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来,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已风起云涌,一系列关于国有商业银行的研讨会接二连三地召开,相关的演讲在各种各样的论坛发表,不同的观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各种媒体上的文章,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正在紧锣密度鼓地制定种种金融改革方案,以及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大小动作,真的是好不热闹。但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如何改、怎样改,从哪里入手?尽管在金融高层看来,思路与观念早已有了,只是如何实施就够了,但是,一种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与产权无关的论调正在迅速蔓延。1月15日或1月16日在清华大学及世界银行驻京办举行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研讨会上,有会议主持人就明确表示,该次会议只讨论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问题,不讨论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的问题。在不少人看来,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问题基本上清晰的,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更为重要的是放在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与完善上,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与产权改革无关。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观点受到了业界的广泛认同。
为什么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与产权无关?主张者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一是我们与香港中文大学郎咸平教授合作做一个关于《中国银行治理结构研究》之课题,据郎教授的研究,从欧洲的一些银行的情况来看,银行的盈利率、资本充足率及经营运作状况等方面数据来看与银行的产权安排无关;二是无论从北欧国家,还是拉美国家,国有商业银行的比重仍然不小,而且一些国家的国有商业银行运作状况良好,比如世界银行与国务院体改办所做关于瑞典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之经验的研究,就是证明了国有商业银行在不改革产权制度时也能够改革成功;三是有人认为,在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为国家所有早已是十分明晰的,因此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只要在这基础上进行就是了。
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真的与产权无关吗?如果以此为理论基点,那么一定会把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带入到一个严重的误区。首先,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产权无关论一推出,之所以获得了业界广泛的认同,这其中有一个既得利益的问题。因为,任何一个产权制度改革,都是一种利益上的调整与分配。对于这种利益调整与分配如何,也就在于当事人之间力量对比与博弈。目前,国有独资银行基本上控制着银行业的大部分资源。对银行业居于绝对的垄断地位,在目前国有商业银行的当事人来看,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任何产权改革只是会减少或弱化其对国内银行业的垄断及支配的权力。与其把已有的权力拱手相让予人,减少或弱化自己的权力,还不如保持现状。这就是国有商业银行业者普遍赞赏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与产权无关的观点实质所在。事实上,任何制度变革都会受来自各方的既得利益者千方百计地阻碍与反对,除非他们预期到这种变革无损其利益。实际上,如果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这种可能是微乎其微的。反之,这也说明了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的重要性,因为如果国有商业银行不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只会维护少数既得利益者的权益,却造成了整个社会经济的无效率。当然,诺贝尔经济学将得主诺斯对这点早就明确表示,一般而言,任何社会的主导利益群体都有可能为了本身的利益而不惜保留效率较低的产权结构。
其次,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产权无关论一个观点就是把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看做国有产权的私有化,即产权改革的私有化。从现代新制度经济理论来说,界定产权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用条例来限制权利,如一个公有海滩或一个公园,都有一定的规则来约束公有者的行为;如用财产来界定个人的行为,在这种约束条件下,财产拥有者可以决定财产的使用、收益、转让或出售等;也可以用“人”本身作为界定权利的单位,如果以“人”作为界定权利的单位,那么人的等级差别也就风生水起了。而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仅是各种产权安排的两个极端。从理论及实践上来看,国有产权之所以无效率,就在于这种产权制度安排以“人”本身来界定人的行为,而使得人的行为的成本与收益不是归结到行为当事人身上,而是让行为者之外的东西来承担。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激励约束机制必然会扭曲。如当事人行为的收益个人化,当事人行为的成本单位化或社会化。既然国有产权是一种低效率的制度安排,因此,要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它的改革是不可避免的。而产权私有化仅是产权制度安排的另一个极端,在产权制度安排上的轴上还存在着无数个不同的点,因此,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改革并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而是在无数点的轴上寻求适应国内银行改革产权制度安排。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不从产权上入手,是无法让其从无效率中走出的。
第三,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产权无关论的主张,往往是把产权仅仅当为产权的所有权。其实,任何产权都是一组激励约束人的行为的权利束,它是由所有权、使用权、收益索取权及资产转让权多方面的权能决定的。这些权能的基本作用应该是通过把所有权的转让为有价值的资产和安排谁是承担资源使用决策的成本和收益人,从而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或是通过决策权的配置,决定经济体制中谁是经济行为主体及如何进行财富分配。在这里,如果产权仅是所有权,并通过所有权把资源转让为有价值的资产并安排了谁来承担该资产动作成本与收益后,所有权就不重要了。例如,香港的土地都为政府所有,当这些土地通过拍卖的方式转让为有价值的资源之后,其所有权虽然仍然为政府所有,但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各种合约本身已足以暗示合约标的物为谁,谁来承担这些土地的收益与成本,或有关资产如何来处理。但国有商业银行的所有权状况并非如此,一则它还没有转让成有价值的资产,二是这些资产的运作并没有任何人成为其成本收益的主体。在这种情况下,银行改革产权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退一步说,即使国有商业银行的所有权不重要,但产权并非仅是所有权,而是多种权能的组合,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离不开这些权能的改革与调整,否则就无法形成新激励约束机制,否则,这种改革一定会成为无本之水、无本之木。
第四,目前,国有独资银行的产权制度真的清晰吗?实际上,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即清晰又模糊的。所谓的“产权清晰”是指国有商业银行所控制的产权被现行《公司法》完全界定为国家所有。在国有制下,国家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最后投资人、所有者,因此,它的财产责任和一切经济损失就应由国家来承担。既然国家承担了一切责任与风险,它自然要获得相应的权力。理所当然,国有商业银行的主事人也应该由国家来任命。这样,由国家任命的银行行长不会对市场负责,只会对授权给他的行政上级负责。而政府作为国家的代理人,根据现有法律,它对国有商业银行完全行使着所有者的权力。可以说,在现行的国有制下,不管政府过多地干预国有商业银行是如何的不合理,但政府利用国家代理人的角色行使所有权是无可非议的。因此,在这样的产权制度安排下,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要超越政府的权力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如果国有商业银行不进行产权改革,国有商业银行要实现政企分开是无解可求的。
所谓的“产权模糊”是指国家所有权无法清楚地界定产权的各种权能。首先,国家作为一个集合名词,它是一个虚拟的非人格化的主体,它既不是自然人,也不是财团法人或社团法人,它的终极所有权只能以某种法律的方式授予政府来行使。因此,政府与国有商业银行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代理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一方面,以自利最大化为目的的个人所组成的政府不仅不会真正地行使终极所有者的责任,反之会千方百计地侵蚀所有者的权利;另一方面,除非是出自于个人利益的考虑,否则政府人员也不会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运作承担任何责任。这样的产权关系不仅表现在财产终极所有权上的极端抽象性,而且表现在法律所有权上的不明确性。
可见,在产权模糊的情况下,上述各当事人都会趁其机会谋取自己利益。目前尽管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近20多年,但大多数国有商业银行业绩仍然是乏善可陈,这正是其产权制度安排使然。可以说,在不改革现行银行产权情况下,政府与国有商业银行并没有排除政府合法性暴力的模糊边界,政府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侵权活动仍以某种合法性的方式进行并不会受到约束与规范,产权安排仍然是虚拟化和抽象化。这样,国有商业银行根本就不可能超越政府成为市场运作的主体。因为,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是不可回避的。
第五,瑞典国有银行改革的成功模式一定会适应中国吗?答案应该是否定。因为,瑞典国有银行之所以成功在于其所有权早已转化有主体可承担其收益和成本的资产,还有,文化传统的差别,信用体系的不同,这些都是国有银行改革成功的重要环境。但是中国的银行体系有多少可满足其约束条件呢?如果没有,瑞典国有银行改革成功的模式对中国就不一定适应了。
第六,谢平曾说过,如果忽略党管干部机制的介入,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在形式上与西方金融企业并无明显的区别。也就是说,现在一些研究所强调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只关注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而忽视了国内银行本身的内在特征。反之,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改革,是中国银行体系公司治理结构的重点和难点。因为,正如上面所指出的那样,国有商业银行股权完全为国家垄断,是导致政府直接干预和官僚机制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难以消解的基本原因,也是导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难以完善的基本原因。如果不进行产权改革,政府的行政干预难以有效消解,国有商业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难以理清,政策性业务也还将困扰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因此,要深入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产权改革是其前提,否则,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是无从下手。
可见,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产权无关论是没有理论上与实践上的依据,只有随着国有商业银行产权结构的转变,国有商业银行才能逐步引入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产权改革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前提。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作者:《中国经济时报》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