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治理结构入手改革国有银行


更新时间:2003/10/25 阅读次数:220

  编者按 刚刚闭幕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深化金融企业改革”。 由于国有的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占有了我国金融机构信贷类资产的70%以上,因此,“深化金融企业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深化国有银行的改革。
  在银行界及理论界,从产权入手改革国有银行是主流观念,发展一批民营中小银行也是当前比较流行的一条思路。在近日的“天则———华一秋季资本市场论坛”上,经济学家王大用提出一条新的思路,即从治理结构入手改革国有银行。他认为,先使产权多元化,再动治理结构的想法不符合我国国情;不碰国有银行体制,仅发展民营小银行,不能避免几年后的危机。他提出了建立二级法人结构的具体方案。
  王大用目前是国家开发银行分析与金融产品局局长,他曾在央行供职多年,深谙金融改革和金融监管工作。他提出的思路对于我们从多角度思考深化国有银行改革是有益的。
  银行体系高风险的问题已经成为威胁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最大隐患。由于国有的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占有了我国金融机构信贷类资产的70%以上,所以,我国银行业高风险问题主要源于国有银行。
  几年来,国家已采取了一系列化解风险的措施,但问题并未根本解决,国有银行的经营仍步履艰难,危机的概率在上升,关键是体制未从根本上改革。面对加入WTO后银行业竞争日益加剧的形势,再不下决心改革国有银行体制,也许我们将失去在稳定状态下解决问题的最后机会。
  能否选择正确的改革方案和改革步骤,将决定改革的成败。我主张从改革国有银行的治理结构下手。
  一、改革治理结构是改进管理的基础。
  研究我国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银行的治理结构问题,研究对象是尚无规范的公司形式的企业组织,所以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现成的研究结论,而是要借鉴其研究思路。
  企业治理结构的基本内涵,一是指由何人治理企业,二是通过何种权力结构来治理企业,三是企业治理的目标如何。三者是互相联系,互为因果的。
  企业的治理结构决定着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的目标和方式,行为目标和行为方式的特点体现在企业的经营战略、企业的内部文化以及企业的业务流程、管理制度等各个方面,从而决定了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效果。因此,要从根本上改善企业的管理和经营,必须改革其不合理的治理结构。
  长期以来,国有银行是政府实现自己筹资目标的工具,故政府用行政官员来治理国有银行。我国的行政官员是各级党委管理的党政干部,他们的个人行为目标是不断提升自己在党政官员阶梯上的政治地位,由官员所管理的银行只能是官营银行。官营银行的经营行为,不可避免地要为官员个人的政治目标所左右,要成为官员获取政治选票的工具。官营银行的内部治理结构是官僚体系式的权力分配结构,其企业文化是官商式的企业文化。
  随着改革的深入,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更加突出,而直接经营国有经济的职能逐步弱化。保护存款人的利益,维护社会安宁,成为政府对银行业监管的主要目的,从而要求把国有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显著降低银行业的风险。
  真正的银行必须由真正的银行家管理、经营,国有银行官办、官营的治理结构不能够从机制上保证这一点。具备了足够的专业知识、技能和从业经验的专业人才,仅是真正的银行家基本的资格条件,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行为目标和行为准则是把银行办好。而这一点,只有当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职业生涯目标与办好银行的企业目标完全一致时,才能实现。这就需要在体制上使个人的目标与办好银行的目标统一起来,就必须在治理结构上彻底改变国有银行高级管理人员行政官员化的局面。
  二、先使产权多元化,再动治理结构的想法不符合我国国情。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里,产权结构决定企业的治理结构,这基本上是毫无疑问。于是,在探讨我们这种转轨经济中国有企业的改革时,先实现产权多元化,再静候其治理结构自然改变,几乎成了主流的思维定式。但事实上,按此种定式进行的改革效果往往不佳。例如不少国有企业引进了其他投资人,甚至变成了上市公司,但政府并未放弃对企业的控制权,企业的治理结构基本上与原来的国有企业无异,产权多元化和上市不过变成了国有企业从其他投资人手里“圈钱”的把戏。治理结构没有改变,管理模式及管理绩效也不会有多少改进,上市圈来的钱不久就被低劣的管理吞噬掉了。
  转轨经济的政府若要实施对企业的控制,是不一定非要以拥有企业产权为依据的,政府完全可以依靠其拥有的强制性权力来继续维持其对企业的控制权。在管理体制上,政府只要不改变原有的对企业领导干部的任免权以及其他控制权,就能够令企业的治理结构依旧。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20多年,政府仍然把住控制权不放的行业越来越少了,但银行业的改革进展最少,政府的控制权仍然特别大。不仅仅是国有银行,就是已经是多元化产权的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也基本上大同小异,导致这些产权已经多元化的银行的管理绩效的提升比国有银行也强不了许多。
  举一个真实的例子:某城市把一批原有的城市信用社组合成城市合作银行,该银行从一诞生就是产权多元化的,但担任首任行长的却是那家经营最差的信用社的主任。在他的领导下,新银行不久就陷入了经营危机,面临倒闭。为什么非要让这个人担任行长,而不是别人?理由很简单,新银行的行长人选是由当地党委组织部门确定的。地方党政确定该新银行是具有处级行政级别的单位,行长应在各信用社主任的副处级以上干部中选拔。而在并入该银行的所有信用社的主任当中,只有这位绩效表现最差的人原是副处级国家行政干部,所以行长人选就非他莫属了。
  这不是个别的例子,它反映的是带有共性的机制上的问题,即产权的多元化并没有相应带来治理结构的改变。因此,以为只要改变了产权结构,国有银行的治理结构就随之变化,管理体制的改革和管理绩效的提高也能随之发生,这样的想法是太天真了,它距离我们的现实国情还太远,是难以取得真实的成功的。
  这样重大的改革,没有政府积极主动的推动是不可能前进的。政府推动的最重要的措施就是放弃自己原来拥有的控制权,按照《公司法》重组这些国有银行的治理结构。过去20多年国家在其他领域里成功的改革,也是从政府放权开始的。政府放权不等于放弃监管,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对于银行业来说,政府是代表广大存款人的权利来行使监管权的,但这是对银行风险管理有效性的监管,而不是对银行的直接控制。
  对于几家最大的国有银行来说,它们至今连公司的组织形式都没有,即使有民间投资人打算投资参股,它们都不能按照《公司法》来计算股份并保证股东的权利。如果投了资连一份明明白白的股权都拿不到,连个举手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都没有,还有哪个民间的投资人愿意稀里糊涂地为这些银行注资呢?如果连代表股东利益的董事会都没有,或者虽形式上有个董事会,但董事会连提名、讨论高级管理人员任免事项的权力都没有。作为民间资本,谁还愿意为这样的银行投资,做股东呢?可见,依法建立起公司的组织体系,是推进国有银行产权多元化的最基础条件。
  所以,国有银行目前都在积极筹备的上市工作,没有把改革治理结构放在首位,难免要走以往国有企业上市圈钱的老路,对改善这些银行的管理和经营不会产生多大积极作用。不放弃官营银行的企业治理结构,坚持简单地把上市或吸引其他投资当作改革,不能改变这些银行高风险的状况,这是既对存款人不负责任,也对投资人不负责任。
  三、不碰国有银行体制,仅发展民营小银行,不能避免几年后的危机。
  当前在经济学界比较流行的一条思路是,不碰国有银行体制,争取发展一批民营小银行,待到这些民营小银行发展壮大后,再逐步在市场上取代国有银行。
  对这条思路需要提出一系列疑问。
  首先,谁来发起建立这种民营银行?不怀疑会有一些民营企业有尝试的念头,但首先要问一下,发起办银行的企业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是希望办出一家健康发展的银行,仅仅为股东提供投资利润呢?还是想利用自己控制的银行为自己的企业或企业集团筹资呢?显然是后者的可能性最大。那么,一旦这样的银行获准开办,服务于企业集团内部的关联交易将成为这些银行经营的突出特征,实际上这样的银行从一诞生就是企业集团的筹资工具,是把广大存款人的资金拿来给股东使用,在经营上信贷风险高度集中的问题不可避免,一旦股东的其他企业经营失败,就会立刻把为其筹资的这家银行也拉下水,面对倒闭,而损失的是存款人的利益。十多年前在全国批准开办的四五千家城市信用合作社就是如此。
  银行业是承担很大的社会责任的一个特殊行业,银行的经营始终要把保护存款人及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放在首位,其次才是为股东创造利润,银行任何时候都不能成为股东为自己集资的工具。如果在法制上、监管上都还不能圆满地做到这一点,便盲目地推动私营银行的发展,将给社会带来新的灾祸。
  其次,新建几家小银行,不可能在几年内对降低整个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有多大帮助。银行业的高风险状况正在酝酿一场危机,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等待小银行慢慢长大,来化解到来的危机。
  新建的小银行如果是健康经营的,它们必然不应该是急速扩张资产规模的银行。否则,假如它们脱离了资本的逐步积累,脱离了管理制度的建设和完善进程,脱离了良好的企业文化形成的过程,迅速扩张其资产规模和网络范围,它们就是在高风险经营,就要办成坏银行,不但不能成为降低系统风险的健康力量,还要成为酝酿金融危机的新因素。如果这些小银行健康经营,资产逐渐增长,那么,等到它们在我国整个银行业占据值得重视的市场份额,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的。
  问题是,我国的银行业长期高风险经营,从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等积累的现状看,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正越来越高。我们必需尽快把问题化解掉,以避免走向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就是银行业长期的高风险运营。银行业的低素质管理,不仅带来银行业自身的高不良资产率、很高的流动性风险、低的资本充足率等等问题,还促成了经济泡沫的形成。当这些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放开了外汇管制、对外开放了资本市场、实现了本国货币完全可兑换之后,其金融业的高风险就暴露到高度流动的国际资本面前,几年内就演变成全面危机。我国当前的金融形势有些类似亚洲危机爆发前其他东亚国家的形势。
  国有银行在国内信贷市场上的份额仍然占70%以上,如果对这个体系不进行彻底、坚决的改革,一旦危机爆发,其中任何一家银行倒闭,都没有其他健康的银行能够通过并购来化解危机,都要造成广大存款人的巨额损失,并且造成信贷供给的极度短缺。在危机面前,国家要想救助这样巨型的银行,都将不得不牺牲宏观经济的稳定,或者形成巨额财政赤字,或者大量增加货币供应,这些将成为通货膨胀的原因。而大银行倒闭造成的信贷市场混乱及信贷供给短缺,将使经济进入衰退,不排除发生“滞胀”的可能性。总之,延误国有银行的改革,就意味着听任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到来,到了危机发生时再临时应对,代价肯定将十分高昂。
  我并不反对在监管到位的基础上新建一些完全民有、民营的银行,但是这条从边缘推进的路线无力在有限的时间内克服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因此,国家必须下决心组织改革国有大银行体制的攻坚战。
  四、改革治理结构的方案。
  如上所述,对我国这样的渐进转轨国家,银行业改革治理结构、变更产权和改进管理这三者之间,改革治理结构是前提,并且是政府能够操作的改革,这一步改革成功后,可以在市场的力量作用下使其产权多元化,并且使改革后的银行有了改进管理的原动力。
  那么,如何下手改革国有银行的治理结构呢?我主张把现在的一级法人体制的国有银行改成二级法人体制。将现在的每家银行建成集团公司,明确其作为国有产权出资人的法律身份;对该银行的所有经营实体,重组为一家或几家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股份公司,并建立公司化组织结构,实现专业化管理。
  这个方案的特点是分离了所有者的监督权和经理人的经营管理权,其中关键的一点是政府放弃对股份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直接任免权,而由集团公司以出资人身份参与公司董事会对这些管理人员的任免。
  这个方案能否奏效,以下配套措施非常要紧。建议为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建立国家存款保险公司;建议人民银行暂缓推进利率自由化的改革,保持较大的存贷款利差,使体制改革后的各银行有条件增加收入,核销资产损失;建议银监会规定更严格的贷款呆账准备金提取制度,区分一般贷款呆账准备金和特定贷款呆账准备金;建议财政部应允许各银行在纳所得税前提取一般贷款呆账准备金;允许各家银行自主核销贷款呆账损失,不要再经过国家税务部门逐项审批;控股公司从旗下的股份制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收取一定比例的税后利润,建立救助基金;人民银行可提供中央银行贷款支持国家存款保险公司;实行稳健而灵活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保证宏观经济稳定和利率水平平稳。

来源:中国信息报    作者:王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