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国有商业银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更新时间:2003/10/29 阅读次数:331


    公司的精髓是股东的多元化和股权的分散化,以及由此形成的股东和公司之间、股东彼此之间的有效制衡关系。作为公司基本概要表征之一的公司治理结构实质上也是一套制度安排,即:用来支配若干在企业中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团体,特别是所有者、董事会和经理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以便尽可能地降低代理成本,实现股东和企业利益的最大化。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以下简称国有商业银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是为了适应计划经济体制需要而建立的国有独资的国家级金融机构,拥有以行政为主导的集中统一的指挥系统和组织体系,法人治理不具有公司特征。发展市场经济,实现国有商业银行的企业化经营,特别是应对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全面经营人民币所带来的严峻挑战,规避金融风险,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全面改革已迫在眉睫,而建立科学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一、国有商业银行国有独资体制的制度基础

  中国的历史传统决定了有限的制度选择空间,每遇经济增长压力时,在制度选择集合中,除了国有产权外,并无多少其它制度安排可供选择。因此,国家(政府)也就不得不承担起资源配置和推动经济增长的使命。由于不存在内部的潜在产权竞争约束,于是,国家就完全可以按照垄断性原则来设计能够实现和满足自身效用函数的金融制度。国家效用函数代替企业效用函数的结果就是,由于缺乏竞争,国家必须为此支付高昂的信息成本并导致金融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运行了近30年,在“命令经济”模式的体制框架内,国家宏观调控职能与所有者职能合二为一,任何资源的配置都是通过包罗万象的计划和行政指令来实现。这种体制的特征是高度集权,且在一定时期被认为是有效的。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它窒息了将经济决策权分散在大量不同规模、不同所有权、不同内部结构、不同目标以及不同地点的企业中的生机和活力。金融领域亦不例外。国家完全依赖行政手段动员和分配金融资源,政府(国家的代理人)直接全面控制着国有商业银行。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家控制和干预的力度开始减弱,“信贷额度切块包干”、“放权让利”等措施相继推出。不过,由于传统体制惰性的惯性作用,加之国有商业银行的国有独资特征,致使政府直接控制和干预的偏好减弱十分缓慢。更为严重的是,一些拥有既得利益的官员和部门,极力抵制任何可能使其利益受损的改革,并为此找出许多“漂亮”的理论和借口拖延变革,使得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进程远远落后于国有企业,尽管国有企业的改革也还不尽如人意。政治决策与经济决策合一的权力结构始终未能彻底分化,而二者的彻底分化,恰恰是市场经济所客观需要的。

  二、国有商业银行公司化治理的两难选择

  国有商业银行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强力垄断金融资源的制度安排,如果始终保持传统体制,这种垄断性的银行制度安排也许是合理的。只是因为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种制度安排的不适应性才逐渐暴露了出来。加入世贸组织后五年,中国金融业要全面对外资银行开放,解决国有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问题就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因为在中国金融市场上,国有商业银行真正的竞争对手可能都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公司制的西方现代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存在的诸多问题均是由产权主体虚置而派生的,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国有商业银行公司化治理的两难选择。
  在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在治理结构方面的问题要比西方现代商业银行复杂得多。在西方,商业银行治理结构主要处理的是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之后而产生的代理问题,其主要任务是:股东和代理股东的董事会如何选择并激励、约束经理人,使银行按照企业和股东价值最大化的要求来运行。大量的案例表明,在西方,有问题的商业银行,其根源大多在于经理人掌握了银行的控制权,并失去股东的信赖,而较少在于股东作了过多的干预。
  国有商业银行在公司化治理中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国有商业银行为国家独资所有,尚未进行股权多元化的公司化改造,因此真正的资本所有者缺位、银行家缺位。第二,政府作为国有商业银行的行政主管和名义上的所有者,加之对银行的垄断偏好,常常对国有商业银行施加过多的干预,甚至当作准行政部门进行管理。政银不分在中国是比政企不分更难处理的问题。

  三、建立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政策建议

  (一)分步将国有商业银行改制为多元产权主体的现代股份有限公司为了造成商业银行产权制度和经营机制的实质性转变,当务之急是建立现代公司制度。第一步,吸收有足够份量的非国有权益资本(民营企业机构投资者和个人以及外国资本),将国有商业银行改制为规范的股份有限公司,实现股权的多元化和异质化,国家股占比降至50%以下。第二步,进一步稀释国有股,使其占比降至30%左右(但仍保持第一大股东控股的地位)。第三步,择机上市。三个步骤之中最难的是第一位,因为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改革受到人们思想观念的束缚,还有来自各个领域的压力,但是,不迈出这一步,可以说几乎别无他路可走,早走比晚走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这也是国有商业银行建立有效公司治理结构的前提和条件。
  (二)建立公司治理结构应坚持的原则根据张维迎的研究,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应坚持以下原则。首先而且最根本的是,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应当尽可能对应,即拥有剩余索取权和承担风险的人应当拥有控制权;或者反之,拥有控制权的人应当承担风险。因为否则的话,“廉价投票权”会使得不称职经理人更有可能控制企业。这里,“廉价投票权”即指对结果不负责任的投票权。第二,经理人的补偿收入应当与公司的经营业绩挂钩而不应当是固定合同支付。换句话说,经理人应当承担一定的风险!尤其是最好让作为企业内部人的经理人持有一定的股份,成为内部股东,因为这样可以使得经理人的利益和外部股东的利益更好地一致起来。第三,如前所述,出资人应当拥有选择和监督经理人的权力。这一点也可以看作是第一点的推论,因为出资人才是根本和最终的风险承担者,也只有他们才有足够的激励去选择好的经理人、解雇差的经理人及监督经理人的表现。第四,为了解决投资者的搭便车问题,应当让所有权适当集中于大股东手中。当控制权集中在少数投资者手中时,由于占有企业利益的大部分,他们比控制权(如投票权)分散在很多投资者手中时更容易采取一致行动。大股东有动力去搜集有关企业的信息和监督经理人,从而可以避免搭便车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大股东还有足够多的投票权对经理人施加压力甚至通过代理人争夺战和收购来罢免经理人。
  (三)公司治理结构的目标模式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既是制度创新,也是组织创新。公司化改造之后的国有商业银行由若干战略出资人和众多中小股东共同组成股份有限公司,从制度上可以避免政府对其进行制度外的直接干涉。
  银行的资本来自股东,由股东组成的股东大会是银行真正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拥有产权支配权、利润分配权,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会;董事会作为股东大会的常设机构,拥有决策权,对重大方针政策进行决策;银行的高层经理人则由董事会聘任、负责日常的经营管理。同时,经理人的经营权受到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监督和制约。这样,银行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就能够有效分离,就可以按市场规律办事,追逐市场化的经营目标,有效应对加入世贸组织所带来的挑战。
  1.股东大会。由全体股东组成的股东大会是商业银行的最高权力机构。这是治理结构的外在部分。股东大会行使经营绩效的外部监督权。股权多元化后,国有股、法人股、公众股、外资股各自所占的比重是明晰的,可以形成相互制衡的次优产权结构和股东大会。股东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推选董事、董事长和经理人,享有投票权或最终决策权、知情权及利益公享权。国家依出资额选派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弱化直至消除政府的直接干预。同时,政府依市场规范,对商业银行实施必要的监管。
  2.董事会。董事会受股东大会委托具体负责银行的发展战略、重大投资决策、财务预决算、利润分配等重大事项,选聘和激励约束银行的经理人。董事会下设履行相关职能的专门委员会,如执行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财务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等,保护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借鉴国外商业银行经验,科学设计内部董事与外部董事、执行董事与非执行董事的构成比例。在考虑各产权主体依出资额推荐董事候选人的同时,尤其应注重设立并扩大独立董事在董事会的比重和份额,以体现银行的特殊性。从美国的情况看,金融类公司的独立董事比例为63%,高于整个样本62.2%的平均水平。对于银行来说,独立董事比例的增加不仅代表着公正和公平,而且代表着一种社会责任以及金融监管和利益相关者的要求。
  3.经理人。经理人受董事会的聘任具体负责银行的日常经营管理,并对董事会负责。可专注于完成董事会确定的各项计划和任务,并获得董事会的相应激励,使经理人的行为与银行的企业目标相一致,成为职业化的银行家,一心一意为银行的价值和成长服务。
  科学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以后,那些真正承担风险的资本所有者就会选择他们认为最具有经营才能的银行家来管理银行,真正的银行家队伍就可以逐步形成。

来源:金融时报    作者:熊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