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收购(MB0)作为杠杆收购(LBO)的一种形式在发达的资本市场国家已经得到了普遍应用。在我国,管理层收购还处于一个萌芽的阶段,但是已经引起了理论界和实业界的关注。如何看待管理层收购,如何监管管理层收购以保证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利用交易程序设计保证交易的公平、公正,使资源有效配置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重点问题。
国外关于MB0的理论体系
国外关于管理层收购的研究已经能够解释包括动机、企业和行业特点以及时间性等各方面的特征,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主流的研究体系是建立在阿尔钦和伍德沃德(1987)理论基础上的一整套理论构架。他们的理论认为,企业的所有权和组织结构取决于其是否容易受到股东机会主义行为的影响。存在两种机会主义的行为:抢劫(Holdup)和道德风险。专属化的投资容易受到抢劫,他们的准租金可能被剥削。管理人员进行企业专属化(Firm-Specific)的投资,他们的报酬包括这些投资的收益或准租金。这些准租金的部分或全部可能被股东、雇员或其他利益相关人剥削。管理人员将被迫通过持有更多的股权或持有与经济业绩更密切相关的激励计划,来寻求对他们企业的专属性或行为专属性(Activity-Specific Investment)相关的准租金的保护。这类保护可以通过管理层收购得到实现。这些分析说明,对于那些管理人员更易于受到剥削,同时企业资产不具有可塑性,因而允许较高负债的企业及行业,发生管理层收购或者杠杆并购,并且能够通过这种并购创造价值。
在美国,另一种管理层收购的形式在70年代得到发展,越来越多的业务多元化企业集团(Conglomerates)寻求出售下属业绩不佳的企业。这些企业在进入企业集团以前往往是盈利的。而且,这些部门的经营者也相信,如果脱离企业集团,他们的企业仍然可以回到盈利状态。70年代中期以后,股票市场价值评估理念变化,已不再青睐业务多元化的企业集团,企业集团出售下属公司的数目戏剧性地急剧增加,管理层通过高杠杆融资购买企业成为流行的方式,1977年,这种出售占当时并购交易的53%。
我国一直存在着委托代理的问题,很多企业管理层为企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有些企业就是管理层一手创建和发展起来的。但是作为管理层,原有的报酬体制显然不能体现他们所创造的价值。学术界一直有改变现有国有体制的管理层激励问题的呼声。无疑,在目前国有资产“有进有退”的大背景下,管理层获得了更多的修改报酬合同的的机会,员工持股计划(ESOP)和管理层收购目前风起云涌,表现了管理层改变报酬合同的愿望。国外主流的关于MB0动机的理论显然可以解释目前我国MB0的动机。但MB0中涉及的国有股转让问题是我国所特有的,这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的交易程序和定价规则。我们的核心问题是防范“所有者缺位”条件下的“道德风险”,尽量减少“寻租”现象,因此交易程序比交易价格更为重要,实际的成交价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需要有完善的交易制度保障交易各方的利益。
充分信息披露对于管理层收购显然是不够的
2002年11月30日中国证监会出台配套文件,即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至19号5个文件,在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活动中,管理层收购首次被提出了详细的披露要求。美国对上市公司的收购行为有十分详细的信息披露的最低标准。由于我国公司并购多以协议转让为主,要约收购的案例很少,因此相关的法律对要约收购的信息披露要求和国外相比还显粗略。这5个配套文件的出台使我国未来管理层收购的信息披露的透明度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样与美国对管理层收购的信息披露要求已经极为相近。信息披露是证券市场的基石,充分的信息披露无疑会增加管理层收购的透明度,使交易中所隐藏的风险都充分的暴露出来,投资者才能对交易的公平性和交易风险、以及管理层收购对公司未来价值的影响作出判断。但是即使在管理层收购过程中的信息充分披露,市场仍然对目前我国的管理层收购的定价原则和交易价格存在争议,这也是目前我国管理层收购倍受争议的焦点。充分地披露信息,投资者规避风险的手段也只能是“用脚投票”,但是交易的价格是否合理?为什么管理层收购能够以每股净资产以下的交易收购控制权?这些问题显然不能通过充分披露信息来解决。
交易程序比交易价格更为重要
要分析MBO交易过程中价格是否合理,交易给各方利益的影响以及谁的利益更应该受到保护,首先要弄清楚MBO交易是以股东权益最大化还是公司法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从美国的司法实践看,在公司是为最大化股东利益服务还是最大化公司法人利益服务的这一公司治理根本问题的答案很模糊。美国的威廉姆斯法案和英国关于董事会行使反收购行为的限制性条款主要都是为了对董事会的权利和责任进行规范,如果出现了控制权的争夺,涉及到参与各方的利益,争辩双方往往在最大化法人利益和最大化股东利益的问题上争论不休,美国各州通过法院对各个判例“个案”具体情况的斟酌,保持规则的灵活性,从而可以在最大化股东价值和法人价值之间进行平衡。而欧洲和日本情况要明朗得多,以德国为例,德国董事会有两个层次,其中一个为顾问董事会(Supervisory Board),按规定必须有一半的劳工代表组成,类似MBO这类重大的决策必须取得劳工的支持。日本与美国和欧洲不同,他们没有政府的监管,日本经理更重视劳工的利益,他们的结构也类似于欧洲大陆的治理结构。这里隐含的意义也在于在收购过程中公司不能把最大化股东利益作为惟一目标,在股东利益和公司法人发生冲突时,德、日明确是以法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经理层、劳工的利益经常与法人的利益相一致,保护法人利益也就保护了交易中利益相关人的利益,他们认为这样做有利于企业长期的发展。而美国则是通过法院对具体案例权衡利弊,保持灵活性。
我国的管理层收购显然在内容与形式上都与国外主流的MB0模式不同,在美国,无论是通过协议转让或者是直接在市场上标购,收购者大部分是收购目标公司全部的股份进而下市,董事会和管理者对股东负有委托责任,这里涉及到的主要是董事会和管理者的委托代理责任问题。在美国的法律中对于控股股东转让股权的行为所做的限制也非常少。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独特的股权结构,大部分股份不能在二级市场流通,并且二级市场的价格往往是非流通股份的几倍,所以我国的收购一般都是针对非流通股权,采取协议转让的方式。
在我国,当收购人提出合理的价格,又能够为企业未来的价值增长提供新的驱动因素的情况下,如果交易不给外部的收购者参与的机会,管理层利用其与国有资产的代理机构特殊的关系取得公司的控制权,一方面有可能导致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的流失,另一方面也使资源得不到有效的配置,特别是目前我国的证券市场中,作为上市公司,其融资的权利本身就具有价值,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壳资源”。由于对企业上市规模和总量的限制,目前我国很多优秀的企业还不能得到上市融资的机会,我国的资源配置就是通过上市公司不断的重组来实现,那么如果不对管理层收购程序上加以监管,很多企业即使有符合上市公司未来发展所稀缺的资源,即使能够为企业未来的价值增长提供驱动能力,也不能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得到上市公司控制权的机会。所以目前我国的管理层收购对于国有股东利益最大化和法人利益最大化这双重目标都没有实现。
我们的结论是,对于国内企业的MBO要区别对待,对于不涉及国有股控股权转让的MBO,可以采用“双边谈判,协议转让”的方式;但是对于国有股控股股东退出来说,由于国有股权的特殊性使这种转让方式容易产生“寻租的行为”,应该在交易程序上有一些创新的安排。我们的建议是,引入招投标规则的国有股拍卖机制,但是针对我国管理层收购的特殊情况,我们认为还应在如下方面加以改进来适应我国管理层收购的实际问题。
作为控股股东的国有股显然不是以最大化国有股股东的回报为目的的,因为政府除了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目的以外,企业职工、债权人等一系列的利益相关人也是国有股股东考虑的问题,这些问题要比最大化国有股股东的回报更为重要。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应引进“评标”程序,评价每个出价人的综合价值,即出价金额加出价人能提供的“潜在价值”。采用“评标”程序,问题回到了起始点-主观随意性无法解决,参与人、规则等程序机制的设计成了解决主观随意性问题的关键。
首先,评标委员会的参与人应按既定的“价值取向”确定。若以各利益相关者利益的综合平衡为目标,集结于一点就是公司价值的保值增值,而为之提供驱动力和直接利益相关者是管理层与员工,他们理应成为评标委员会的一方当然成员;国有股东的代言人政府部门或其控制的董事会,作为所有者的代理人,也应成为评标委员会的另一方当然成员。但是实践中表面上利益冲突的双方可能由于政府寻租,双方都以牺牲虚置的所有者-国家的利益为代价达成妥协,所以有必要引进利益中立的第三方独立董事、相关专家和学者,作为独立判断的仲裁人,而且应占单数委员人数的1/2以上,以保障委员会决议的公平公正。在MBO情形之下,管理层作为出价人之一应该回避。
其次,美国的经验:Williams Act的相关内容也值得借鉴。对我国的MBO来说,当项管理层收购提出时,国有股股东作为控股股东有责任公布所有细节,公司从此进入标购程序,并且这项要约至少要保持一个时间段,比如20天或更多,这样一方面可以使投资者对于公司的信息有所了解,而且给很多潜在的竞标者时间,吸引尽可能多的竞争者参与,也可以起到威廉姆斯法案中提高股东收益的效果,给决策委员会更多的方案进行选择。
再次,可以允许国有股股东提出自己特殊的要求,充分保障国有股东的权益,但是最终的竟投规则由决策委员会制定。
并购后市场反应和公司行为变化
我们发现,我国的MBO大部分发生在一些现金流充裕的公司里。依美国的经验来看,高财务杠杆特征的管理层收购一般只发生在一些成熟的企业和部门,这些企业的特点都是现金流稳定,经营稳健。我国的MBO的特征也与国外相一致,其内在的逻辑也相同,公司现金流稳定,增长放缓,负债能力利用不足,通过债权约束改善公司治理,从而能够为股东创造更高的价值。第二个特点是当企业通过MBO以后,管理层代表的非流通股东由于面对高杠杆融资带来的偿债压力,完成MBO之后就必须大比例的分红派现,由于企业缩减了基于未来成长机会的投资,流通股东投资于未来的流通股价也不会有上涨的空间。这时,管理层通过协议转让拿到的非流通股控股权与非流通股在二级市场购买的流通股之间的成本存在巨大差异,分红政策使两部分股权的收益率也就呈现非常大的反差,流通股股东和非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冲突将更加凸显出来。
分红政策引发的流通股股东和非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冲突早已在我国证券市场中出现,只是由于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在长期博弈建立起的默契使这种冲突表现的不那么明显。因为非流通的发起人股东不能分享股票红利带来的股票价格变现价值,从而偏好高派现;而高价格投入的流通股股东偏好高比例的股票红利。分红政策引发的流通股东和非流通股东利益冲突在用友软件表现的十分明显。用友软件的分红方案曾经得到广泛的关注,用友软件公布2001年度优良的业绩(每股收益0.70元),以及每股派现0.6元(含税)的高现金红利政策后,股价却出现大跌。许多二级市场投资者对此方案颇为失望,流通股东表示严重不满。表明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对红利政策的严重分歧。这些冲突不明显只是因为大多数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迎合外部流通股股东的股本扩张偏好,控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的红利分配冲突没有引起关注。
这些冲突揭示了《公司法》等法律制度、公司章程等内部金融合约和招股说明书风险披露方面存在的问题,呼唤以存异而求同的求实创新精神调整法律制度,提出金融解决方案。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尽管法人股不能在A股市场流通,但由于存在法人股交易市场(STAQ和NET),股份公司设立时加盟的法人股通常溢价投入;前一个时期,由于传闻法人股上市流通,法人股拍卖价格均为溢价。说明上市前的投资成本与流通性显著相关,与私募类似。90年代中期以后,法人股市场关闭,股份公司设立时加盟的股东及企业创始人的股份均属非流通股。因此,非流通股与流通股实际上属于不同类型的股份。
但《公司法》将非流通股与流通股视为同类普通股,赋予相同的权利-同股同权同利,为日后的分歧留下隐患。例如,流通股股东对公司上市发行定价和二级市场交易定价都以发起人股份不能上市流通为前提,因此,对国有股按市价减持流通不能接受,负面反映强烈。
在企业MB0过程中,我们认为应该正视我国流通股股权和非流通股股权的不同现状和不同特点,通过出台新的监管措施保障流通股股东的权益或者设计创新的金融解决方案来解决各利益相关人之间的分歧。企业管理层通过高杠杆融资收购非流通股权,应该增加流通股股东参与决策的机会;或者企业通过金融创新的金融工具避免相关利益人之间的利益冲突。
在非流通股是否上市流通尚不确定的条件下,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分歧将继续存在。从金融实践角度,需要根据流通和不流通两种情景,提出合理分配权利的金融解决方案,而不是简单地限制控股股东股权比例,强制股权分散。
1.MBO交易过程应该充分暴露交易对于流通股东的风险,特别是对可能的重大的资产变动和未来股利政策方面的影响,在信息披露中要增加交易对公司影响的强制信息披露标准,使流通股股东能够认识到公司MB0后公司在金融特性上的变化,由此一些偏好高分红派现的股东会被吸引投资公司,例如社保基金等机构投资者,这样也有助与消除流通股东和控股股东间的分歧,不会发生流通股东要求高增长而控股股东偏好分红的利益冲突现象。
2.非流通股与流通股权利分歧的金融解决方案需要相应的法律制度支持。早期制定的《公司法》无视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权力的实际显著差异,过于强调同股同权,限制了投资者之间的合约条款灵活设置,甚至形成硬约束。例如,实际上,股票类型及其权力设置是投资者之间事情,在股权流通性分割的条件下,需要金融创新解决方案。例如,设计差别的红利政策供投资者选择。成熟资本市场上,上市公司创始人股东为保持股权集中和控制权,往往设置不同表决权(DifferentVoting Rights)股份(Dual/multiple ClassShare),形成一家公司,两种普通股的“一国两制”现象。
因此,有必要修改和完善《公司法》,放松对股份类型及权利设置单一化的限制,允许一家公司存在多种类型的普通股。MB0过程中,可以考虑将管理者通过转让持有的非流通股视为可转换普通股——转换为流通股普通股,按照流通和不流通两种情形,分别设置非流通股的权利和折股价格等转换条款,事先向流通股股东明示。例如,在没有上市流通权之前,按现行投资的会计成本折股,并在公司盈利时,分配现金红利;如果获准上市流通,则按私募股权常规的上市价值折扣率转换为流通股,减少日后与流通股股东的分歧和争议。
我们把粤美的、宇通客车、深方大、洞庭水殖、武昌鱼、佛塑股份、胜利股份几个发生MB0的公司按照流通股加权的方式形成一个组合,通过分析组合收益我们发现,MBO组合收益一直弱于大盘走势,特别是2002年6月以来武昌鱼、佛塑股份、胜利股份先后提出MBO后,证券市场十分关注MBO,这一组合的收益出现的明显的下降,甚至有人提出了“MBO概念股”的说法,一旦公司公告实施MBO,股价就出现下跌,说明投资者并不认同目前的MB0,纷纷通过抛售表达自己的不满。而流通股股东恰恰担心由于管理层沉重的债务压力所带来的高比例现金分红和可能的“掏空”公司的行为会给投资带来风险。
本文认为,应该加强对于并购后公司关联交易的监管,管理层也应该通过建立完善独立董事制度等公司治理措施取信于投资者。
来源:资本市场 作者:朱武祥,李犁,姜昧军
