关如何才能监管不越位等等的问题。
来源:证券日报 作者:常晓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