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贸委运营国有资本的重要特点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因此,可以认为公司是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微观制度基础。“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结合”中的“管”,决不是传统意义上政府在企业之外进行的行政干预或行政审批式的管。出资人机构要“管”的内容是履行出资人职责该“管”的内容,“管”的方式是出资人履行股东权利的方式。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是深化国有
企业改革的核心问题。国有产权
问题涉及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牵动全局,有极大的难度。 1993年中央就提出了“产权清晰”的任务,虽然从中央到地方几经探索,但直到去年党的十六大系统地提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指导原则后,才把这项改革推进到了可实施阶段。 产权委托代理有效性问题
尤为重要
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必须与继续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放在一起考虑。国有资产管理最重要的是国有产权委托代理有效性的问题。目前尚存国有企业约18万户,一方面布局分散,与国有资本的特殊功能不一致。另一方面管理幅度过宽。即便由从中央到省、市、地三级约300个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履行出资人职责”,也会鞭长莫及,如果层层委托代理,就没有效率。
国有资本的流动是国家所有者为实现自己意志和获取不低于社会平均投资回报率的主动行为,因此必须在国家所有者直接操作和监督下进行。否则国有资本流失就不可避免。目前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的各种现象,本质上都与此有关。国资委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机构,主持国有经济布局的优化调整,为国有资本的有序流动而又不流失创造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国有企业有两种类型,国有资产管理有两种形态。
在进行国有资产管理时,可以把国有企业分作两类,一类是在某些特殊行业承担或部分承担公共责任的特殊企业,要保持“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另一类是竞争性企业,以赢利为目标,实现资产保值增值。为此,出资人机构管理和运营国有资本要承担两方面责任:一是在支撑国民经济增长、保障国家安全方面实现政策目标;二是提高国有资本运做效率,实现保值增值。与此相对应,国有资产管理应当有两种形态。
(1)对特殊公司的监控。极少数关系经济命脉、国家安全、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以及天然垄断行业的重要企业。如电网、电讯、军工、石油和大型基础设施等领域的重要企业属特殊公司。对这类企业出资人机构应直接持股、控股或独资经营,国有资本不能轻易撤出,保持对这类企业的控制力,即进行企业形态的监控;
(2)对普通公司的运营。在一般竞争性行业,出资人机构并不依恋特定的企业,而是以投资回报最大化和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为目标,不断优化资本布局,进行有进有退的调整。由“管企业”,逐步转换为“运营资本”。显然,国家投资和拥有股份的企业大多数属于这一类。
划分两类形态管理,是为了使各自有明确的目标,可以使用相应的管理手段和评价体系,便于准确地考核,提高监管效率。
特殊公司、控股公司和授权经营机构都类属于国有独资公司,按《公司法》可以不设股东会,但必须设立董事会、经理和监事会。尽管对它们的监管有某些特殊性,但决不能离开公司治理框架,退回到政企不分、所有权经营权不分的老路。
出资人机构承担监管责任,可以通过4个渠道进行:1.拟定或批准独资公司、授权经营机构的章程,决定它们的设立、分立、合并、清算等事宜;2.选择经营者——董事会成员,并决定其薪酬;3.签定业绩合同。这是出资人机构对国有独资公司和授权经营机构业务监管的重要手没4.出资人机构派出监事会,以业绩合同为准进行审计监督和业绩评估。监督结果报出资人机构,决定经营者的奖惩、去留。
建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
难点和风险
建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难点主要有4个方面。首先,面对庞大的国有企业群,鞭长莫及,即便中央和地市三级正政府分别管理,将约 18万户企业的国有股权分散给各个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每个机构也要面对500~ 1000户企业。党的十六大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与“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统筹考虑是十分重要的。但“抓大放小”,减少国有资本覆盖企业的数量,并不是短期就能做到的。
其次,缺乏良好的公司治理基础。由于中国缺乏公司治理文化,因此,目前的情况是,一方面国家所有权委托代理关系不清,激励不足,约束软化,内部人控制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另一方面,有政府背景的一股独大普遍存在,大股东行为不端正、小股东无能为力。因此实际上存在着一股人为扭曲公司治理的力量。
第三,新设立的出资人机构如何正确行使所有权。目前,国有出资人机构“用脚投票”的条件并不完全具备。在用脚投票不成、用手投票又难以解决问题的情况下,行政干预再度出现的可能性极大。
除此之外,也缺乏懂得和熟悉资本监督的人才。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牵动全局,推进改革必须注意防范风险。比如,政府机构不再干预后,如果国家所有权继续不到位,就会为企业内部人担制留出更大的空间,资产和效益的流失就再所难免;在实行“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结合”的情况下,如果出资人机构不转变为“管资本”,而继续沿袭隶属关系式的行政干预,成为“老板加婆婆”,那么就会把企业管死,退回到改革原点;在新的管理体制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权利,承担责任。在明确了产权责任后,如果地方政府为了保护所监管企业的利益而强化区域分割、市场保护,就会为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进一步设置障碍;国有资产管理机构难以行使产权责任。如果出资人机构的权力掌握不当或缺乏监督,比如出现争先“一卖了之”,或对经营者半买半送等情况,很快就会把可能用于解决或部分解决对职工历史欠账和银行不良债务的资源耗尽,那么就会进一步增加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负担,增加财政风险。
此外,要避免新形势下的政企不分。在政府部门不直接干预企业后,国资监管机构不能成为党委、政府、政府部门对企业行使公共管理职能的二传手。不能把政府必须承担的某些公共职能、过去政府管企业的某些做法通过国资管理机构这个“漏斗”重新灌到企业,形成新的政企错位,使出资人机构和企业的目标变得模糊不清。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一项牵动全局又十分复杂的改革,认真弄清改革的目标,以及所要建立的体制和机制,先立法、后行动,是改革取得成功除必须的。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本文根据作者最近一次演讲整理而成,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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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财经界 作者:陈清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