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融资结构与公司治理结构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国有企业的产权主体多元化的问题实质上是融资结构的优化问题,而融资结构又是建立有效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鉴于我国国有企业融资结构与企业治理结构的现状,国有企业的改革应以融资结构的优化为起点,以公司治理结构的构建与完善为核心。
融资结构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企业的融资结构对公司治理具有重要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是决定治理结构模式的重要因素。西方的公司治理结构,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英美国家的股东主权加竞争性资本市场的治理模式,另一类是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银行导向型的公司治理模式。从融资的特点看,基本上可以分属于股权主导型和债权主导型两种模式。
英美国家的公司治理模式形成的基础是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公共证券市场的迅速发展。其特点是:(1)高度发达的证券市场,为投资者提供了方便和有利的投资机会和场所,呈现投资者众多,股权分散,流动性强等特点。(2)间接融资的有限性,使企业通过银行的长期融资变得困难,也就从另一方面促进了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3)机构投资者兴起,各种养老金、共同基金、保险、信托等成为企业筹措资金重要的中介机构,而且持股比例不断上升。到90年代,机构投资者已持有美国大公司股份的50%以上。
英美国家的企业融资对公司治理的影响集中表现在由于股权的高度分散,导致了两权分离条件下的经营者支配局面的出现。股东的理性选择一般是“用脚投票”。由于股权的流动性,导致了来自证券市场的接管压力成为对经营者制衡的一种重要机制。80年代以后,英美国家机构投资者的迅速兴起,出现了要恢复与经营者主权相对的所有者主权的主张,这也是英美公司融资结构的变化所带来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新特点。
德国和日本的公司治理结构明显地与债权性融资的特点有关,从而形成与英美国家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1)银行等金融机构持有公司较大比重的股份并为企业提供贷款,公司融资对银行具有较强的依赖性。(2)法人相互持股是日本公司融资的又一重要特点。相互持股一般发生在同一集团的各成员企业之间,这样不仅可以解决资金融通问题,也可以加强关联企业之间的合作,防止公司被兼并等。
国有企业的融资结构对企业治理的影响
我国国有企业的现实困境与治理结构的不健全密切相关,而融资结构又是导致治理结构缺陷的原因所在。我国国有企业融资体制的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财政主导型融资阶段、银行主导型融资阶段和多元化融资阶段。在多元化融资格局下,国有企业的融资结构仍然表现出许多问题。具体表现为 “三高”“三低”,即:外源性融资比例高,内源性融资比例低;间接融资比例高,直接融资比例低;债务性融资比例高,资本性融资比例低。
我国企业融资结构畸形发展,有以下几个原因:
1. 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滞后。产权主体缺位是影响整个国有企业改革成效的最大障碍之一,同样也是导致企业融资结构不合理的主要原因。到目前为止的国有企业改革,侧重于政府对企业控制的放松,而不是产权制度的变革,是在企业不存在产权主体多元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情况下,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由于企业产权边界模糊,产权主体缺位,经营者缺乏必要的产权约束,为企业过度的负债扩张提供了客观环境和主观动机。过去国有企业的一系列改革,没有从根本上着眼于产权制度的改革和企业资本生成制度的改革,也就没有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资本结构多元化、资本形成社会化和市场化等制度上的重构。
2. 金融体制改革滞后、银行信贷失控。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滞后,银行信贷失控是国有企业高负债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在全部金融机构的贷款中尤以国有专业银行的贷款比重最高。国有银行的信贷失控对于企业负债的形成无异于一道巨大的闸门,直接促使国有企业过度负债的形成,同时也使银行自身陷入不良债权的困扰之中,这主要是国有银行的体制改革滞后、制度创新不足造成的。国有专业银行的管理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在各级政府的行政干预下,信贷失控在所难免。
3. 社会资本转化为企业资本的机制不完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形成的居民收入格局的变化已形成了资本积累的社会化趋势,并为企业资本结构的多元化提供了基础,如果有充分的市场化机制就可以形成企业融资结构的多元化。但我国目前的市场化投融资机制是不完善的,社会资本通过市场转化为企业资本的渠道仍然狭小,连接社会资本和企业资本的始终以银行为主。虽然近年来投融资市场有了较快的发展,但相对而言,银行融资仍然处于优势地位,社会资金不能及时转化为企业资本,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的多元化和合理化就难以形成。
目前国有企业的融资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债权性融资的特征,理论上讲在国有企业治理中债权治理应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国有企业所有者和债权人的同一性,我国国有企业的负债不同于西方融资理论中的债务。在这种虚拟的契约关系下,经营者面临债务的潜在压力很小,破产机制也不具有威慑力,一些企业甚至利用破产来逃废债务。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并不能随负债率的提高而从所有者转向债权人,相反,由于信用廉价和债权治理功能的弱化,又会加速企业过度投资、过度负债。过高的资产负债率不仅导致企业沉重的利息负担和企业再融资的困难,从而使企业失去发展能力,也使得国有企业治理呈现出高负债下的债权治理软约束的特征,从而导致其外部治理机制虚化。
从融资的角度看,国有企业改革,是在没有触动企业产权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企业融资结构的生成机制,没有改变国家单一投资主体的性质。由于国有企业所有权主体的长期缺位,因此,企业治理主体实际上也就不明确,企业虽然受到来自主管部门的行政干预,但这种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下的行政化治理行为并不能有效解决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约束和激励等治理机制的不健全,最终导致经营者失控和内部人控制现象的出现。这种单一投资主体下的所有权治理主体缺位,使得国有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弱化。
国有企业融资结构优化与公司治理模式构建
由于国有企业融资结构的缺陷,导致了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的失效,并制约着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因此,以融资结构为起点,以企业治理结构为核心的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是适合我国国情的现实选择。
在我国现实条件下融资结构的优化,需要以发展资本市场为主的直接融资,重塑新型银企关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直接融资不仅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也是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必然要求。同时,鉴于目前国有企业的银行负债过高,而银行又不能对企业的行为进行有效约束,因此,通过资本市场的发展来促进企业融资行为的规范化,加大直接融资比重,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就十分必要。这样可以优化企业融资结构,为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创新奠定良好的基础。具体而言,直接融资的发展主要包括以下方面:(1)加快股票市场的迅速发展。股票市场的发展除了必要的速度和规模,要特别强调股票市场的规范,进一步加强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2)积极培育机构投资者,在加强管理的前提下,允许保险公司、各种社会保障基金等进入证券市场,加快投资基金的发展,吸引更多的居民进行证券投资,开辟新的投融资渠道,加快社会储蓄向投资的转化。(3)加快发展中长期债券市场,进一步规范债券市场交易,并适当允许设立一些区域性的“场外”交易市场。(4)在规范的前提下加快商业票据业务的发展,有步骤地建立区域性的和全国性的票据市场,提高票据的流动性,等等。
我国企业间接融资的规范也有赖于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从改革的进程和企业融资的要求看,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仍然滞后,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和企业融资的需要,在企业治理结构中也不能发挥有效的作用。因此改革的重点是:(1)加快国有专业银行的商业化步伐。商业银行是经营金融资产和负债业务的综合性金融企业。必须转变银行的经营机制,规范经营,防范风险,使国有专业银行真正转变成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性金融组织。(2)新的商业银行准入。新的商业银行的发展,将使我国的银行业从垄断走向竞争,这种竞争无论对金融业的发展以及提高银行的自身效率,还是对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参与公司治理等都具有积极的意义。(3)产融结合。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相互融合,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随着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产融结合将成为必然的趋势。同时,国有企业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以及硬化债务约束等,都对产融结合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应积极探索产融结合的有效模式,推动整个国有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融资体制的改革与融资结构的优化,应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结构创造有利的条件和基础。经济型公司治理模式的构建,首先必须有一个市场化运作的体制平台。我们认为政企分开、党政分工、社企分离是企业实现独立自主经营,根据外部环境和企业实际选择具体治理模式的三个基础性平台。其次,应按照公司制的要求,建立和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在治理结构的层面上,应强化董事会的核心作用,明确治理结构内部的责权利关系,合理分解公司的权利,在新老三会的关系协调中,应充分发挥职工在公司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不可忽视人力资本在治理结构中的作用。内部治理结构的健全,必须着眼于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的完善,以保证企业决策的科学性。再次,进一步培育外部治理机制有效运作的环境。应着重探索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包括产品市场、经理市场以及资本市场的约束作用的发挥。同时,充分发挥银行的监控作用,进一步探索银行参与公司治理的机制和模式。
来源:开放导报 作者:李维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